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場疫情已經延續了兩年多，我們的思維邏輯随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社交距離，對于交往對象的安全性考量，消費的傾向，以及如何使個人與群體得到持續性的發展，都成為我們做出抉擇的主要标準。反之，當發生一些諸如大規模聚集，無論是慶祝還是對立與沖突，甚至是戰争的時候，我們會覺得它們都不符合後疫情時期的發展需求。除了這些最為具體和直接的因素以外，人類社會剛剛經曆的這場大規模集體創傷，使我們進一步思考什麼才是真正的救贖之路。作為“人類的體溫計”，文學感受了這個方面的體征，進而通過小說、散文、詩歌等各種手段，提供了解決的思路。假如想了解現實中的任何問題，就不可避免地要去那些集體或者個人的故事中去尋找，以便追溯它的成因，進而謀求可能的解決方法。在剛剛過去的一年中，意大利文學為人類的救贖提供了幾個可能的出路：挖掘記憶、社會轉型、女性解放，以及從“上帝視角”審視我們所居住的這個社會，都是我們走出目前困境的思路。
記憶的家園
《家園之書》
安德烈·巴傑尼（Andrea Bajani）的小說《家園之書》（Il libro delle case，Feltrinelli)，可謂是2021年意大利最具詩意與創造性的一本奇書。居住過的所有房子，如此一顆顆巴洛克式的珍珠，形态各異而又具有一定的共性，串起作者前半生的這條項鍊。作品一共分為78章，每一章的标題都是包含“casa”這個單詞的一個詞組，同時還包括一個年代，是對作者曾經居住的這所房子的定義。将78個章節的标題組合在一起，就是一首簡約的小詩，訴說着作者的成長史。其中的人物并不很多：奶奶、父母、妹妹，還有陪伴他童年的一隻烏龜，以及在他生命中出現的零星人物。這些“家園”不僅僅是一個個故事發生的背景，而是保留着關于它們臨時性主人的記憶，見證過他的成長，裡面的房間、樓梯、地下室，甚至是器具和彌漫的味道，都具有它們本身存在的意義，也使得這些“家園”本身成為叙述的主角。安德烈·巴傑尼兼詩人與小說家于一身，他的叙事文學作品經常充滿了詩歌的張力。在情節的安排上，他大量使用了感官和想象的類比，對曾經居住過的房子進行有節奏的掃描，語言非常凝練，仿佛是某種奇妙的“現實過濾器”，為我們過濾出各種不同的情感：欲望、癡迷、夢想和恐懼。這就使得作家的叙事文學和詩歌作品之間存在着密切的聯系：他是一位用詩歌的目光去審視世界的小說家，也是一個詩歌作品中充滿叙事文學張力的詩人。在2017年出版的第一部詩集《備忘錄》（Promemoria，Einaudi）中，一位教師從一個木頭盒子裡依次拿出以不同首字母開始的單詞，然後告訴圍在身邊的學生說，通過這些單詞可以建設或者毀滅世界，可以出生或者死亡，可以提問或者回答，可以愛撫抑或是複仇……詩歌中列舉的60件有不容遺忘的事件，如同用大頭釘紮在一塊黑闆上的紙片，既不按照字母的順序，每首詩的句子長度也不盡相同。從詩集的第一首詩開始，一股躁動潛入了雜亂無序的實際事物當中，永遠颠倒的生活被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呈現出來。由此，我們逐漸從實際事物轉而關注那些存在的問題。人生的僵局與感傷，生死關頭的焦慮，都變成了一種悖論，喜劇與悲劇彼此交織，笑聲和淚水之間達成了非常微妙的平衡，簡單的事件中包含着複雜的情感。2020年，巴傑尼又出版了第二部詩集《自然居所》（Dimora naturale，Einaudi），其中描述了一個誤入歧途和走向衰落的世界。相比之下，自然顯得更加強大，隻不過它落入缺乏經驗的人手中，淪為了馴順的工具。詩集中的作品以三個主題為中心展開：動物，人類以及與“自然家園“之間的必然聯系。通過這種方式，動物的特點得到了突出，而同樣作為動物的人類與其他有生命的存在是如此相似。詩人将自己想象成一隻鳥，将家比作一片樹林。如此，幾十年以來作為家的那些建築群顯得是如此毫無用處。從電視上播放的野生動物紀錄片，到城市天空中飛翔的海鷗和椋鳥，從被發現擁有沿着身體延伸的大腦的章魚，到畫在小便池上的蒼蠅。在這些動物的包圍之下，作為進階動物的人類就像這些動物一樣生活在地球上，尋求與地球之間的連接配接，同時也在對它進行侵犯和破壞，以至于使它變得面目全非。詩集用現實、超現實或者預見性的目光審視着人類與自然的世界，進而創造出引發心靈火花的畫面，引導着讀者在情感上參與其中。需要指出的是，在創作以上兩部詩集的同時，巴傑尼也在撰寫這本《家園之書》，并且以詩歌般的節奏，回顧和描述自己前半生的點滴。無論是詩歌還是小說，巴傑尼的作品都充滿了精心設計的節奏與強烈的情感，而且都在記憶的家園中徜徉，如泣如訴，娓娓道來。與此同時，他也在密切關注人類共同的記憶與家園，關注人類與“自然家園”之間的連接配接，希冀從中找到挽救整個人類的道路。
《沒有記憶的房子》
多納托·卡裡西（Donato Carrisi）的小說《沒有記憶的房子》（La casa senza ricordi, Longanesi），同樣是一個在記憶中追尋的故事，而且這種追尋同樣是在一個“房子”裡展開，隻不過這個房子是無形的，存在于我們的頭腦當中。催眠師們将之稱作“失去的房間”。那是一個遙遠而又隐秘的空間，裡面隐藏着日積月累的、我們不喜歡的記憶，同時也沉澱着我們覺察不到的想法。在《沒有記憶的房子》中，人們在被稱作“地獄谷”的樹林裡發現了一個失去記憶的孩子。幾個月前，他和母親消失得無影無蹤，路邊隻留下一輛汽車和一個爆胎。如今，男孩重新出現，而他的媽媽仍舊不見蹤影。他們倆在這段時間裡到底遭遇了什麼？警方請來了佛羅倫薩最優秀的心理學家彼得羅·格伯。他的過人之處是用催眠來喚醒兒童大腦中深處埋藏的重要資訊，以便警方能夠進行案件的調查。通過催眠的方式，彼得羅·格伯對這個孩子的思想進行分析，也隻有他才能與孩子對話和傾聽孩子的想法，并且發現那些想法好像是某人灌輸給他的。孩子的語言支離破碎，乍一看就像一些無稽之談，但把那些碎片拼湊起來，就構成了一個瘋狂的故事，也是一個充滿回憶和恐懼的巨大謎團。這部小說是2019年發表的作品《聲音之屋》（La casa delle voci，Longanesi）的續篇。那部作品同樣涉及到一起潛在的兇殺案：催眠師彼得羅·格伯接到一位澳洲同僚打來的電話，向他推薦了一位名叫漢娜·霍爾的成年患者，因為她始終被一段依舊鮮活的童年記憶所困擾，需要弄清楚那段記憶是真實的還是幻覺。彼得羅借助催眠引出仍然生活在她體内的那個小女孩，讓她想起了一個非常特殊和令人不安的故事。小時候，她經常和父母一起搬家，過着一種與世隔絕的生活。對于他們來說，陌生人是一個很大的危險。10歲的時候，那個女孩目睹了一場謀殺。又或許她不僅僅是個目擊者，而是兇手本身。為什麼漢娜和她的父母回避所有社交接觸？而且，最重要的是，這個小家庭一直随身攜帶的那個用瀝青密封的小木箱裡面究竟隐藏着什麼？漢娜是一個需要幫助的病人，還是一個危險的罪犯？通過以催眠師彼得羅·格伯為主人公的這兩本小說，以著名小說《霧中的女孩》聞名于世的作家多納托·卡裡西，為我們打開了懸疑小說的一個新次元：并不需要借助連環殺人案或者諸多恐怖的情節，因為人類有意識尤其是無意識的思想，就足以成為一部作品中引人入勝的主角。由此，我們便會産生一系列的思考：我們與自己的思想，這個“失去的房間”，也就是我們真正的家之間，到底存在着何種聯系？我們的記憶永遠是真實的，還是受到了内因的控制或者外因的左右。這些誕生于過去的“無意識”和潛在的記憶，無形中牽制着我們的思想，進而攪擾甚至破壞我們今天的生活。假如想擺脫這種糾纏，就要找到思想中那個“失去的房間”，打開那扇門，從中走出來。可能這才是可能的救贖之路。
女性的解放
《丢失的面包》
2021年是意大利女性文學大豐收的一年，這與最近幾年女性話題的持續升溫有着密不可分的關系，也再次證明了新的女性浪潮的來臨。雖然這些小說都是以個人的親身經曆為核心展開叙述，但幾代女性作家都在孜孜不倦地描述着她們的奮鬥故事。愛迪特·布魯克（Edith Bruck）的小說《丢失的面包》（Il pane perduto，La nave di Teseo)，以這位匈牙利猶太裔女作家的親身經曆出發，講述了她從12歲到18歲期間颠沛流離的生活。這位猶太少女被殘酷的戰争和悲慘的命運從一個地方抛到另一個地方，也是以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和猶太民族悲壯曆史的見證人。那個男性統治的世界使她曆經磨難，但也造就了她不屈不撓和永遠為了美好生活奮鬥的精神。瑪利亞·格拉齊亞·卡蘭德羅那（Maria Grazia Calandrone）的小說《如生命般燦爛》（Splendi come vita，Ponte alle Grazie)以女作家與繼母之間的關系為核心展開，不僅叙述了主人公從孤女成長為詩人兼作家的切身經曆，也展示了半個多世紀以來意大利社會的變遷，以及兩代女性之間在道德觀念以及性格上面的巨大差異。不過，他們之間的激烈的沖突和深深的誤解，最終都化為女兒對母親的了解與眷戀。茱莉亞·卡米尼托（Giulia Caminito）的《湖水不甜》（L’acqua del lago non è mai dolce，Bompiani）發生在羅馬北部的布拉齊亞諾湖邊小鎮。表面看來波瀾不驚的小鎮生活中，卻有階級與個人之間利益沖突催生的暗流在湧動。在倔強而又嚴苛的母親教育下，她通過勤奮的學習來改變自己的命運和赢得自尊，并戰勝容貌給她帶來的自卑。雖然這三位女性作家分别生活在不同的年代，她們的個人經曆也完全不同，但她們都将個人生活與她們所處的曆史緊密結合在一起，使個人故事成為社會生活的縮影。其中幾代女性追求獨立、自由與平等的艱辛曆程尤為突出，而且她們最終都成為優秀的作家。女性自身的解放和文學之路，就是她們的救贖。
《湖水不甜》
另一個驚心動魄的例子，是維奧拉·阿爾多内（Viola Ardone）的小說《奧莉娃·德納羅》（Oliva denaro，Einaudi）。故事來自一個真實的曆史事件，也就是意大利第一個拒絕“奉子成婚”，并對強奸者提出指控的女性弗蘭卡·維奧拉。故事發生在1960年西西裡島的馬爾托拉納小鎮。那一年主人公奧莉娃·德納羅（Oliva Denaro)15歲。她就是一個“假小子”，喜歡學習和掌握生僻的詞彙，喜歡拼命地瘋跑，還有和父親一起尋找蝸牛，以及用投石器向那些嘲笑她朋友薩羅的人投擲石塊。她不喜歡“大姨媽”的到來，因為從那一刻起，她必須改變以前的生活方式，尤其必須保護自己免受男性的傷害，完完整整地等到結婚的那一刻。奧莉娃并非一個女性主義者，她也希望結婚生子，過上像母親和所有朋友一樣的生活；但與此同時，又有一股變革之火在她體内燃燒，也就是向那個以男性為主導，強迫她保持沉默和順從的社會說“不”。在遭受淩辱之後，傳統的壓迫制度試圖迫使奧莉娃接受侮辱性的“解決措施”，但她勇敢地奮起反抗。奧莉娃的“不”不僅是對一個人的反叛，而且是對整個制度、世俗文化和規則的反抗，因為這種規則要求女性遵循所有前人走過的道路，更不能越界，或者是違背男人的想法。在這個事件當中，女孩的父母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奧莉娃的媽媽是一個典型的南方女人，每天她唯一的念頭就是：人家會怎麼想，會怎麼說？她強硬而又難以對付，代表着那個傳統社會的固有觀念：每一個手勢、每一個字、每一個選擇都有其不成文的規則，必須默默地遵守它們，以確定沒有人會說三道四；女性必須結婚，以免成為老處女；必須生孩子，以免被判定為不育；還必須服從，不能大聲說話，更不能做出與社會習俗不同的選擇。與母親形象截然不同的，是那個以沉默的态度任由奧莉娃·德納羅自己做決定的父親。他是個典型的農民，沉默寡言，有時甚至會不知所措。或許是出于過分的愛，又或者是來自經驗的智慧，他永遠無法徹底反對女兒的決定。在女兒心酸的目光中，他甚至會變成一個孩子。作品中對父女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細微而又深刻的描述。假如說母女關系更多反映了社會對于女孩的壓力，那麼父女的關系更像是某種同盟。他們之間那種無聲的對話以及隐藏的默契，是他們擁有的唯一反抗各種義務和禁忌的武器，也是他們唯一的救命稻草。時至今日，雖然法律已經改變，為名譽犯罪和為了掩蓋醜聞而促成的婚姻也不複存在，但女性所承受的來自社會以及男性的壓抑與暴力，并沒有從本質上得到改善。這就是為什麼在21世紀的今天，某些古老的話題仍然會出現在我們的文學當中，而且這些“老生常談”也仍然具有着重要的價值和象征意義。假如一半的成員仍然未能完成自身真正的解放與平等，那麼人類社會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救贖。
社會的轉型
《若湖水能笑》
對于意大利人來說，小鎮生活是他們的根，鄉土也是意大利當代文學中一個經久不衰的話題。此類的小說通過講述一個個發生在性格鮮明的個人身上的，值得銘記的故事，賦予生活在困難與複雜的環境中的人們以尊嚴。這些發生在各個獨具特色的地區的故事，最終也彙合成為偉大的意大利曆史。保羅·馬拉古提（Paolo Malaguti）的小說《若湖水能笑》（Se l’acqua ride，Einaudi）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作品聚焦的是自上世紀60年代末就穿行于迷宮般的威尼斯運河和潟湖的平底駁船，尤其是駕駛它的船夫。對他們中間的一些人來說，這是一份工作，對另一些人來說則是一種沉重的遺産。這是一個由潟湖和河流組成的古老世界，由其不成文的法律和傳統作為主導。主人公甘貝托代表了出生在1965年的那一代青少年。作為家裡的男孩，他遵照祖父的意願放棄學業，繼承了“特雷西娜号”和這項傳統的職業。1966年，發大洪水的那年，甘貝托在他祖父卡隆那裡學會了用槳生活。駁船船夫是一個古老的職業，但河水并不能為他們的生活提供穩固的保障，是以許多男人被迫在大工廠當勞工。甘貝托駕駛着“特雷西娜号”，穿梭于碼頭、小酒館、風暴、大海和潟湖、聖馬可廣場的鐘聲，以及沿途相遇的女孩中間，感覺自己是無敵的。然而很快，他就無法假裝什麼都沒有發生。故事發生在意大利發生變革的年代，廁所進入了居民的住所，電視是最令人垂涎的物品，發動機取代了馬拉拖船和劃艇。雖然河流還在遵循着自身的漲落規則，但社會正在義無反顧地走向現代化。甘貝托一隻腳踏在“舊世界”，另一隻腳則踏在新世界。船夫這個産業逐漸“夕陽西下”，但接替這個職業的是一個年輕人。作品選擇年輕人作為故事的主角，正是要将社會的進步與青年的成長緊密聯系在一起，進而為沉重的社會轉型賦予青春的活力與希望。在小說的封面上，迷人的黃昏時刻，一位老年人在船頭劃槳，一名少年坐在船尾。這樣的畫面希望傳遞給讀者的資訊，正是兩代人之間的交替。主角甘貝托是社會轉型的見證者，承擔着新舊文化之間的過渡，但尤其是連接配接。面對來勢洶洶的消費社會，老的一代滿懷惆怅與傷感，而年輕人卻充滿憧憬與希望。隻不過，青年人不應該成為老一代的掘墓者，而應該完成新舊之間的傳承與連接配接。這種連接配接同樣展現在以大量對話構成的流暢叙事上面，而對話中方言術語和短語的使用，也為作品增加了色彩，使得人物和場所，個人形象和社會背景之間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方言在日常生活中的大量使用，同樣是那個仍然處于轉型期的社會所具有的突出特征，如同作為小說核心的年輕人一樣，都伴随着社會的成長與進步，而且傳遞給讀者一種積極的訊息。
上帝的視角
在羅貝爾托·帕齊（Roberto Pazzi）的小說《永恒之父酒店》（Hotel Padreterno）裡，一位78歲的神秘老人在羅馬地鐵裡與給他讓座位的紅發男孩大衛交上了朋友。盡管男孩的母親安娜并不信任他，但這位自稱“永恒者約翰”的神秘紳士僅僅是将雙手放在孩子的頭上，就治愈了他緻命的腦癌，而這隻是他制造的第一個奇迹而已，大衛也憑借着兒童的直覺，立刻明白了這位老人的真實身份。在羅馬，永恒先生在一間破舊的二星級酒店住上幾個月，并且在那裡遇到了一些奇怪的人物，其中就包括大衛的父親，那個敏感且患有妄想症的旋轉木馬管理者；還有大衛的母親安娜，而且一點一點地愛上了她。與此同時，對于努力隐藏自己的神性的“永恒者約翰”來說，降臨人間也對他的“神界”産生了巨大的影響：梵蒂岡對這位神秘老人的存在産生了懷疑，他的兒子就像天堂裡的所有聖徒和天使一樣守護着父親，并且為父親在地球上的長期逗留而擔心；缺少了上帝的天庭也痛苦萬分，隻能派遣了兩個裝扮成優雅而美麗的年輕人的大天使，來為他擔任哨兵。然而，“永恒者約翰”太依戀地球了，尤其是他創造的人類。他也太想感受他們的感情和愛情，也包括社會的不公正，威脅人類的疾病，以及始終在對人類進行無情破壞的邪惡。
《永恒之父酒店》
雖然作家經常會在作品中采用“上帝的視角”來審視問題或發表觀點，但羅貝爾托·帕齊的小說卻創造出一個真正兼具神性和人性的存在。一方面，他是人類的創造者，能夠制造出人類所不能的奇迹，也能夠避免死亡的威脅而獲得永恒，而他降臨人類也隻是出于對自己的創造物的熱愛降臨人間，希望能夠對他們有更多的了解；另一方面，他又被人間的各種對于他來說十分新奇的生活方式所吸引，甚至着迷于來自身體的感受：飲食、葡萄酒，甚至是愛情和嫉妒，最終甚至表現出像人類一樣的帕金森症的最初症狀。
這部作品最為新奇之處，是從“造物主”或者“上帝”的視角，以诙諧的方式探究人類生活中有悖“造物主”意願，或者說有悖常理之處，是一個關于人性弱點的童話。那位“上帝的扮演者”，其實就是今年76歲的作者本人的化身。在經曆了漫長的人生後，他深感力量與脆弱，精神層面的高貴與物質層面的災難等各種彼此沖突的因素對人類生存狀況的制約，也表現出老年人的愛與憂傷，面對社會暴力時的無奈，以及時間流逝搞成的身體上的脆弱。最終，“永恒者約翰”說明了他降臨地球的主要原因：了解他所創造的人類為什麼不願意像《聖經》中所寫的那樣，一代代不斷繁衍生息下去。作者的用意顯然與宗教無關，而僅僅玩了一個遊戲，是站在高于普通讀者的角度審視人類的生存和面臨的問題，進而對當今西方社會現狀進行了清醒的反思，也表現出作者本人對于人類社會的父親或者說母親般的悲憫：這個社會意識到自己已經日薄西山，一方面始終渴望永恒，另一方面又充滿焦慮和神經質，甚至害怕留下自己的子嗣。這個問題似乎連創造他們的上帝都無能為力，隻能靠人類自己去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