1989年1月，25歲的呂嘉揣着300美元，從北京抵達柏林。那之後的20多年，他在意大利維羅納國家歌劇院擔任藝術總監，在歐洲各地工作生活，身上多了很多“第一”的标簽——他既是第一個在意大利歌劇院擔當總監的中國人，也是第一個指揮美國芝加哥交響樂團的中國指揮家。
十年前，他放下歐洲的一切，選擇回國。在2012年國家大劇院的“龍鳳呈祥：全球華人新春音樂會”上，呂嘉以國家大劇院管弦樂團首席指揮的身份登台。那時，他想給自己一個挑戰，把20多年來在歐洲樂壇累積的經驗與方法，以及歐洲樂團的制度與規範帶到中國，親手調教出一個高水準的中國樂團。
2022年3月，呂嘉在國家大劇院執棒了兩場“十載嘉音”音樂會，紀念他與樂團走過的十年。
音樂會選了瓦格納《紐倫堡的名歌手》和《特裡斯坦與伊索爾德》中的管弦樂作品，以及布魯克納《第九交響曲》。在他的執棒下，國家大劇院管弦樂團呈現出了歐洲樂團的音色。
演出當晚，劇院外排着長隊，戴着口罩的觀衆接受防疫檢查。疫情三年，這樣的場面，是國家大劇院的常态。“大劇院有四個廳，隻要有演出，就是全滿，這在以前是不可思議的。”呂嘉對第一财經坦言，這十年，他與樂團幾乎是從零開始，走了很多别人沒走過的路。他見到了樂團和自身的成長，也看到這十年中國古典音樂市場的急速變化。
坎坷與幸運
如果不學音樂，呂嘉極有可能會選擇他喜歡的實體或數學。
他出生于上海一個音樂世家，父親是總政軍樂團指揮，母親是歌唱家。11歲跟随父母到了北京，他才開始正式學音樂，15歲就考上了中央音樂學院附中。
當呂嘉考進中央音樂學院，師從中國第一位女指揮家鄭小瑛，是當年指揮系唯一的學生。鄭小瑛對這位得意弟子的印象是聰明，但貪玩，不用功。呂嘉記得，那時候自己沉迷文學，泡在學校圖書館，把所有能借到的哲學著作和世界名著全都看了個遍。日後回想，他對于音樂、哲學與曆史的融會貫通，恰來自于那段時間“雜食”般的閱讀。
去德國柏林藝術學院深造，是呂嘉人生的轉折點。1989年大年初一，他帶着隻夠幾天住宿費的錢就去了柏林，到處借宿，洗過盤子，當過搬運工，也睡過地鐵口的台階。
“像我這個年代出生的，見過很多社會的變化，但真正自己吃的苦和坎坷并沒有多少，更多的還是幸運。”呂嘉說，當年的5月，他就因為看到一幅海報，徹底改變了命運。
那是一張安東尼奧·佩德羅蒂國際指揮大賽的海報，他報了名，卻因為名額太多，被安排為替補。
參加比賽的過程也戲劇性十足，從替補到正式參賽，他經曆了各種擦肩而過的可能——先是拿不到簽證，好容易到了當地，被黑司機宰，身上的錢花光，火車延誤，差點錯過最後的報到時間。有驚無險地進了比賽，經曆五天賽程，年齡最小的參賽者呂嘉拿了冠軍和評委會特别獎，獲得12000馬克獎金，接連不斷的演出邀約開始湧來。
“比賽這件事，起碼有20個節點，隻要當中任何一個節點出問題，我的人生就是另外一種寫法，這也是人生有趣的地方。”呂嘉說，從那時起，他才認定音樂是終生的事業。
比意大利人更意大利
賽後第二年，呂嘉在意大利佛羅倫薩歌劇院院長的引薦下，出任意大利特裡埃斯特市國家歌劇院音樂總監。
“這家歌劇院幾百年曆史以來，從沒有一個中國指揮家來過。”呂嘉說，他不僅是東方人，還是樂團曆史上最年輕的總監。盡管樂團裡有人懷疑，也有人不屑，但更多人對他充滿着好奇和期待。
每天排練後，老資格的樂團成員拉着呂嘉吃飯喝酒，一聊就是三四個小時，給他講了很多托斯卡尼尼那一代指揮家的故事和經驗，“現在看來，那些聊天都是極其寶貴的财富。”
在歐洲，呂嘉被評價為“比意大利人還要意大利”。他曾經糾正一位意大利女高音的吐字發音，起初女高音不接受，呂嘉跟她探讨整部作品的音樂色彩，不能因聲音而犧牲掉語氣的精确性和台詞的表達，女高音心悅誠服。
直到現在，呂嘉仍認為做好一位指揮是很困難的，音樂史上，很多著名指揮家都是從助理做起，一點點攀上指揮台。但他一開始就站在了總監的位置上，以不同的視角統領全局。
他擁有極為敏感的聽覺，能敏銳把控音樂的色彩，像調色一樣依靠耳朵和經驗去調整一個樂團的色彩。他之是以能在歐洲歌劇界出類拔萃，是因為歐洲大部分歌劇指揮最早都是鋼琴指導出身，而他身上，則有紮實的交響樂指揮基本功。
在歐洲的20多年，呂嘉掌握了五六門外語，這是他指揮不同國家歌劇作品的先決條件。他在歌劇和交響樂上的曲目十分廣泛，從德奧古典音樂到晚期浪漫派作品，從法國印象派到俄羅斯、意大利的古典音樂及浪漫歌劇，直至現當代音樂都有涉獵。
意大利《共和國報》曾評論呂嘉，“他對意大利歌劇的傳統、歌詞、舞台、特别是對于聲樂的引導和精确了解，讓人感到吃驚。”《德意志南方報》則評論：“意大利國家廣播交響樂團在這位年輕指揮家的帶領下，散發着如詩一般的細膩和意境，他将成為世界上最好的指揮家之一。”
20多年裡，他在歐洲、北美、南美、大洋洲以及亞洲等地指揮過700多場音樂會和歌劇，這個數字，放在世界範圍也是少見的。
回國的指揮狂人
“中國的古典音樂環境跟歐洲相比，确實有很大差距。”呂嘉回想起十年前，身邊朋友勸告他，既然已經在意大利功成名就，可以安心享受接下去的生活。
意大利的歌劇市場比中國更成熟，觀衆數量更多。他也清楚，如果留在意大利，工作之外就是享受生活，朋友聚會，假期旅行，美食美酒，自由自在。
反觀當年的國家大劇院管弦樂團，是一支剛成立的新團，無論演出經驗、曲目量，甚至是樂器，都無法跟國外任何一支樂團相比，新面孔新環境，充滿未知。
“B型血的藝術家就是下決定很快的。”說起當初的決定，呂嘉說，他完全明白當時即将面對的挑戰和困難，但他更清楚一件事，“在意大利，我隻是他們音樂曆史中的一份子。如果回到國内，我可以創造實作一些新的價值。”
老朋友餘隆早在1992年就從德國學成回到中國，1998年創辦北京國際音樂節，接着又建立中國愛樂樂團，五年後帶着樂團到歐美巡演。這些變化，呂嘉都看在眼裡，他也不斷受邀回到中國執棒。
“中國古典音樂市場的變化非常大。首先是全國的劇院、歌劇院、音樂廳，就近千個，交響樂團現在有80多個。”呂嘉說，留在歐洲是“按部就班，什麼都不用考慮”，但回到中國則是全新的可能性，無論時間、精力的投入，都将是過去的數倍。
“我沒想過要成就一番大事業，隻不過是把自己活得更潇灑一點，别人因為你更加開心，就夠了。”呂嘉說。每一次跟樂團排練完，他都會做一個飛吻的手勢，說一聲“你們是最棒的”，感謝大家。
這十年，呂嘉帶着國家大劇院管弦樂團舉行了八個音樂季，這支兩栖樂團橫跨交響樂與歌劇，迄今演出了30部歌劇，兩次赴美巡演，對一支年輕的樂團來說，演出的密度之高，掌握的曲目量之廣，完全依賴于掌舵者呂嘉的高強度投入。
人們稱他為“指揮狂人”。最密集的時候，他上午排歌劇，下午排交響樂作品，晚上又登台演出，全天不停歇。他對樂團的要求是，不光要靠技術，更要有對聲音、音色和句子的品味，要互相合作，和聲的轉換要靈動。
十年成長
樂團長号首席劉爽看到呂嘉作為指揮的不易，他們是一支兩栖樂團，橫跨交響樂和歌劇，這就要求指揮家“既要掌控樂團、音樂和舞台，又要有一定的語言天賦。”
中提首席莊然記憶中最觸動心靈的演出，是勃拉姆斯《第三交響曲》。在台上演出時，她似乎分裂成兩個自己，一個在台上，一個在台下，“被旋律、和聲包裹着，幾乎要流淚。” 大管首席姬晶晶印象最深的是樂團第一輪演出普契尼的歌劇《托斯卡》，從舞美到音樂到合唱，嚴絲合縫，效果很震撼。
在呂嘉眼裡，這支樂團是年輕、朝氣、激情、熱忱的，他帶着這幫年輕人，從普契尼的《托斯卡》到瓦格納的《羅恩格林》《漂泊的荷蘭人》，到威爾第的《奧賽羅》，直至《紐倫堡的名歌手》，創造出歌劇演出的一個個裡程碑。他記得很多樂團十年裡的閃光點，舒伯特《第九交響曲》演得酣暢淋漓，布魯克納《第六交響曲》在南韓巡演，“轟動了南韓音樂界”。
樂團去美國巡演時，呂嘉觀察，來的觀衆都是當地的資深樂迷。美國《音樂評論》對他們的評價是，“樂團和指揮完全掌控了德沃夏克色彩斑斓的第八交響曲，也掌控了整個交響樂中心的舞台。”
這十年他眼見中國古典音樂市場的規模變得龐大，觀衆數量與中國歌劇原創力一起迅速增長。僅國家大劇院，從建院至今排演80多部歌劇，其中二、三十部是中國原創歌劇，大劇院委約創作的交響樂作品也有數十部。呂嘉說，他是與中國創作力最旺盛的一代人一起成長。
疫情阻擋了樂團原本的北美巡演計劃，卻也開啟了新的“雲演出”時代。2020年4月，國家大劇院首開線上音樂會，截止當年12月，四大線上系列演出播出42場，總播放量超過12億次。
疫情後，随着劇院的逐漸開放，呂嘉更能感受到，“老百姓對高品質演出是很熱情，很迫切的。”未來，他想以歐洲好樂團的目标繼續帶領樂團走上國際，“音樂上還想達到一個新的高度。”
上個月，呂嘉接到恩師鄭小瑛的電話，“她告訴我，她又開始創業了。”93歲的老人激動地說，廈門的“鄭小瑛歌劇藝術中心”開幕，她要登台指揮首場演出。
“鄭老師93歲都能再創業，那我們這一代，還能再指揮40年。”呂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