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〇年，六月的第二十八天，是我得拯救的日子。早上六點整，我醒來，意識到今天是我的十八歲生日。傳來天主教教堂的鐘聲。每周日的禮拜我還是會去的，但心裡已經不太情願。“好吧，”我告訴那鐘聲，也告訴自己，“至少從明天起你再也擾不到我了。”不過我沒有動，靜靜躺了一會兒，仰頭，窗外楊樹葉窸窣作響，輕柔自在；這是新斯科舍的早晨。
如此重大的一天，我沒有着急起床，至少一部分原因是我又聽到了另外一個聲音，與教堂鐘聲那低沉莊嚴的節拍大相徑庭。父親不規律的鼾聲，呼呼作響、粗嘎刺耳，帶着濕氣從隔壁傳來。雖然我隻能聽到他，但在我腦海中，與眼見無異。他必然仰面躺着，漸漸稀疏的鐵灰色頭發散亂在枕頭上，他深陷的臉頰，甚至他烏黑的眉毛都會随着他雜亂的呼吸而起伏。他的嘴巴一定微微張開，嘴角有細小的唾液泡沫鼓起又見破碎。不出意外，他的左臂甚至左腿會甩出床沿，擱到地闆上。從他的姿勢判斷，好像父親已經在睡夢中預防了任何不測，碰到意外隻需向左稍一側轉，再挺直身子，他就已經立在床邊了。他的身體總有一半接觸地面，嚴陣以待。
我們家裡父親總是起得最早，我想，再過那麼一會兒他也就該起來了。他會像被誰掐住了脖子，倒吸一口氣，鼾聲也會随之戛然而止。然後隔壁會傳來悄悄走動的聲音，接着，那扇歪斜的門會被推開、關攏，父親會穿過我的房間。他一般左手提着鞋子又同時揣着褲子，而右手正試圖系上紐扣，拴起皮帶。自我有記憶起，父親走過時一般已穿戴完整，隻剩紐扣、搭鈎之類他不擅長的環節了，因為在他以前幹活的小礦，一枚炸藥從他傷痕累累的右手奪去了食指和中指。不過對剩下的手指，他也期望不高，隻求能“拿捏撥扯”、系紐扣、拴皮帶就行；而這些任務它們也盡己所能，但總有種胡亂摸索的絕望之感，讓人難以放心。三根手指時常顯得勤勉有餘，但它們自己好像也覺得有些力不能及了。
經過我房間的時候，為了不吵醒我，父親會走得輕手輕腳，而我會閉上眼睛假裝睡着，讓他自以為得計。等他下樓生火之後，我和母親會稍待片刻，然後用咳嗽聲試探交流，确定誰是下一個起床的人。如果我咳了，示意我醒着，那麼就該我随着父親的腳步下樓；若是我不做聲，那幾分鐘之後母親也會從我房裡走過。這時我會第二次閉起眼睛，但我一直覺得這招對母親不管用；她不像父親，我總感覺真睡假睡之間的差別她心裡是十分有數的。而玩這些把戲其實我自己也覺得并不光彩。不過今天，我想，這是最後一次，我希望他們都比我先下樓梯。因為今天我有些自己的事情要辦，而我擁有的時間也很短：父母下樓之後不久，我的七個弟弟妹妹也都要起床了。
他們此刻正睡在走廊對面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裡。兩個大房間，一般我們就叫“女孩房”和“男孩房”。前者住着我的妹妹們，瑪麗十五歲，朱迪十四歲，凱瑟琳十二歲，伯納黛特三歲；另一間房裡的丹尼爾九歲，哈維七歲，大衛五歲。他們的世界有大不相同的光景，很是其樂融融，常傳出掩不住的嗤笑聲，随興演起的啞劇，以及壓低了聲音的枕頭大戰，他們入睡時，被窩裡會有經常易手的漫畫書和他們偷帶去的餅幹的碎屑。而“我們”這一側就不一樣了。兩間房，隻有一扇門，正如之前說的，父母出入都要經過我的房間。這樣的結構的确是不盡如人意，父親曾提出過要從門廊往他們房間開一扇門，然後将連通我們房間的這扇不合格的歪門徹底廢置。但父親大概也曾計劃要将各房間的房梁和拱肋封掩起來，這後一件事同樣也沒有動靜。冬天最冷的早晨，你擡頭就能注意到銀色的釘帽結起了霜，還能在寒冷到清澈的空氣裡看見自己的呼吸。
睡在走廊這一側，讓我自覺特别成熟，全然不屬于弟弟妹妹那個隐約滿是歡聲笑語的世界。這大概跟我比第二年長的同輩還大三歲有些關系，當然将我跟他們分隔開的還有其他種種原因。我們都曾有一段時光睡在父母房間的嬰兒床裡，因為我最大，是最早搬出來的，是以就住到了旁邊的這一間。他們将我放得如此之近，或許是因為我是他們第一個孩子，沒有照顧嬰孩、幼童的經驗，是以更緊張些，擔心得也更久。是以，自打我記事起，就已經獨自躺在這張床裡了。我之後是三個妹妹，與我最近的弟弟，丹尼爾，跟我差了九歲，已經算是難以逾越的鴻溝了。那時，父母似乎覺得沒必要讓丹尼爾跟我睡，或是讓我們兄弟一起搬到對面去，可能是他們聽慣了牆壁另一側我的呼吸聲，或者他們知道我知道很多事情，也了解他們的習慣，無奈隻得信任我，把我看做他們的同輩，抑或更親密些，當做他們的朋友？半夜醒來聽到父母在隔壁做愛是件詭異而寂寞的事情，你甚至數得清來回的次數。然後你又會想到，他們其實知道你知道，但他們真的不清楚你知道多少。另外，你在揣測他們是什麼時候知道你知道的，同樣他們也在琢磨你是從何時起開始懂得了這些事情。過去四五年，我躺在那裡，任情欲如海潮般沖刷我，除了那段腫脹的肌體，我還有其他的困擾，比方說同情父母必然會有的尴尬，也為我們家中那體無完膚的“個人隐私”而覺得可悲。當兩人知道他們性生活的第一個成果正在幾尺外收聽實況，恐怕要再繼續也很不容易吧。而且，我猜測，還有另外一件事情他們并不知道我已知曉。
是七年前爺爺告訴我的。那時我十歲，爺爺八十，春日融融，他一下午都在鎮上的酒館裡，喝酒吐痰、拍桌子捶大腿，礦裡傷殘了四肢的朋友們抽着煙鬥，爺爺的腦袋始終籠在煙霧裡。當我背着包經過酒館大門時，爺爺喊住我，如同我是輛小計程車，說他想回家。于是我們穿街過巷往回走，老頭雖然腳步不穩，但奇怪的是腰闆依然挺直，我在旁邊就顯得瘦小而窘迫。爺爺要我走在他旁邊，但絕不許我動手扶他，因為那樣會傷害他的尊嚴。
“我完全能自個兒走回家，詹姆斯，”他說話時也不低頭，隻有目光越過鼻尖和海獅胡落在我身上，“沒有人在帶我回家。我隻是找個路伴兒而已。是以我走在這邊，你就走你自己的，我們就像兩個朋友出來散個步。不對，不是像，就是。”
可等我們繞進一條小巷，他就左臂撐着一幢房子的石頭外牆，将額頭抵在小臂上休息起來，右手開始摸索他的前襟。他這麼站着，頭頂着牆壁，腳離開牆角兩英尺，活像幾何課本裡直角三角形的斜邊。鞋子還踩在自己的尿液裡，他就開始朝石牆裡嘟囔，說他愛我，說他雖然那時藏在心裡，但在我出生之前他就很愛我。
“你知道嗎，”他說，“你媽不當心有了孩子的時候，我有多高興啊，高興得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你奶奶那時可生氣了，你外公外婆就知道哭，在那裡絞着他們傻了吧唧的兩雙手。每次碰到他們，我都低頭繞着走。我知道我該求老天寬恕，但這就是我一直以來求神拜佛想要的結果啊。聽到這事，我說：‘行了，他現在隻能留下來娶她啦。因為他就是那樣的男人。然後，他會接我的班，也算完成了一樁心願。’”
這時，他的頭從左臂上滑落，搖搖晃晃之中猛地轉過來差點撞在我身上，好像剛知道我在他旁邊一樣。“天呐，”他一副受了驚吓的樣子，“我這個自私的老糊塗蛋！我都幹了些啥呀！剛剛的話當我沒說過！”他一開始抓我肩膀太過用力，後來松開了些，可一路回家他那隻大手都搭在我肩上，始終沒有拿開。一入家門，他立馬癱進最靠門的那張椅子，幾乎要哭出來：“我是不是告訴他了……我是不是告訴他了……”比他年輕十歲的奶奶突然警覺起來，馬上走近他逼問：“你告訴他啥了？”而他擡起雙手，又任由雙手跌落回大腿上，似乎在說事情已不可挽回。“你知道的。你知道的。”他似乎真的吓壞了。
“回家去吧，詹姆斯，”奶奶的語氣平靜溫和，雖然我知道她心裡肯定氣壞了，“這人上了年紀，你不用睬他。他這一輩子都沒弄明白什麼時候該閉上嘴巴，什麼時候該拴起褲子。”我轉身離開的時候，注意到他之前撒了尿還沒拉上拉鍊，内褲都沒扯正。
之後這件事再沒人提過，但爺爺奶奶一個如此驚恐、一個如此憤怒，我就知道那一定是真的，因為若不是真事，他們的反應從來沒有那麼激烈過。于是，我就不再去探究真僞；而有了這層額外的訊息，躺在那裡聽見你弟弟妹妹“從無到有”的聲音，就更奇怪了。一來是你好像也參與了這個過程，二來是你知道你自己的起始是不同的，至少不是在那張床上。我想象過相片裡老式車的後座，被拆除的舞廳背面的草坡，或是海邊的沙灘。我總願意相信，懷上我對于他倆來說是不同的，那時曾有歡欣，而不隻是無動于衷的釋放。但我們每個人估計都願意自己是愛的衍生，而不隻是添置的必需品，都希望在那次勃起之前，是和睦與滿足。當然，我的想象恐怕和事實不符，就如同我對很多事情所做的揣測一樣，或許我對他們當下的感受也一無所知，更不用提彼時的情形了。
但今天以後，或許這些事我再不需要費神了。我如囚徒般從小到大都拘禁在布雷頓角島上這個污濁的煤礦小鎮，終于，這一切都能抛諸腦後了。我認定世上任何地方都好過這些破敗的煤礦、這些煙黑色的屋舍，特别是近幾年來，這些想法在我心中愈發鮮明。它似乎跟我對性的渴望同時興起，與情欲相仿，隻要第一波浪潮湧來，就隻會随着時光推移，與日俱增。我一定不能成為第二個父親，我一定不能和此時在樓下的父親一樣，蓋個水壺要乒乓作響，好似他有什麼急事，有什麼地方要他急着趕去。隻不過，他其實無處可去。我也不能變成爺爺，他九十多了，老态龍鐘，每日隻是坐在窗前禱告，偶有清醒的時刻，想起的也隻是他自己在礦上的壯舉。他喜歡講的故事裡，總有他與父親立的木樁如何挺直；當然，時過境遷，礦下他建的那些巷道都快坍塌了，那時他六十二，父親二十五，而我還沒出生。
爺爺退休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出過力的那些大礦，雖然在他的回憶裡如此詩情畫意，但實際上都已停工。三月初以來，父親也沒有再幹活，而且他自己不願待在家裡，是以見到他更讓我們每個人都難以放松下來。特别是正值暑假，屋子裡人聲鼎沸，這種緊張感更被加劇，無處可以排遣。今天一早，聽他來回走動、大聲地擺弄着爐蓋，假裝他不得不如此，假裝他正手忙腳亂因為哪裡正需要他，我就覺得和父親之間隔着一道遼闊而潋滟的海灣；同樣遙遠的還有那個初為人父的他，會讓我騎在他肩膀上，帶我去雜貨鋪買冰淇淋，去看我看不懂的棒球比賽。他還會帶我去礦場讓我摸摸那裡的馬，甚至讓我坐上那寬廣柔和的馬背。我們靠近的時候，父親會跟馬兒輕聲說話，讓它們知道我們的方位，這樣他伸手觸碰它們，馬兒才不會受驚吓。這些馬都是看不見的。它們在礦下勞作過久，已經不識光亮為何物，而後，黑暗的工作環境也成了它們的整個世界。
可現在，即使父親空閑下來，他也不會再和弟弟妹妹去做這些事情了。他老了，頭發也白了，除了右手少掉的手指，有一次，鑽頭失靈，在他發際線處留下一道傷疤，一直延伸到右臉，如同一道兇殘的閃電。晚上，我聽到他的咳嗽和大聲喘息，都是因為煤礦在他肺裡積下的岩粉。他在惡劣的煤礦裡吸了太多惡劣的空氣，這些咳嗽或許也表明，他的壽命怕是不會太長了。走廊對面的弟弟妹妹，等到他們也十八歲的時候，怕是不能像我一樣聽到他擺弄爐子的聲音了。
我最後一次仰面躺在這裡，想起在地下第一次趴在父親旁邊。那是一個海底的非法小型煤礦，父親從前一年的十一月開始在那裡幹活。學期結束，我就去找他，跟他一起幹了幾個禮拜，我們結束的時候，那個小礦也最終關掉了。我自己也沒有想到，在那裡幹活我還挺自豪的，爺爺難得清醒，說：“一旦開始，你就停不下來了。地下的水你喝上一口，就會一直再想回去喝。那種水會滲進你的血液裡。我們的血管裡都有。我們家從一八七三年開始幹煤礦一直幹到現在。”
那個小礦付的工錢很少，裝備和通風都很糟糕，而且因為本身就是非法的，也無任何安全規章可循。第一天，我們匍匐在煤塊和頁岩碎片上，水從我們四面滲出，又好像要滲進我們的身體，而且隻要我們不像鼹鼠一般向前爬行，寒氣就立馬侵入骨髓，從不留情。那時候，我真覺得自己很難活着出去了。我們先要用鑽幫和鑽頭，再用炸藥，最後是鎬頭和鏟子，開采一條很窄的煤層。我們爬行的礦道不足一米高，而父親早已練就成機器一般，隻顧往後鏟着煤，而我也幹不了什麼，隻是遵照父親的囑咐，不去擔心巷道會塌下，不去害怕老鼠蹭我的臉，不去管我的腿、肚子和蛋蛋因為浸水都已經沒了知覺，也試圖忘記因為粉塵我幾乎沒法呼吸，而即使呼吸到了空氣，那也是二手的了。
有次我感到一樣什麼東西從我身邊呼嘯而來，在我燈的光亮中見到父親的扳手在我頭頂畫了一個弧，砸在我身前一臂遠的地方，吱嘎一聲異常尖利。于是我就看到這隻躺在我眼前幾英寸的老鼠。它的頭已被砸碎，濺在煤塊上扳手上，卻還在兀自呻吟。而它抽搐的兩腿間，淌出一股黃色的尿液，雖然轉眼就流盡了。父親撂下扳手，拎起還未死透的老鼠的尾巴，粗暴地将它朝後甩去，我們就聽到它在牆上彈開，又啪的一聲落進水裡。父親咬牙切齒地罵了句“狗娘養的髒東西”，接着把扳手在牆上抹了抹。我和父親都不再動，躺下休息了一會兒，兩個人一同在黑暗和潮濕中抵受寒意。
說起來也奇怪，我有時分不清為何我一定要離開，是我真的深惡痛絕此間的萬事，還隻是因為那個煤礦都已經不在，而盡管其糟糕如此，或許去一個你厭憎的地方也好過無處可去。也正是這一點讓父親越來越緊張，因為多年來，他一直把自己的身體當做一輛開足馬力的汽車，而現在，傷損累累、行将報廢，這副軀殼的用處也所剩無幾了：除了性愛，他隻會去海邊或山裡散步，而那與其說是散步，不如說往往是全身緊繃的疾行。等散步也不管用了，他就靠朗姆酒讓自己失去知覺，而後朋友們會帶他回來，一進廚房門就把他扔在地下，任由他雙腿還交纏着被自己壓在身下。我和母親再半背半拖，将他運到飯廳另一頭的樓梯口，然後心裡默數，把他一級一級地搬上十四級台階。這些步驟也不是每次都能完成的。有一回，他一拳擊碎了飯廳的窗玻璃，揮舞着他那依舊攥緊的拳頭，猩紅的鮮血甩得到處都是：地闆上、牆紙上、窗簾上、餐盤上、傻氣可悲的玩具娃娃上、塗色書上和餐桌上一本《遠大前程》上；整個飯廳變成了我和他的摔跤場。當他終于被制服，拳頭也松開了，我們還得畢恭畢敬地請他再握拳，好把鮮紅到刺眼的碘酒潑進他的傷口裡，同時用鑷子尋覓碎玻璃的銀光。那時我們都祈禱，包括他自己，希望肌腱沒有壞，也不要有感染，因為那是他唯一能用的手了，在兇險莫測的汪洋裡，我們所有人都是那隻手上岌岌可危的乘客。
有時候他喝得實在太醉，我和母親沒法把他弄到裡間，就隻好把他留在我的床上。在他揮舞的拳腳和吼出的污言穢語中，我們竭盡所能，希望至少能把他的鞋子脫掉，把他的衣領、皮帶、褲腰解開。這樣的日子，我隻能整夜躺在他的身邊，忍受着朗姆酒令人作嘔的黏稠、甜膩的氣味，耳朵裡都是他難以辨認、不成語句的夢話，以及他忽高忽低的呼噜聲和喉嚨裡的痰所引起的駭人抽噎。有時他還會出其不意向兩側揮開手臂，有次他的小臂正中我的鼻梁，頓時眼淚和鼻血同時湧出，我隻有将床單塞進嘴裡，才把已經沖到嗓子眼的嚎叫又堵了回去。
可所有的風暴都會消減成幾陣強風，又終歸于平靜。或許沒有風暴和強風，我們便得不了任何平靜，又或許平靜一定要前者的鋪墊，才顯出它本來的面貌。是以，他有時半夜一兩點鐘醒來，我會感覺到那種無可比拟的甯谧如同靜穆的大海，也隻有在那種時刻，我依稀辨出那個讓我騎在肩頭的男人。我會起來，在這安睡的屋子裡，走下樓去給他倒杯牛奶：醉酒之後舌頭厚重，喝口牛奶會好些，喉頭的燥熱也能緩解。他會說謝謝，說他很抱歉，我會說沒事，告訴他真的沒什麼好抱歉的。他說他抱歉的是他總是這副樣子，抱歉他能給我的這麼少。但他又說，既然他不能給我什麼，他也會努力不向我索取。他說我是自由的，我不欠父母任何東西。可能這番話就已經是很慷慨的贈予了，因為這裡很多像我這樣的年輕人，至少曾經有活幹的時候，很早就會去工作，并不是每個人都上得了高中，更别說高中畢業。或許，不算他給我的生命，讓我完成高中學業已經是他的饋贈了。
不過這些也已經過去了，我想，這裡的生活和曾經的高中。這個念頭讓我一下子變清醒，意識到我剛剛是不是又睡着了。因為雖然我覺得自己一直在注意着，但很顯然母親已經穿過房間，在樓下準備早餐了。今天，這最後一天，至少我不用裝睡了，對此我還是感激的。
我迅速行動起來，拿出藏在床墊下面的一個破舊的背包。這個包是父親年輕時用的。“那個舊背包我什麼時候用一下行嗎？”幾個月前，我盡力用随便的語氣問他，好比我的準備工作是為了一個無趣的野營。“随便啊。”他答得很平和，一副并不在意的樣子。
我安靜地整理行囊，用我的原子筆給所列的事項打鈎，我本來枕頭底下有個信封，條目都寫在它背面。四條内褲，四條長褲，四件襯衫，一塊毛巾，幾塊手帕，一件華達呢的外套，一件塑膠雨衣和一個剃須套裝。隻有最後一樣是新的，從來沒有用過，吉列生産的最便宜的一種。我之前用的都是父親的刮胡刀，因為多年不換，不僅有些損壞，還泛着銅綠。如今算起，我用它也很多年了，有時甚至用得過于勤奮，因為細究起來好像我的胡子長得并沒有那麼快。
下樓的時候對面兩個房間還沒有動靜，對此我更是感激得不得了。因為是第一次，是以我并不知道該如何去道别，也因為心裡沒底，是以希望在場的人越少越好。但誰知道呢，或許我告别起來很在行也說不定。我把背包放在第二級台階上，讓它不至于太過顯眼，然後走進了廚房。母親在竈前忙着，父親背對着廚房，望着窗外。那裡能見到的，有青灰色的煤渣堆、隻剩骨架的廢棄卸煤車，以及波濤滾滾的大海。見到我他們并不驚訝，因為平常就是如此，我們三個人，安靜的早晨。不過我今天必須集中精神，在隻有我們三個的短暫間歇裡，把要說的話說完。“我想今天就走了。”我盡力把這話說得随意。隻有母親撥柴火的節奏略微改變，表示她聽到了，父親依然站在那裡，望向窗外的大海。“我覺得，我現在就走吧，”我補充道，我的聲音越來越輕，“不用等他們起來了，這樣更容易些。”
水開了，母親像在拖延時間一般，把水壺移到竈子後面，轉過來問：“你要去哪兒？盲河鎮嗎？”
母親的反應與我預料的太過不同，以至于我莫名有些麻木。我不知為何覺得她會吃驚，會訝異，甚至錯愕，但她完全沒有。她提到的盲河鎮，是安大略北部衆多鈾礦的中心，我腦海裡從來就沒有想到過它。母親似乎不但知道我要離去，甚至還給我安排好了路線，指定了終點。這讓我想起在學校讀到的，狄更斯的母親如何支援他去鞋油廠工作，以及他自己對此的看法。他母親所擁護的人生在他看來是如此可怖，而且與他自己向往的人生相比又是如此的不堪。
父親從視窗轉過來，說：“你今天剛滿十八歲，也許，再等等看吧。也許馬上就有活兒了。”但從他眼裡我見不到他說這些話有什麼底氣，因為他也明白，等待中百無聊賴已算是好過的，其中還有絕望無助才難熬。父親的反應也讓我莫名地失望和憤怒，因為我總覺得他們會歇斯底裡地挽留我，而我則要表現得堅定決絕。
“有什麼好等的？”我問了個沒有意義的問題，而且我也知道答案是明擺着的。“你為什麼要我留在這兒？”
“你會錯意了，”父親說，“你要走的話，你當然是自由的。我們沒有要求你，更不會強迫你做什麼。我隻是說，你也未必‘一定’要現在走。”
突然，“走”這件事變得刻不容緩，因為看情況，隻會越來越糟。是以我說道：“再見了。我會寫信的，但不會是在盲河鎮。”最後那小半句話幾乎是下意識地想取笑一下母親。
我去拿了背包，重新穿過屋子，出了房門，甚至到了大路上。父親一直送我到外面的大門口，母親說：“我本來還打算今天做個生日蛋糕的……”她猶豫着不往下說了，未完的句子飄散在早晨的空氣裡。她在試圖彌補之前的話，拼命要把話題轉回到我的生日上去。父親說：“你該去那邊家裡看看，你要是下次還回來，說不定他們就不在了。”
走去“那邊家裡”不過半個街區，從我記事起，一直是爺爺奶奶住的地方。不管我們當中有誰遭了些風吹雨打，總可以把那裡當避風港。父親說他們不會永遠等在那裡，突然指出了一件我從未真正想過的事情。那幢老房子因為年複一年的煤灰而變得黑黢黢的，我沿着陳舊的大街向它走去，隻顧慮腳下積灰的路面和填滿煤渣的坑陷，心中有些惶惶不安。這時還不到七點，我就像早起的送奶工，隻不過我沒有牛奶可送，隻是挨家挨戶在他們安靜的門口放下告别。
進了屋子，爺爺在窗邊抽着煙鬥，用他扭曲的手指撥着念珠，他那兩雙手受過的大傷，怕他自己也記不清了。他越來越聾也有一段時間了，我進門之後把門關上，他都沒有轉過頭來。我決定不從他開始。要是先找他，那就意味着要大喊大叫，不斷重複，我估計我此刻沒有這個心力。奶奶跟母親一樣，也在竈旁忙活。她身材高大，頭發花白，雖然快八十了，體态依然威嚴。她的手有力到幾乎不像是女子，而且雖然不胖，卻一直顯得很魁梧，腿腳也很靈便。這把年紀了，她還是來去輕捷，耳聰目明。
“我今天要走了。”我說得盡量簡潔。
她又加了把勁撥了撥柴火，回答我：“也好。這裡誰都沒活幹。這裡向來就這樣。”
奶奶說話從來沒改掉她年輕時蓋爾語的口音，而且喜歡用事不關己的第三人稱，我一直跟她說，要她革新。
“詹姆斯，你過來。”她說着，把我帶到食品儲藏室。她以令人驚歎的靈活身手，爬到一個椅子上，從碗櫥最高層取下一個年代久遠的大糖缸，上面還有裂紋。裡面有些裹在灰塵裡的明信片，幾張褪色的、一碰就像要粉碎的黃色的工資單，還有兩封信，用根鞋帶綁着。明信片和工資單上的地名紛紛躍過塵埃和流年的鴻溝，朝我湧來：斯普林希爾、斯克蘭頓、威爾克斯—巴裡、耶洛奈夫、不列颠比奇、比尤特、弗吉尼亞城、埃斯卡諾巴、薩德伯裡、懷特霍斯、德拉姆黑勒、肯塔基州哈倫、西弗吉尼亞州埃爾金斯、不列颠哥倫比亞省弗尼、科羅拉多州特立尼達——煤和金礦，銅和鉛，金和鐵，鎳、金和煤。東，西，北，南，紀念品和寄來的問候。那些地方年幼如我，年長如祖母，都沒有聽過。
“這麼些個地方，你父親其實都隻在地底下，”奶奶夾着怒氣說，“他離開這裡之前，回來這裡之後，也是一樣。我們死了之後，恐怕有的是時間待在那裡，人還活着，何必一門心思往下鑽。”
“不過，話說回來，”奶奶靜了片刻，語氣也嚴肅起來，“這終究是他擅長的、想幹的事情，隻不過是我不想讓他幹罷了，至少不是在這兒。”
她解開鞋帶，給我看那兩封信。第一封信的郵戳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寄往“愛達荷州凱洛格”，“存局候領”：“我老了，要是你能回來接替我，我會很開心的。煤層還能采很多年。很久都沒死過人了。條件越來越好。天氣溫和，我們都好。别費事回信了。回來就行。我們等你。愛你的父親。”
第二封同樣是“存局候領”，“寄往愛達荷州凱洛格”：“别聽他的。一旦回來，你就再也走不了了。這裡的人生算什麼人生。他們說再過幾年煤層就完蛋了。愛你的母親。”
之前我從未見過爺爺的筆迹，雖然我知道他可以閱讀，但出于某種原因，我總覺得他不懂寫字。現在想來，大概是因為他的手受過嚴重的傷，扭曲變形，再加上年歲增長，越來越難以控制，想必是完不成“書寫”這麼精巧的任務的。
這兩封信用的是同樣的粗頭鋼筆，而墨水也同樣黑到我沒有見過。從某種角度說，這兩封信就如同一對勢不兩立的老夫妻，互相抵消了對方的期望，卻被一根滿是灰塵的破鞋帶綁到了一起。
我從食品儲藏室裡出來，走到爺爺坐着的視窗。“我今天要走了。”我俯身大喊。
“哦是嗎。”他說，不置可否，眼睛還是望着窗外，手指也還在撥弄念珠。他沒有動，隻有煙從煙鬥袅袅升起，咬着煙鬥的兩排牙齒破敗不堪，顔色也污穢得吓人。最近他喜歡上了說“哦是嗎”，回什麼都用這句；其實是他發明出來掩飾聽力不再的辦法。此刻，我已辨不清他是聽到了我的話，還是聽得朦胧，或者幹脆沒有聽見，隻是給個萬全的回應。我覺得如果要我再說一遍肯定無法保持平穩的語調，于是轉身往外走。到門口的時候，發現爺爺拖着腳步跟在後面。
“别忘記回家，詹姆斯，”他說，“否則你永遠會覺得缺了什麼。一旦你喝了地下的水，它就成了你身體的一部分，就像男人留在女人身體裡的血，能改變女人一輩子，永遠擺脫不掉。那是男人的一部分在女人身體的最深處流淌啊。這種東西，能讓你夜不能寐，到死都糾纏着你。”
他知道奶奶有多反感他這一套，是以試圖說得很小聲。但他耳背到快聽不見自己的聲音，是以就像很多聾子那樣，基本上已經在大喊大叫。你幾乎能聽到他的嚷嚷聲從他自家房子的牆上彈開，消隐在早晨明媚的日光中。我向爺爺伸出手，于是就覺得他有股扭曲殘缺的力量傳來，都快要把我的手掌給捏碎了。他手指都奇形怪狀的，張開的拇指是扁的，顯得過于寬闊，隆起的傷疤早被磨砺得又硬又黑，還有那些碩大異常的圓球，是他扭折錯位的關節，但這又是一隻力量駭人的手。有一瞬間我産生一個驚悚的念頭：或許我是走不了的，我永遠不會被釋放了。但最後爺爺松開手，我覺得我自由了。
即使是坑坑窪窪的街道，當你意識到不知何日才能重踏，甚至今生不會再見時，也會顯得落寞寂寥。我的背包太顯眼，是以走的都是偏僻的小道，我怕與人交談，也不願試圖解釋，因為說什麼怕都會是失敗徒勞的。快出鎮子的時候，我搭上一輛運煤車，沿着海岸線開了二十五英裡。卡車太吵，再加上無比颠簸，司機要跟我聊天是不可能的。我很感謝這吞沒我倆的喧嚣的沉默。
整個上午，我換了各式各樣出乎意料的交通工具，經過一系列短途搭乘，到中午時，終于穿過布雷頓角島邊的坎索海峽，我的離家之旅才真正開始。隻有将那個島抛在身後，我才覺得可以使用我新的身份。這身份如同一件沒有穿過的衣服，一直用心收藏在嶄新的包裝紙裡。它讓我變成一個溫哥華人，這是我能想象的最遙遠的地方。
我不知怎的總擔心出不了布雷頓角島，擔心在最後一刻會有碩大無朋的觸角，或者像爺爺那雙恐怖的雙手，将我揪住，把我拽回去。現在終于踏上了大陸，回頭看布雷頓角，霧霭中聳起蒼翠，白色的碎浪踏着海面一片蔚藍。
大陸上搭到的第一次車是三個黑人開的藍色道奇皮卡，車很破舊，車身上印着“新斯科舍省林肯維爾地區雷菲爾德·克萊科，小型貨運”。他們要去新格拉斯哥，說大概要走八十英裡，如果我願意可以捎上我。他們又跟我說，因為他們的卡車有年頭了，不能開快，我如果再等等可能會坐上更好的車。不過，他們又說了，我也不必傻等，反正快些慢些總是會到的。要是我實在受不了想下車，就捶他們駕駛室的頂蓋。他們本也願意讓我坐在駕駛室裡，但商用車駕駛室裝四個人違法，他們不想招惹警察，那會很麻煩。我爬上車，坐在後面車鬥裡用過的備用輪胎上，卡車就開動了。日頭已經很高，我把背包取下時，雖然看不見，但我明顯感到有兩大股汗流在我背上淌過、交彙。我終于意識到我從昨天晚飯之後就沒吃過東西，餓壞了。
到了新格拉斯哥，他們在一個小加油站讓我下了車。黑人朋友想繼續幫忙，還給我指了路，告訴我去小鎮西頭怎麼走最近。我必須穿過的小巷地上都是垃圾，油膩的漢堡包的味道從路邊幾家速食店飄出，裡面的點歌機都開得實在太響；從半開半掩的門裡，貓王的歌聲和粗糙食物的酸腐味都被搡出到巷子裡來。我很想歇一歇，但卻總有一種不可理喻的緊迫感，總覺得這條單行道上的汽車都開向奇妙的終點，我怕我隻要停下片刻腳步，去買個漢堡什麼的，就會錯過那輛值得我搭乘的車。汗水從我額頭上流下來，刺痛我的眼睛，我也知道拜背包帶子所賜，我背後兩塊深色的汗濕肯定是越來越寬了。
日頭升至幾乎最高的時候，公路的礫石停車道上，一輛紅色的車靠邊停了下來，司機斜身打開了副駕駛的車門。他是個體态相當臃腫的五十歲男人，通紅的臉上一直在沁汗，濕漉漉的額頭油光锃亮，黏着他那一小撮棕色的頭發。外套橫在後座上，他的襯衫口袋裡有個筆囊，鉛筆、鋼筆林立。他的襯衫領口敞着，領帶也扯開了，歪在一邊；皮帶和褲腰上的紐扣也都沒系上。他肥碩的大腿已經把灰色的褲管撐滿了，但因為出汗，看上去依然皺巴巴的。他的襯衫是白色的，汗水在腋窩暗暗地透出來，向前靠的時候，背上也有兩大塊濕迹。他的雙手非常白皙，小得跟身材不成比例。
車子前進，路面閃爍，地上那根白線看得我出神。他時常抓起座位上一塊污濁的手巾，先擦掉手心裡的汗，再把方向盤上的黑色水光抹去。
“好家夥，這天可真夠熱的，”他說，“比地獄裡的婊子都熱。”
“是，”我說，“是很熱。的确是熱。”
“前面那個小破鎮子，”他說，“你什麼沒幹都能在裡面轉一個禮拜繞不出來。”
“是啊，這麼個小鎮子。”
“你也隻是路過嗎？”
“對，我要回溫哥華。”
“哦，那你還遠着呐，小兄弟，還遠着呐。我還沒去過溫哥華，從來沒去過比多倫多更往西的地方。我已經跟我公司講了不知道多少回了，說我要往西邊走，可他們就非要往這兒派我。一年三四回。天氣從來都這麼難受，像現在，熱得跟地獄似的，換了冬天，又能把銅猴的蛋蛋給凍下來。”這時他突然猛按喇叭，好似禮炮齊鳴，就因為他看到一個不知何去何從的十幾歲姑娘正巧站在路邊。
雖然車窗開着，但還是很熱，而且因為車是紅的，讓這種感覺更加強烈。整個下午，道路在前方蜿蜒着，好比一條蛇鱗光閃閃地在前方的路上爬行，背後還留下一道惡心的白條紋。因為坡路和拐彎，我們就像被關在急沉急轉的過山車裡，随着車子所劃的弧線東倒西斜，雙腳還要時刻準備忍受車底盤傳來的力道。有時，我們猛然馳進小坑小谷，我常被吓得胸腹間好像掏空了一般，隻有等車子又一下子爬上來，繼續迂回前行，我才又找回我的五髒六腑。不時有昆蟲“砰”的一聲拍在車前的擋風玻璃上，瞬間化身作一攤黃色的污迹。車胎在滾燙的柏油路上嘶嘶作響，像是會在車後留下兩道胎痕。我感覺不管是我腿上還是背上的衣服，都因為汗水貼在了皮膚上。我同伴的襯衫上不絕有新的汗濕浮現，面積也越來越大。他肩頸往椅背上一頂，龐大的身軀從濕透的椅墊上擡了起來，褲子本來就沒系上，他把手深深地一直探到裆下。“讓那兒也透透氣，”他一邊說一邊調整自己生殖器的位置，“這内褲肯定是個印度佬做的，老往上收。”
整個下午的車程中我們都在聊天，主要是他聊，我聽，不過我一點也不介意。這樣的人我從前沒有見過。他聊他的生意（工資多，回扣多，再加不少灰色交易），他的老闆（又傻又混蛋，有個這麼得力的人替他跑腿算他運氣），他的家庭（一個妻子，一個兒子，一個女兒，每樣一個正好），性（再多也不算多，他到死都不會厭），多倫多（每天都在擴張，今非昔比），以及稅收（越來越高，物業都是自掏腰包，因為政府一直忙着在給富人減稅）。他有說不完的話，而不論他說什麼，我都從來沒聽過。他聽上去那麼自信，好像什麼事他都一清二楚。你會覺得他對自己的無所不知很笃定，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下，似乎他從來不曾猶豫、不需停頓、不會疲乏，甚至連思維也是不必的。他就像一台點唱機，有個神秘的源泉在給它供應無窮無盡的各種硬币。
村鎮都飛快地向後退去。特魯羅、格倫赫爾姆、文特沃思、牛津；蒸騰之中，一閃而過。不到三十英裡，我們就可以出新斯科舍省了，我的同伴這樣告訴我。我們正接近新不倫瑞克省的邊界。又到了某條我将跨越的分野，而一旦跨越，又可将很多過去抛諸腦後，我的心境又成了精疲力竭卻又如釋重負的狀态。這種情緒與離開不列颠角時很像，隻是加上今天的旅行，它沒有之前那樣清晰和輕盈了。這炎炎烈日，經過這番長途跋涉，的确有些疲憊不堪。
突然公路向左拐，迂回曲折都不見了，隻從我們跟前延伸爬上長長的小山，大約半英裡外可以望到山尖。我們開始爬坡後，兩側開始見到房舍，爬得越高，屋子越多，沿着山路散散地排開。
我的同伴又饒有節奏地鳴了一陣喇叭，因為他見到一個年輕姑娘和她母親在踮着腳挺着背往繩上晾衣服。她們兩人舉着手在繩上忙着，在兩人中間的地上放着個籃子，籃子裡是洗好的衣服。她們嘴裡都還咬着幾個夾子，這樣她們就不用每次放開繩子，下腰去拿。
“要我說，她們嘴裡含錯了玩意兒，該換，”他說，“第二輪可以考慮讓那姑娘用下巴托着我的蛋蛋。”
為了看她們，他把車子開得很近，輪胎在路邊的石子上咔嚓作響，終于，我們回到了正道上，清靜了許多。
房子之間的距離逐漸縮短，牆色卻更暗沉些，院子裡都是孩子、自行車和小狗。我們似乎到了鎮上一個主要路口，我注意到有好多女子裹着頭巾匆匆走過，小男孩帶着他們的書包和棒球手套，到處可見男人或坐或蹲緊緊聚成一堆。還有另外一些男人，也沒坐着或蹲着，而是靠在牆上、倚在拐杖上，或是很吃力地靠假肢站着。這些就是所謂的老弱和傷殘。他們的臉都枯瘦、灰黃，似乎接觸陽光隻是這兩天的事情，而且為時已晚，再怎麼曬也無法彌補了。
“沒有比斯普林希爾更破的地方了，”我身邊的人說道，“除非你是想找點樂子，那你就來對地方了。礦裡很多事故，男人就死了。女人被幹是司空見慣的事。礦區總是這樣的。你看看那些小孩。說到私生率，新斯科舍這個小鎮全國領先。沒人在乎。”
我之前從來沒有想過，聽見“斯普林希爾”這個名字，同時又意識到這就是我所在的地方，居然會帶給我如此的震動。或許我曾見過路标，學過地理，知道在“那裡”有這麼個地方，但在我腦海中，它從不會是“這裡”。
我又想起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的某天：家門口等着的那些引擎都沒有關的老車，上面的泥濘都是路上翻起來的，而鐵鏽則是海風中帶來濕氣的關系。它們正等着準備通宵達旦開往斯普林希爾。那時候，我十四歲，斯普林希爾是如此遙遠，幾乎隻是一個名字，而不是一個地方。它們也在等着母親用蠟紙和報紙包起的食物，以及裝着咖啡和茶的暖瓶；另外，它們還在等着我的父親和這個今天被我的汗水浸濕的背包，隻不過當時這個包裡裝滿的是礦工的衣物。父親是去救援的，他們希望救援成功後，這些衣服能用得上。那些黑得永遠也洗不幹淨的内衣褲、厚呢絨襪、腳尖有鋼鐵加強的靴子，還有發黑的、滿是汗漬的皮帶——兩頭因為挂礦燈而耷拉着，以及勾扳手、積滿灰塵的空水袋、褲子、手套和因為多年承受落石而傷痕累累、滿是缺口坑陷的安全帽。
爺爺整晚都把他那個更有用的耳朵貼在收音機上，等待地下礦工和救援隊的消息。學校裡，每個教室都有老師在募捐，黑闆上一排大字：“新斯科舍省斯普林希爾礦工救援基金”，告訴我們捐款的去向。我還記得妹妹們捐出存的五分、一毛、二毛五的硬币時不情願的樣子。高尚和死，這些概念在你十一歲、十歲、八歲的時候，沒什麼意義，你無法體會某個并不相識的孩子永遠失去父親的感受，你也無法想象他的父親将不再走進家門，甚至沒有屍體能放在沉重的棺材裡被擡回來，供他瞻仰遺容。别人埋在地下的父親，無從體認、遙不可及，遠沒有甘草糖和日場電影來的真切具體。
“跟你說，”我旁邊有個聲音說，“六個月之前我就在這兒，搞了個小胖女人。正抽插起勁的時候她突然哭起來，喊的是一個沒聽過的名字，肯定是她死掉的丈夫之類的。媽的可把我吓夠嗆。這是要鬧鬼還是怎麼着。我棍子都差點蔫了。可能已經蔫了，不過正好，我反正也快要射進去了。”
我們現在到了鎮中心，下午将盡，眼見着暮色正在掩來。陽光已沒那麼毒辣，斜斜地撫過黑黢黢的房屋。很多都是薄殼建築，凄涼、陰沉、清苦，甚至有大火摧殘過的痕迹。一個黑人女子，帶着兩個小男孩從我們面前穿過馬路，小孩子的皮膚沒那麼黑。她捧着一袋采購的日用品，兩個小男孩各有一瓶打開了的十六盎司裝的百事可樂。他們都把手捂住瓶口，全神貫注地搖着瓶子，好讓飲料嘶嘶地冒起泡來。
“這兒很多人都娶了黑鬼，”那個聲音又說，“大概是地底下每個人都那麼黑，見了光也辨不出來了。他們不是說嗎，關了燈都一樣。幾年前爆炸過，有些家夥就在下面出不來，我也不知道關了多久。把死人留下的午餐吃了，然後就剝木料的皮來啃，喝别人的尿。喬治亞有個人說，隻要是救上來的，他就出錢請他們去喬治亞旅遊。不過救上來的有個黑鬼，那個喬治亞的就說黑鬼不能帶。結果其他人也不肯去了。要是因為我的公司有個黑鬼，黃了我去喬治亞的旅遊，我可要罵娘了。我不是說過嗎，我老得都能當你爹，當你爺爺了，可連溫哥華都沒去過。”
他現在說的是一九五八年的事了，相比一九五六年的事故，一九五八年的那次在我頭腦中要清晰很多。生命中若發生大事，十四歲和十六歲之間的差别還是不小的。很多精準或模糊的訊息逐個閃過，我之前甚至沒想到它們還存留在我記憶裡：一九五八年的爆炸是在一個星期四，和一九五六年的一樣；“康伯蘭二号”爆炸之前是整個北美最深的煤礦；一八九一年，就在這個礦，一百二十五個人殉難；一九五八年那個晚上，一百七十四人下了礦井，他們判斷絕大多數無法生還。在被一千噸土石壓了一周之後，有十八個人得救。曾經，“康伯蘭二号”有九百個雇工；現在，零。
我又記起那些我家門口響着引擎的車子，那些打包的食物、裝備和一周的等待；記起學校的募捐，爺爺和他的收音機，以及這次因為鄰居家的電視而讓現實多出的另一個次元；同時，還有我們被消了音的生活，突然連走路都沒了腳步聲。後來，父親帶着他如同鬼魅般慘白的臉回來了。等更年幼的弟弟妹妹睡下，我們低聲交談，關于洩露的瓦斯、稀薄的氧氣和噴吐的火焰——火勢因為地下黑暗中曆經千年的鑽石煤礦滋養，更顯嚣狂。還有找到的礦工的殘體：如果他們死于塌下的石頂，屍體往往已被壓扁砸爛；如果是被爆炸轟散的，他們就變成永遠無法追回的碎片，挂在扭曲的管子、尖刺上，手、足、面孔、生殖器官、扯斷的腸子、猶帶毛發的皮肉，就像聖誕樹上懸着詭谲的飾物。人被分解成可怖的拼圖，隻是這拼圖是永遠完不成的了。
“我不知道這裡的人平常都在幹嗎？”我身邊的聲音又說，“他們都該出去，像我們其他人一樣去工作。政府想把他們安置到其他地方去，但甚至多倫多那樣的地方他們都不願待。他們都一個個滾回他們的這個墳場，就像公狗發了情總繞着母狗轉。他們其實就是慫。”
紅色的汽車停了下來，旁邊是家雜貨店，在我看來鎮上估計也不會再有第二家了。“我就在這兒歇會兒吧。我有點吃不消了，要換換口味。幹了這麼多活兒不放松一下肯定不行。我進去碰碰運氣，就一會兒。他們不是說嗎：亡羊補牢不如未雨綢缪。”
他關門的時候加了一句：“等會兒你也一起來吧。一般都會有剩的。”
我們現在所處的地方和他将要幹的事情如此實在地朝我頭頂壓迫下來，如同片刻前還在我腦海中的那些坍塌的礦頂。盡管天氣依舊悶熱，我還是搖起了車窗。街上的人漫不經心地朝這邊看，看這輛過于鮮紅的汽車，看那塊安大略省的車牌，看我。我在他們臉上見到了爺爺的表情，見到了成百上千在我過往人生中出現過的人們的表情，甚至我自己，也曾遇見過這樣的車子，而從玻璃和鏡子的反光中看到同樣的神色。此刻的情形是，我根本不屬于他們的生活，我隻是被裝在這個半紅半透明的移動展示盒裡面，在他們鋪滿悲怆的街道逗留片刻，然後就會消失，而他們的生活依然如故，不會有任何改變，我隻是與他們無涉地穿過他們的生活。又一條無關緊要的河流攜着漂浮的殘骸匆匆而去，隻有河岸是永恒的。水流會轉向不知名的去處，那塊殘骸的終點他們從未涉足，也無法前往。在那一瞥之間，已足夠讓他們把我歸納，然後輕描淡寫把我擋在他們的世界之外：“我們的九死一生，我們墳冢裡的那些亡靈，他能懂得些什麼？”
念及此，我突然懂得這種避繁就簡的可惡，心中無比郁塞。因為我知道，不僅是在這炙烤難耐的一天，在我并不算長的人生中，我也一直在犯這樣的過錯。隻是現在變本加厲地成為兩種成見的受害者，我才終于有所悟。我之前不知怎的總以為“離開”是外在的，它隻是位移，隻是标簽，比如我毫不費力就挂在嘴邊的“溫哥華”。或者，“離開”隻是跨過水域，穿過邊境，而且，隻因為父親曾說我是“自由”的，我便信以為真了。多輕巧。我終于明白，我過往人生中的那些長者，比我對他們的判斷要複雜得多。爺爺感性、浪漫、熱愛煤礦，奶奶嚴厲、實際、痛恨煤礦。不是沒有差別的。母親緘默堅強、淡然順服，父親急躁，常是以粗暴得不着邊際，卻又有他不着言辭的深情。他們是如此的不同，但都以某種方式承受着，并将過去這十八年賦在我的身上；而除此之外，我并不知其他的生活和世界。他們的生命淌進我的生命，而我的生命，亦是他們的支流。其中自然有不同，但在很多方面卻比我原以為的，要相似得多。我現在覺得一個人或許可以活在兩種生命裡，但見到同樣的真相。比方說，我現在所坐的這輛半透明車的車主，他所見到的隻是相似之處罷了，對他來說，在這一片狼藉的小鎮上，居民等同于幾個詞組，或僅僅隻是性愛的機會，他們隻是整齊劃一的金魚，囚禁在他們透明的金魚缸中，過着整齊劃一、不可理喻的生活。而街上的人透過車玻璃看我也是一樣的。曾幾何時，我也如此看待那些“外國牌照”車子裡的過客，我也曾下過類似的判斷。可這些街上的人和這輛車的車主，他們似乎都沒有惡意，而彼此不能互相懂得，也絕非是因為生性歹毒。恐怕最要緊的還是要坦誠。可能是我太努力想去成為另外一個人，結果都沒有搞清楚我自己此刻究竟是誰。我不知道。我不确定。但我很确信我不能跟着這個男人進這幢房子，因為這房子和我今天早上離開的幾乎沒有差别，我不能像他一樣接受别人的投懷送抱，因為那個女子就像是我的母親。我不知道當我父親來去如風的身形消逝，他被酒精沖亂的心跳聲靜止時，她，我的母親，會怎樣。因為我不知道父親什麼時候會死。我也不知道于怎樣的黑暗中她将向誰喊出父親的名字。我好像沒有一件事是真正知道的，但我真的懂得了我的過錯：面對他人和自己，我不夠坦誠。或許這個開車的人在我靈魂上留下了痕迹，才讓我見到原來我有這樣一顆靈魂。
在斯普林希爾的邊緣，兩束向前推進的車燈光落在我身上。它靠邊停了，我爬進後座。我進車後不見把手，關不上車門，隻好去拽那個用來搖車窗的曲柄，我甚至有些擔心連它也會被我拔下來。前座有兩個人，我隻能見到他們後腦的輪廓，是以看不出來他們是幹嗎的。即使是坐在我旁邊的這位，大半個人也是隐去的。他很高，很瘦，但因為看不清臉，是以說他是三十歲到五十歲都有可能。他腳邊有兩袋采礦工具，我也把包放在那兒，因為其他也沒什麼地方可放了。
“你是哪兒的人？”車開動後他問。“布雷頓角。”我說，然後告訴他我是哪一家的。
“我們也從那兒過來，”他說，“不過是島的另外一頭。你那邊我估計礦都完了吧。都是很老的礦了。我們那邊也差不多了。你現在去哪兒？”
“我不知道，”我說，“我不知道。”
“我們現在去盲河鎮，”他說，“要是盲河鎮幹不下去我們還聽說科羅拉多發現了鈾，已經準備打樁了。我們大概會再去那兒碰碰運氣。這車太舊，估計到不了科羅拉多。不過要是你想一起去，歡迎同行。我們至少可以帶你一段。”
“我不知道，”我說，“我不知道。我得想想。我得自己先拿個主意。”
車子前行，朝着夜色。車頭燈尋覓着那條誘人的白線，白線隐隐擡起，似乎在拖着我們向前、向上、向着某個深處，而我們隻顧追随，追進無邊的黑暗中。
“我猜你們一家在那邊的礦上有年頭了吧？”我身邊的聲音問道。
“是啊，”我說，“從一八七三年開始的。”
“操他媽的，”他停頓了片刻後說道，“你好像整個人都頹了，肯定是傷透心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