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舊時光》作者周诠與瑞典詩人、小說家謝爾·埃斯普馬克
五十歲倏然而至，就像夢一樣。不要說三十年前，就是十年前遇到過五十歲生日的朋友，我往往嘴上向他表示祝福，心裡也對他寄予同情，暗自感歎——瞧，這位都五十歲了——如今，我也開始被人同情了，或者說生命進入了被同情的階段。
二十歲時，我青春年少，騎着單車從縣城街上橫行，覺得劃過的空氣都是新鮮的、有活力的，但凡遇到自行車上裝有兒童座椅的飲食男女，就覺得他們世俗、老邁，仿佛跟自己是兩個世界的人。十年後，我自己的車座也加裝了兒童座椅，融入了接送孩子上幼稚園的大軍。這就是時間的意義。就是人生。如今，我兒子已到我橫行的年齡，再過三年五載，也許我就要做爺爺了，真有點兒想不通。盡管你沒覺得老，盡管你雄心勃勃，盡管你并沒做好“知天命”的心理準備，但是一個不争的事實告訴你：你已不再年輕。
到五十歲才有一點經曆感，這本身也許就是個敗筆。跟八九年出生的蔣方舟相比，我好像是白活了——方舟在課堂上說，“這兩年覺得自己老了”（其實她才二十七八歲）——令人不明是以，無地自容。但是你還得活着，笑着活着，笑着迎接自己的五十歲生日。
1
我的童年和少年時期的大部分時光都是在農村度過的。在鄉下老家，夫妻當中有一個人在機關上班，這個家庭被稱作 “單職工”家庭。我生活的家庭就是這樣一個家庭。父親教書，母親務農，是絕對意義上的“單職工”家庭。就算母親後來去學校當炊事員，家庭性質并沒有發生改變。這個家庭給予了我所能給予的，不能給予的你當然無法奢求。
小時候我是個乖孩子，比較聽話，幹得最冒頂的事就是趁父親午睡時，偷偷從炕上爬起來，蹑手蹑腳溜到街上，跟小夥伴們去黑河遊泳。遊泳的地點有兩個，一個叫“小石片”，另一個叫“大石片”，都是因為河裡有一塊大小不等的石片。“小石片”在“大石片”的上遊。那時候，我們沒有“遊泳”的概念，把“遊泳”泛稱為“洗澡”，一張嘴就是——“走，洗澡去！”其實，我們說一個人會不會“遊泳”，隻用“會水”這個詞，往往這樣問答：“你會水嗎？”“隻會‘狗刨’。”問的人氣宇軒昂，答的人羞羞答答——因為不會标準的自由泳和仰泳。那時候，家裡要求我午睡，禁止遊泳或洗澡，大概是為了學習和安全的需要。
父親是一名教師，後來做了校長，他的威嚴是出了名的。學校裡最調皮的學生都怕他，但凡遇到他一瞪眼，立刻歇菜，小臉煞白，大氣不敢出。我對他的恐懼由來已久，挨打時一步都不敢跑。但是，我仍然禁不住夏日裡去黑河遊泳的誘惑，故偶有“偷泳”一幕。好在，大部分時間父親沒有發現我的行為，個别時候發現了，也沒有對我拳腳相加，這一直是我幸運和不解的地方。也許他認為“偷泳”無關緊要，無傷大雅，或者黑河水淺，不會傷及性命。
關于理想，一個親戚曾問我：你長大了想幹什麼？我答：當司令。引來大笑。不知道為何有此一答，但是我敢保證，我說的司令絕非“造反司令”。盡管當時處于“文革”時期，但是我年齡尚小，把秩序搞亂從中漁利的腦子還沒長出來。
父母是對孩子成長影響最直接也是最大的人。父親身為人民教師，大概在不自覺地追求“學為人師、行為世範”，是以在教育子女方面絕不含糊，從不護犢子，遇到小夥伴的家長到家裡告狀，他必是當面打我一通——這種時候不多，但足以令人記憶深刻。那時，他脾氣暴戾，跟媽媽相處得不和諧，一句不合就讓家裡蒙上戰争陰雲，而翻雲覆雨的權柄也攥在他手裡，我們隻有挨淋的份兒。當然，父親要是想讓你高興，他的機智和幽默也是出其不意的，瞬間就可以把家庭氣氛營造得妥妥的，他有這個權力和能力。對己嚴，待人寬，這大概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是沁到骨子裡的。
我母親是個逆來順受的人，但也有揭竿而起的時候。而且，她“起義”的一刻也相當憤怒，時常失控，弄得自己都不好收場。這一點我繼承了她的基因，忍氣吞聲時似一隻羊，忍無可忍的時候就“狼性”畢露，想把人咬死，天王老子也不成。當然，我發脾氣的時候為數不多，沒遇到天王，隻遇到老子，是以沒有殺身之禍。生活的外衣就像一張風幹的牛皮，你無力掙脫它的束裹，也無法洞穿它，洞穿它就意味着你要失去完整，進而面對雪雨和冰霜。有作家把它叫做“過生活”，換句話說就是“熬日子”。熬日子也像是在嚼牛肉幹，雖然你牙口差，但是畢竟還有的嚼，總比餓着強，是以還得忍。
我愛我的父親母親，自以為也算孝敬，但是此文我無意于讴歌母愛和父愛，我隻是在講他們對我成長的影響。
祖父更是一個嚴厲的人，他的兒子們都非常怕他，怕到不敢叫“爸爸”的程度。這個我深有體會。祖父是一名共産黨員，大公無私，一身正氣，村裡想找便宜的人都躲着他走。姑姑和嬸嬸到地裡打豬草，路過公家杏樹地時，順手撿了兩枚早熟、落在地上的香白杏，都難逃他的訓斥。據說爺爺動怒時一臉嚴肅，二目圓睜，五音震撼，吓得在場者隻有低頭認錯的份兒，絲毫不敢辯解。爺爺類似的故事很多，不知道這算不算給我的最初的廉政教育。
印象中，外婆熱情厚道，是對我性格形成的另一個重要人物。上世紀七十年代，各家生活水準低，鄉下農村更是缺吃少穿，吃炖肉、做豆腐是過年才有的事。端午節充其量吃兩顆雞蛋。遇到家裡來客，外婆傾其所有，有什麼上什麼，而且還一個勁往人家碗裡夾好吃的，絲毫不顧忌孩子們的“感受”。成年後，我一度以為給人家“夾菜”是一種“陋習”，是一種“甜蜜的負擔”，後來這想法得到糾正——那首先是一種美德，是一種熱情，是一種“義”，其次才能讨論該行為的“文明”程度與合理性。大概二十年前，我曾跟一名同僚去他家吃飯，路上他買了隻燒雞，回家後放到冰箱裡，從始至終我們都沒見到燒雞的影子……這是我外婆永遠也做不出來的事情。受她老人家的影響，我在幾個機關上班時，都曾把要好的同僚請到家裡，上好茶、喝好酒、吃好肉，把他們當成家裡人。
我也算是一個“愚忠”的人，甭管是受了誰的影響。國小二年級，在村裡一個遠房親戚的啟蒙下，我和兩個小夥伴玩遊戲，用夾襖蒙上頭，從十字街頭的闫家門口往南跑，看誰先跑到車站……結果，跑了沒多久，小夥伴們從襖的包裹中扯開一條縫兒，偷偷看路，或者幹脆脫下蒙在腦袋上的布衫，而我始終在跑，在盲跑，跑呀跑，跑偏了，一頭撞在大橋北端的水泥墩子上，險些摔了下去。鮮血模糊了我的臉，去醫院縫了三針，導緻嘴唇左上部留下了疤痕。我就是這麼傻。那次沒掉進河裡已算萬幸，因為掉下去的地方是河岸，沒水，隻有沙石地，一丈多高的落差，掉下去多半挂了。不挂也得折胳膊斷腿，殘疾了。忠于諾言，忠于規則，到了“愚忠”的地步，往往就是缺心眼。我就是這麼一個缺心眼的人。
總體上還算正直，還算厚道，還算實事求是，這是我對自己的評價。這一評價從無到有，從虛到實，伴随我成長，伴随我讀書、寫作，成為一名所謂的“作家”。
2
我的文學夢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最早萌生寫作沖動源于王朔，而最早喜歡文學則得益于一篇報告文學（作者好像是徐遲，文章記不清了）。讀報告文學時我讀高中，還做了筆記，深深感受到了文學的魅力。也許，那時我還不知道“文學”這個詞彙，但是确實被它吸引了。高中時讀的書非常有限，小說有《新星》《巴黎聖母院》，傳記有《蔣介石》。大概四五年後，在我參加工作的第三四個年頭，作家王朔脫穎而出，一時出現“王朔熱”，我旋即成為他的擁趸，有了捉筆寫作的沖動。一年以後的1993年，在連禾老師的指導和幫助下，一篇題為《父愛》的小小說在《北京日報·郊區版》發表——那是我的小說處女作。發稿編輯是張登浩先生，如今已經作古。多年來，我一直視連禾先生為我的文學引路人。
在報上發表了四五篇小小說，大概是1994年夏天，在學功先生（我一向稱作“二哥”，那時他寫詩和小說）的介紹下，我認識了華夏先生。那時候，華夏作為延慶作家發表了大量文學作品，散文頻頻見諸報端，有的還被《讀者》《青年文摘》轉載，是當時延慶首屈一指的作家。他的散文《三個人一雙眼睛》廣為流傳，後來入選全國中學生課外讀物。我們是在一個西瓜攤上認識的，當時他留長發，挺拔，白皙，很有藝術範兒，有點像崔健。華夏先生人很平和，熱忱，對文學同道頗多鼓勵。大概就是在那一年，我開始寫作短篇小說，陸續有了《酒膽英雄》《我的妻子劉德華》《兩極》。他把《酒膽英雄》推薦給《北京文學》，承蒙執行主編章德甯老師厚愛，這篇八千多字的小說在兩年後刊登。《我的妻子劉德華》深得華夏先生贊賞，他讀後的感覺是“被震住了”，感覺文壇“殺出一條北方的狼”。他把這個感覺跟夫人講，第二天又跟我講，并給我起筆名——“北狼”。我驚喜得有些不适，誠惶誠恐。他把這篇小說推薦給山西作家王祥夫，很快登在了《北嶽》上，但是還嫌不過瘾，又推薦給了《當代人》，不久在這本原本稱作《河北文學》的雜志上發表。據華夏先生說，雜志副主編譚湘到大學講課，經常拿這篇小說舉例子。
華夏先生在幫我推薦作品方面不遺餘力，章德甯老師從《北京文學》退休，他介紹我認識繼任者楊曉升老師，還把我的小說推薦給《青春》，推薦給《作品》，推薦給《當代小說》，使得我的習作得以順利在這些雜志發表，成為我1998年加入北京作協的重要砝碼。認識楊曉升老師後，我先後在《北京文學》發表了三部中篇小說，這又為我2017年敲開中國作協的大門提供了可能。
通過華夏先生，我認識了很多編輯和作家，跟作家海男、艾雲、周曉楓通信或通話，跟王祥夫、于愛香、邱華棟老師見面，都得益于他的介紹和引見。
多年來，我視華夏先生為我寫作上的良師益友，他是我的貴人，恩人，我也很争氣，沒有做他文友中“多餘的人”。
也是在1994年，我認識了閻連科老師。那年夏天，我在《收獲》上讀到《天宮圖》，讀後激動不已，提筆給作者寫了一封信，寄給了《收獲》。一個月後，我收到了閻連科老師的複信，這封信令我感到意外、驚喜。那時閻老師剛調到北京不久，信中給我留下了他家裡的電話，但是我輕易不打過去，怕影響他寫作或休息。我懷着激動的心情跟閻老師通信，并邀請他來延慶作客，後來他答應了。當我把這件事告訴華夏先生，先生驚詫不已，覺得有傳奇色彩，他把此事跟學功和利華（華夏先生親哥，家裡排行老二，詩人）兩位“二哥”，他們也挺驚訝——竟然能把閻連科請到延慶來——一時對我贊賞有加。其實，當時我寫那信并沒有認識閻老師的奢望，也沒有其他什麼想法，隻是感覺《天宮圖》太震撼了，路六命的命運太凄苦太悲情了。
那兩年，閻老師的小說在國内大型文學期刊上頻頻亮相，要麼是頭條，要麼被轉載，要麼既是頭條又被轉載。從“瑤溝人”系列到“耙耧山脈”系列，閻老師的小說篇篇精彩，部部耐讀，是當時炙手可熱的中國作家。那時候，華夏先生和兩位“二哥”都在看閻老師的作品，并視他為“實力派”作家，故而對我跟閻老師的結緣表示驚訝。現在想來，這是完全可以了解的。做個不很恰當的比喻，一個初學寫作者認識閻連科老師，就像一個年輕幹部坐地鐵，一擡頭發現了省長，當然會被吓一跳。這種事機率很低。
閻連科老師為我的文學寫作打開了另一扇門。他對文學的了解是深刻的、立體的、多元的，語言和文學表現方法也是獨到的，無法可仿的。但是出于對他的熱愛，我還是要仿，不自覺地仿，并把習作寄給他，而他也能抽出寶貴時間讀我的破爛文字，提出修改意見。我修改後，他又幫助我把習作往期刊上推薦。由此我認識了《小說家》的聞主編和康老師，《兩極》得以在該雜志發表，并在多年以後成為我在人大學習時交的一個作業，受到盛可以和姚良兩位同學的肯定。在閻老師的幫助下，我還認識了《收獲》的副主編鐘紅明老師，隻是功力不夠，到我五十歲生日的時候，還沒有一篇作品登在《收獲》上。
寫到這裡，突然想起一件事，華夏先生曾把我的一部中篇小說推薦給《十月》，該作深得副主編周曉楓老師的喜歡，隻是沒有過主編那關。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收獲》上，鐘老師喜歡《暗器》，程主編覺得尚欠點兒火候，是以無緣發表。
我要記述的作家還有孟廣臣先生。孟老師是延慶老作家，一向被公認為是延慶文學的旗手，也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鄉土文學的代表性人物。他和浩然先生是同時代的作家，他的《王來運經商記》擺在新華書店的時候我還在讀國中。孟老師為人謙和，寫作真誠，對文學有一顆赤子之心。跟浩然、劉紹棠、林斤瀾等老作家一樣，他樂于融入“文藝綠化工程”，幹當綠葉，幹為人梯，對幾乎所有延慶作家都有過指導和幫助。1998年我申請加入北京作協，他欣然做我的介紹人，這事我從未忘記。
七十歲以後，孟老師手中的筆沒有慢下來，反而加快了速度，十年間寫了六七本書，成為北京各區縣作家中的佼佼者，也成就妫川文學的一段佳話。我曾暗自把他作為學習的榜樣，如今，這榜樣的力量更大，對五十歲的我更有意義。
過去，我曾跟随孟老師去三河拜訪過浩然先生，也曾跟他接待過劉恒主席。劉恒老師的天分和勤奮衆所周知，成績有目共睹，他在看過我的兩個短篇後，給予我不小的鼓勵和指導。我曾向劉老師提過一個問題——決定一個作家能走多遠的因素是什麼——他告訴我，起初拼勤奮，到了一定程度，恐怕就得拼天分了。劉恒老師的回答是準确的，真誠的，負責任的。隻可惜，我還沒勤奮到“一定程度”，是以對天分差的遺憾暫時還沒感覺到——或許這也是遲鈍的表現。
孟老師是成立延慶作家協會的呼籲者和奔走者。他的積極奔走曾使人誤以為他要當作協主席，而後來的情況表明，這一猜忌不攻自破。2016年6月，延慶作家協會成立，我有幸被選為第一任主席。而在此前一次宣傳部的會議上（我列席了那次會議），讨論作協成立和主席人選時，當時的部長笑眯眯問我：主席必須由你當嗎？我立刻答：不必須。我當時在《延慶報》工作，已是一名處級幹部，對作協主席這種“一定受累但不一定讨好”的差事并不垂涎，無非視之為榮譽罷了。是以當時我解釋說，誰當主席都可以，我當什麼都可以；誰當主席不重要，作協成立才最重要。我想，我們再也不能拖全市的後腿了，不能因為人選問題就無限期推遲成立作家協會。好在部長開明，我那番話他也走心了，加上副部長們的意見，成立作協和主席人選的事情終于定了下來。
孟廣臣老師心底無私，厚德載物，用生命的燭光照亮了妫川文學，使得喬雨、華夏、遠山、久忠等延慶籍作家走出延慶，在京城赢得一方天地。如今，孟老師辭世已經三年，延慶作協正常運轉，妫川文學基金悄然成立，青年作家林遙、梁小蘭厚積薄發，脫穎而出，足可告慰先生在天之靈。
說起妫川文學發展基金，我必須要提到另一位作家——喬雨先生。2016年區作協成立後，我當選為主席，林遙、張義、張和平當選為副主席，我們聘請劉恒、劉明耀、喬雨、楊曉升、劉曉川老師為作協顧問。喬雨先生有多部文學作品出版，很早就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有濃厚的妫川文化情結。在延慶工作期間，他曾多次主編“延慶文學選”或“妫川文學集”，為延慶作家搭建展示和交流的平台，深受歡迎。衆多作家就是在“精品集”裡互相認識的，我本人也得益于此——2001年出版的“妫川文學作品精選集”，讓我在延慶聲名鵲起，為更多的寫作者所知曉，甚至出現了“七匹狼”現象。
大概在2018年初，我第二次去拜訪喬雨先生，他欣然提出想為妫川文學做點兒事，以支援我和作協工作。彼時，他已到京城工作多年，身居高位，仍然念念不忘妫川文學事業，着實令人感動。當年7月，在喬先生的積極奔走和高位協調下，妫川文學發展基金應運而生，成為延慶作家的福音。如今，14部作品獲得妫川文學獎，9位作家作品入選“妫川作家文叢”出版，11位作家的12部作品即将以“妫川文集”的形式獻禮冬奧，妫川文學發展基金發揮了巨大作用。
喬先生胸懷錦繡，大度謙和，儒雅诙諧，是一位骨子裡流淌着文學血液、不可多得的朋友。
3
五十歲以前，我的閱讀量不大，但讀過的一些書令我受益匪淺。走上文學寫作的最初八年，我以讀中國當代作家的小說為主，印象深刻的長篇小說有王朔的《一點正經沒有》、李銳的《無風之樹》、洪峰的《東八時區》、閻連科的《日光流年》《堅硬如水》、劉恒的《虛證》《蒼河白日夢》、餘華的《在細雨中呼喊》《活着》、蘇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史鐵生的《我與地壇》、王安憶的《長恨歌》等，而中短篇小說的閱讀則集中于蘇童、餘華、格非、閻連科、劉震雲、王朔、阿城、畢飛宇、遲子建、周梅森等作家，閱讀管道首推《小說月報》和《收獲》雜志，間或也有《花城》《十月》《大家》和《小說選刊》。後來增加了《北京文學》。那些期刊上的作品帶我步入寫作之路，我就像一個牙牙學語的嬰兒，在這個世界上發出了最初的聲音。那聲音是幼稚的，不清晰和不完整的，也是不自覺的。
那些年我幾乎不讀外國小說，卡夫卡的3卷本文集從王府井書店買回來後，隻看了兩三篇就束之高閣；《百年孤獨》《飄》《修道院紀事》《性的人》倒是那時候讀的，但是浮躁的心總是無法進入小說的氛圍，也無法領略作品的藝術魅力和思想核心。那段時間，我還讀過一些國外的短篇小說，這些小說來自《二十世紀外國短篇小說編年》和《世界著名短篇小說精選》，給予我一些文學上的教益。
從2000年進入“雕辦”（夏都雕塑公園建設辦公室的簡稱）和“狂辦”（首屆延慶冰雪狂歡節辦公室的簡稱），我的閱讀和寫作生活被打亂，讀小說寫小說成為一件奢侈的事情。2002年夏天到2007年2月，我在縣委宣傳部工作期間，閱讀隻是讀報，寫作隻是新聞，文學的夢想跟不上我下鄉采訪的腳步，或者間或跟上，又被我陪記者的汗水和酒精泡得酥軟。2007年2月，我調到《延慶報》社工作，雖然工作忙碌，但是工作性質單一，工作較有規律，閱讀和寫作得以重新實作。從那時到2016年2月，九年間我讀了一些小說，至今想起竟覺吃力，隻記得看了《紅樓夢》《癌症樓》《靜靜的頓河》和一批中短篇小說。讀《紅樓夢》時的感受是：果然好，不愧是文學經典，但是不敢學，學不來。《癌症樓》令我眼前一亮，其情節、場景和小說所具有的象征意義，其現代主義的創作方法和批判現實主義的主旨，令我耳目大開，仿佛聽到前蘇聯專制政體所導緻的生命個體為反抗壓制所發出的呐喊，看到該體制崩潰前行将破碎的幻象和泡影。我一度把作者索爾仁尼琴奉若神明。偉大的俄羅斯作家絕不止他一個。肖洛霍夫才華橫溢，視野開闊，受到斯大林的推崇和警惕并非偶然，他的《靜靜的頓河》蘊藏着巨大玄機，它讓我想起《烏合之衆》作者古斯塔夫·勒龐的那句話：我們可以把看得見的現象比喻成海浪，而這些海浪就是海底深處我們未知事物在海面上的表現。
那九年，我寫了五部中篇小說，其中三部在《北京文學》上發表（《編輯部的事故》《競聘》《虎爺》），寫了三四個短篇小說，感覺不滿意，沒給任何雜志投寄。期間我還給一部長篇小說開了頭，大概寫了四萬字，無疾而終；另一部長篇小說寫了十萬字，受到一位摯友的诟病，立刻收手，就此擱置。
在宣傳部的五年和報社的九年，是我生命中最好的年華，也是一個作家最能出作品的時候，但是我沒有抓住機會。不知是以的忙碌讓我的閱讀和寫作荒廢了前五年，而浮躁、貪玩讓我心神不定，酒場和球場又浪費了大量時間，後九年雖有所好轉，但也沒好到哪兒去。後來認識沈念和張楚才知道，人家一個在《嶽陽日報》工作，一個在稅務局黨辦寫了多年材料，絲毫沒有影響他們寫出好散文、好小說來。看來，關鍵原因還在自己，一個是對文學的愛不夠深沉，一個是自我控制能力差，如果再有一個，就是缺乏破釜沉舟的勇氣，不敢跟不喜歡的生活決裂。敢于決裂的是雙雪濤，他的勇氣和才華使他走到了今天。
2016年2月，我調到延慶區文聯工作，二十六歲的願望四十六歲實作，夢想終于照進現實。我的閱讀速度進入2.0時代，是在2016年以後，基本做到日均讀書兩小時。隻是讀書速度慢，好小說舍不得錯過一字，看不下去的也不肯囫囵吞棗，因而影響了閱讀量。這期間讀到的書以外國文學為主，有科爾姆·托賓的《大師》，胡安·魯爾福的《佩德羅·巴拉莫》，夏目漱石的《心》，韓江的《素食主義者》，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薩曼·魯西迪的《午夜之子》，庫切的《恥》，朱利安·巴恩斯的《時間的噪音》，石黑一雄的《浮世畫家》《被掩埋的巨人》，高行健的《靈山》，斯科特·菲茨傑拉德的《了不起的蓋茨比》，奈保爾的《通靈按摩師》，加缪的《鼠疫》《局外人》，卡爾維諾的《樹上的男爵》《分成兩半的子爵》《不存在的騎士》《寒冬夜行人》《通向蜘蛛巢的小徑》……其中，對我影響較大的是《午夜之子》，個人最喜歡的是《時間的噪音》，閱讀最輕松的是《恥》，最沒看懂的是《撒旦探戈》。我最鐘情并推崇的作家是卡爾維諾。可以說，我對卡爾維諾的喜愛到了崇拜的地步，他的百科全書似的寫作令人驚歎，他小說中的童話意蘊、隐喻詩學、輕逸美學和晶體哲思，讓我看到世界文學的一座高峰。我深深知道，對卡爾維諾的閱讀和學習是無止境的。
我過去四年的閱讀以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為主，這當然得益于在中國人民大學的學習。師友們對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的偏愛是有道理的，他們的判斷是準确的，這無疑加深了我對世界文學的了解和認知。十九世紀的外國小說，我隻讀了托爾斯泰的《戰争與和平》、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自然是驚歎不已；讀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白夜》，同樣受益匪淺。期間，讀不下去的書也有，包括塞萬提斯的《堂吉诃德》、狄更斯的《霧都孤兒》、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遺棄和被侮辱的》，一度讓我對自己産生了懷疑。
現在看來，對我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影響較大的小說應該是《癌症樓》和《時間的噪音》，一個專制政權對群眾特别是知識分子、藝術家的迫害是瘋狂的，不計代價的。索爾仁尼琴和朱利安·巴恩斯對世界的觀察非常敏銳，他們的藝術方法含蓄、留有餘地，他們的批判精神和悲憫情懷值得所有作家學習。
除去文學作品，這兩年我還讀到一些曆史、文化、哲學方面的書籍，比如梁漱溟先生的《中國文化要義》、古斯塔夫·勒龐的《烏合之衆》、卡爾·波普爾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坦率地說，這幾本書我并沒有讀完，我知道放棄閱讀是絕對錯誤的。把它們放回書櫃是暫時的權宜之計，我知道我随時會把它們請出來。為着寫作上的需要，我還讀了《斯大林傳》《蔣介石傳》《林徽因傳》《抗日民族英雄白乙化》，我對斯大林和蔣介石這兩位曆史上被稱為“領袖”的人物保持審慎态度，他們都是具有帝王思想的“枭雄”而已。這樣的人我們并不陌生。不同的是，後者有一定的宗教意識和自省意識，但是權力的欲望仍然使他迷失在曆史的塵埃中。2018年，我還讀到了《廬山會議實錄》，我必須承認這本書對我的曆史觀産生了重大影響。如今，這本書在書店裡不常見，但是每一位愛國者都應該找來讀一讀。
最近五年我讀到的當代作家的小說不多，但是篇篇精彩，印象深刻，包括閻連科老師的《速求共眠》《四書》，徐則臣的《北上》，李洱的《應物兄》，杜光輝的《大車幫》，李佩甫的《生命冊》，方方的《土埋》，浦歌的《一嘴泥土》。盛可以的《野蠻生長》寫得極好，我先後買下二十多本送給朋友；她的《道德頌》是另一種好，剖析男女情感的筆觸就像手術刀，一如既往的冷峻到了“狠”的地步。《道德頌》裡的語言準确、形象、生動，比喻句一個接着一個，讓人自歎弗如，也回味無窮。她的《錦灰》在台灣出版，具有象征意義，我們不大容易看得到。杜光輝的《大車幫》是一部沒有受到評論界重視的作品，他的傳統式寫法不該成為這部小說受到輕視的理由，我在讀完這部長篇後發了朋友圈：看完這本書，我不知道怎麼寫小說了。杜先生對文學是虔敬的，他在六年間改稿十八次，洋洋七十萬字隻取一半，減法和留白做到了家，值得我等學習。我們可以允許沒有情節的小說存在，但是不能是以走向極端，對“講故事”的小說抱有成見，從這個意義上說，《大車幫》沒有獲獎，是一種被虧欠的藝術。
《大車幫》出版于2012年，而我閱讀它的時間是2019年歲末，這是遲到的閱讀。同樣的情況還發生在《生命冊》上。這部小說摘得茅獎後，我就買回家裡，但不知為什麼，它在書櫃裡沉睡了近五年。李佩甫先生是睿智的、不動聲色的，他的這部小說充滿曆史感，對鄉村人物和都市人群的行為有準确的抓取和把握，對人心人性有深刻的洞察，寫出了更新版的《人生》。從這個意義上講，拙作《白乙化》沒有獲得方志敏文學獎，我無話可說。
這些年我閱讀的詩歌作品很少，僅限于北島的《城門開》、歐陽江河的《江南引》、沈浩波的《指令你沉默》。《江南引》裡的《手槍》我喜歡，第一段幾乎能背下來。2022年我讀楊慶祥老師的詩集《世界等于零》，《哀歌》中那句“你管不住月光的普遍性，這是偉大的真理”，令我熱血沸騰。
除了讀書，這些年我還看了一些國外電影，《血戰鋼鋸嶺》《鋼琴師》《三塊廣告牌》《調音師》《綠皮書》，等等。這些影片令我大飽眼福，腦洞大開，對我的小說寫作有所裨益。當然，也看了國産電影《活着》，它對我的震撼是炸裂性的、摧毀性的，它令我辛酸、流淚、唏噓、感慨、惆怅，幾乎颠覆了我早年懵懂形成的曆史觀和價值觀。
4
五十歲到了，我開始回憶了。以前曾羨慕那些寫散文回憶過去的朋友，總覺得自己沒什麼可寫的，沒什麼可回憶的，甚至懷疑回憶是年歲大了的表現。現在好了，我也開始回憶了，而且記憶的閘門一旦打開，就有無數片浪花湧動出來。是以，寫着寫着，就給這篇文章起了個别名——《五十歲喋喋不休》。也許它比《追憶舊時光》更貼切。
身邊真有那樣的人，喜歡講話，每天都講，每一刻都講，隻要有足夠的聽衆和場合。他們喋喋不休，引經據典，時刻說着正确的廢話，讓人聽着痛苦，身心不适。
身邊也有那樣的人，話并不多，不一定每刻都講，但是話裡有話，講的話值得琢磨，哪怕不是真理，也講得别開生面，讓人耳目一新。
如果讓我選，我甯願喜歡第二種人。語言本身是美麗的，我們不能因為人的自身原因，讓說者和聽者患上厭惡症。露出的是冰山一角，主體在水下，那裡有真相。不做新聞釋出官，不做司令官，這對一個作家至關重要，因為語言跟語言不同，文學語言是一種有張力和生命的東西。是以，前不久夜裡失眠，我寫了一首詩，題目叫《我不喜歡三種人》：
我不喜歡三種人
飯桌上講課的人
床榻上講話的人
葬禮上幽默的人
語言是一種藝術，語言也是一把雙刃劍。它可以娛人，也可以愚人；它可以成事，也可以敗事；它可以讓正事更正，也能讓歪事更歪；正事說歪了是一時，歪事說正了也是一時；娛人加上教化功能，算作高明；愚人加上娛樂功能，仍是欺騙。
五十歲到了，人的格物、緻知能力也會發生變化，昔日“崇拜”的人、樂于談的事都在發生變化。我也不例外。我慶幸發生了這種變化。這當然要歸結于讀書。如果讀書跟不讀書一個樣，我們幹嘛要提倡全民閱讀呢。“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這個說得有點過，是讀書人的自愛。“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顔如玉”，這個又太功利，容易成為窮小子翻身得解放花天酒地的理論支撐。我認為，讀書可以讓人精神愉悅，眼界開闊，心智健全，對世界和社會保有大體準确的判斷，沒别的。
五十歲到了，我得學着寫點散文，回憶一些人，梳理一些事，讓自己在小說的虛構中變得“實在”一點，也讓小說的根須更密實一些。看看蕭紅的《呼蘭河傳》，看看李佩甫的《生命冊》，你就知道散文對于小說寫作的重要性。
五十歲到了，我得學着讀點詩歌。有人說，憤怒出詩歌，我脾氣越來越小，隻好看别人“憤怒”了。
四十歲時曾想寫一篇東西，題目叫《四十而立》，結果開了個頭就沒再寫下去。大概是火候未到，時辰未到，還需積蓄和積澱，這一“積”，又十年過去了。
五十歲了，我願意在生活上做減法，在寫作中做加法，在語言中尋找未知，在思辨中洞悉未來。當然，要做到勤奮、語言節制、獨立思考，因為這是一種美德。願這美德繼續跟随我，加持我，讓我變成勇敢而有趣的人。
2022年1月修改稿
作者簡介：周诠，本名周建強，曾用筆名北狼，1970年生于北京延慶。中國人民大學文學碩士。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北京作家協會會員。延慶區作家協會主席。1993年開始發表小說，作品散見于《北京晚報》《北京文學》《作品》《清明》《解放軍文藝》《啄木鳥》《當代人》《青春》等刊。著有長篇小說《白乙化》和中篇小說集《生死界》、中短篇小說集《爬台階的魚》。中篇小說《爬台階的魚》《虎爺》兩獲梁斌小說獎，《虎爺》獲首屆中國國際文化交流基金會妫川文學獎中篇小說獎，《白乙化》獲第二屆中國國際文化交流基金會妫川文學獎長篇小說獎。2020年7月，根據其小說改編的長篇廣播劇《白乙化》在北京人民廣播電台播出。根據其中篇小說《龍關戰事》改編的電影正在籌拍中（出品方：北京紫禁城影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