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争已經過去了八十多年，我們雖然獲得了勝利，但卻是慘勝，若想避免悲劇的再次發生，我們必須檢視這段曆史，所謂知己知彼，方能百戰不殆。對于發動戰争的“日本”我們應該仔細研究，如此才能立于不敗之地。
但是研究一個國家，最忌諱的就是情緒化的觀察。發動侵華戰争的日本，也不是突然得了瘋狂的好戰傳染病，而是從明治時代開始，一連串曆史的演化才讓這個國家走向戰争之路。甚至在明治之前的日本史，就隐含着軍隊暴走的基因。在讨論這段震動亞洲的曆史之前，我們必須先思考兩個非常重要的名詞。
那就是“皇軍”與“統帥權”。
誰擁有軍隊？
首先，我們來看看“皇軍”這個概念是否正确。
如果就曆史事實而言，“皇軍”這個詞從來沒有成為日本的正式稱呼。一般在戰前或戰争時，日本軍隊的自稱是“國軍”或是“帝國軍”。在日本的電影中，他們的角色也都是自稱“帝國軍人”。所謂的“皇軍”一詞大多出現在大陸的抗戰片和民間的各種激勵性的作品中。
日本早在他們的平安時代（794年—1185年），桓武天皇就廢除了“國軍”而以所謂的“健兒制”代替。後來我們看到的日本貴族、甚至皇室間紛争中出現的武士，其實是一種私兵而非國家武力。從十二世紀末鐮倉時代（1185年—1333年）開始，一直到江戶時代結束（1603年—1868年）為止，期間除了後醍醐天皇短暫主政的建武新政時期(1333年－1336年）之外，日本一直都是由武士組成的武家政權在主導政治。也就是說，日本其實有長達七百年時間，天皇沒有自己直屬的軍隊，并且被定位成不實際介入政治實務的象征性存在。
明治維新之後德川幕府瓦解，進入了所謂天皇親政的時代。不過幕府的崩潰，是薩摩和長州等強藩以天皇為精神象征，用自己的财力和兵力打倒的。是以在明治時代初始，天皇手下連一個直屬的軍人都沒有。一直到薩摩和長州等強藩把藩屬的私兵“獻上”給朝廷成為“禦親兵”，天皇才在相隔七百多年後，才重新擁有自己的直屬軍隊，也就是廣義來講的“皇軍”。
後來日本以普魯士為範本制定了《大日本帝國憲法》，把天皇設定為帝國主權的擁有者。但實際上，日本仍然持續了天皇作為崇高的存在、萬非不得已否則不直接對政治表示意見的傳統。而所謂的皇軍，其實主幹也是由薩摩主導的海軍和長州主導的陸軍所構成。在日本帝國憲法體制下，日本軍隊的自稱是“帝國陸軍”與“帝國海軍”。于是，日本就以這支軍隊，迎接了關鍵的甲午戰争，與日俄戰争。
明治維新是日本在列強壓力下内部産生的化學變化。而維新之後，日本最大的課題就是如何避免列強的進逼，并且自身也成為列強之一。于是北韓半島和大陸東北就成為了日本最大的被害妄想來源；因為害怕北韓和清朝的積弱造成俄羅斯南下，而和日本隻隔着對馬海峽咫尺相望，促使日本賭上國運、打了這兩場慘勝的戰争。司馬遼太郎甚至誇張地形容，整個明治時代都是為了日俄戰争做準備的年代。
日俄戰争過後，日本迎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好景氣，以及随之而來的戰後經濟大恐慌（1929—1933）。此時，在日俄戰争中尚未派上戰場的青壯派軍官們開始擡頭，帝國軍也開始面對兩大問題：第一個是非“官軍”出身軍官（幕末時代與幕府為敵的各藩），不滿薩摩和長州等門閥長期占據軍隊要職；第二就是對于因為經濟恐慌，鄉下地方開始出現人民餓死和“賣女兒”慘狀而希求國家改革的“憂國之心”。這兩個問題，最後就以“皇道派”的出現作為總括。
“皇軍”一詞就出自皇道派軍官的精神領袖荒木貞夫、真崎甚三郎等人的主張。皇道派一方面主張軍隊直屬于天皇的正當性來對抗薩摩和長州等軍中門閥，他們認為當時日本的慘狀就是政治和軍事被新特權階級把持所造成的，為了救國，日本唯一的出路即是“昭和維新”和“清君側”。
皇道派與統制派之争
皇道派的興起也讓日本軍方的意見産生了分裂，與之對抗的軍中派系則被稱為“統制派”。最後皇道派的主張就以著名的軍事政變“二二六事件”（1936）徹底爆發。
但是這個以“清君側之奸”為号召的軍事政變，卻因為昭和天皇罕見的公開表态、要求将士歸隊的不支援聲明而失敗。皇道派也是以失勢、在軍中被統制派壓制，皇道派的核心人物荒木貞夫也被下放、編入預備役，直到1939年，荒木才得以出任近衛内閣的文部大臣來主推“皇道教育”。
不過皇道派的另一個“打破藩閥”的主張，卻得到了實作。後來日本軍部雖由統制派當權，但是不管是皇道派或是統制派，他們在把“薩摩、長州的軍隊”變成“天皇的軍隊”這個方向上還是一緻的。
但為什麼會是“天皇的”而不是“帝國的”軍隊？其實隻要觀察一下這段期間軍方重要人物就可以得到答案。
不管是皇道派或是統制派，都有大量“舊賊軍藩”出身的人物。荒木貞夫、石原莞爾、岡村甯次、山本五十六，甚至後來的首相、統制派的代表東條英機等人，全都出身自幕末時代支援幕府側的賊軍地區。幕末時代打倒幕府的原動力就是“尊皇思想”，結果這些要打破尊皇思想催生的薩摩、長州特權階級的賊軍出身者，主張自己存在的方式就是“其實我們比薩、長更尊皇”。後來掌權的統制派，雖然不像皇道派般把天皇扛出來當人形牌位，但是他們主張的經濟排外、保護政策和全體主義，其實與皇道派的主張相差不遠，類似路線也将日本打造成了軍國主義式的新興列強國家。
讓日本軍國主義化推手的幽靈——“統帥權”
寫到這裡，也跟大家說一個小故事。
前面提到700多年前後醍醐天皇建武新政，曾是天皇短暫擁有直屬軍隊的時代。當時輔佐醍醐天皇打倒鐮倉幕府的功臣之一，就是後來軍國主義期，被政府拿來當忠臣樣闆人物的“大楠公”——楠木正成。這位善于以寡擊衆的名将，在與天皇為敵的武士領袖足利尊氏逼近京都時，曾向天皇獻策，要誘敵深入将足利軍誘入京都後加以殲滅的必勝之策。但是這個必勝之策，卻被毫無軍事常識的貴族以“丢官軍的面子”而駁回，讓這個名将帶着絕望的心情毫無勝算地出擊而慘烈戰死。
這就是700多年前皇軍始祖的悲壯結局。
如果把曆史回推到楠木正成的死，就會發現所謂“皇軍”這個名詞，充滿了日本軍人針對“國軍”地位數百年來的“怨念”。而說到怨念，又不得不提到讓日本軍國主義化推手的幽靈——“統帥權”。
在《大日本帝國憲法》中關于天皇的部分共有十七條。其中第三條“天皇神聖而不可侵”說明了日本天皇地位的獨特性。而在天皇權力的部分，第四條明确規定“天皇作為國家元皇總攬統治權，依據本憲法的條規而實行之”。但是隻要對日本稍有了解的人就知道，日本國政的運作在明治時代是由天皇臣下的明治元老們為中心執行，明治之後的時代也是由“帝國臣民”的文官武人來實際運作。
所謂天皇的“神聖不可侵”地位，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天皇作為最高象征，而不是實際參與決策的做法來保持的。就連日本史上被視為政治性最高的明治天皇，也極少在作出國家最終決議的“禦前會議”中發言或真正做決斷。
除了決定日俄戰争開戰等少數場合外，明治天皇甚至在初即位不久、決議是否徹底讨伐幕府将軍德川慶喜的“小禦所會議”這種決定國運的場合，都沒有任何發言。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當事者昭和天皇，也隻在對美開戰時的禦前會議，念了一首希望和平的禦制和歌，另外兩次禦前會議的發言，就是決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的決策。
那麼，聽起來還比較正常的昭和天皇時代，為什麼還會引爆太平洋戰争？昭和天皇的戰争責任，至今仍在日本争論不休，又真的隻是因為日本人對天皇無條件的奴性嗎？這就是大日本帝國憲法中“統帥權”被許多日本學者定義成“帝國幽靈”的原因。
所謂的統帥權是法理基礎，來自憲法中的第十一條“天皇統帥陸海軍”和第十二條的“天皇制定陸海軍的編制及常備兵額”。把這兩個條文和前面的第四條相比，就知道帝國憲法把軍事從國家的統治權中獨立出來，又由于天皇元首的地位是以當然為陸海軍最高統帥，于是相對于第四條的“統治權”，産生了軍事上的“統帥權”這個概念。
但是就如同帝國憲法第十二條所述，天皇既然不是軍事專家，是以絕對不可能像某個東北亞國家的全知全能獨裁者般親身制定各種軍事細規。于是就像國會與總理大臣為首的内閣輔弼天皇實施統治權一樣，軍事上的“統帥權”自然由軍方的首腦——當時日本陸軍是參謀總長而海軍是軍令部部長來執行輔弼的任務并實際執行，并在有重大決策時由軍方首腦向天皇“帷幄上奏”請示聖意；但如果再加上第三條所顯示的日本天皇“統而不治”、對上奏不表示自己意見以示神聖無私的傳統，則統帥權在軍部主導下“獨立暴走”的可能性就顯而易見了。
帝國幽靈：暴走的軍部統帥權
那麼當初明治元老們，為什麼要設定這種具有危險性的憲法架構？
因為在明治七年（1874）發生的牡丹社事件，讓日本陸軍的最高權力者山縣有朋痛感于軍隊仍無法完全被新政府掌握，明治十年（1877）發生的“西南戰争”讓維新時的主力武士階級潰滅後，明治十一年（1878）參謀本部的成立讓統帥權正式确立，日本陸海軍正式在精神上成為“直屬天皇的軍隊”。伊藤博文等明治元老特地把統帥權從統治權獨立出來，也是防止當時勢力高漲的民權派、或是殘存的舊幕府政治勢力取得政權後，政府仍能借由天皇的名義保持軍事權的保險。
但是這種保險，不久就讓伊藤博文等參與憲法制定者嘗到了苦果。1892年八月開始的伊藤第二次内閣期間，日本與清帝國發生了軍事沖突。當時非常擔心與大國間的戰争将會拖垮小國日本的伊藤博文等人，在内閣會議中決定出兵，但隻出動一個旅團兩千人來保護日本僑民的安全及撤退事宜；但是當時的陸軍參謀本部次長——被稱為“陸軍至寶”的川上操六認為，隻要是短期決戰，日本就有赢得戰争的勝算。于是參謀本部瞞着伊藤博文，派出了八千人的陸軍部隊。
伊藤内閣的方針是盡量避免大規模沖突，是以用最小限度出兵；但是參謀本部卻無視于内閣政策，派遣了最大兵力來預備短期決戰。伊藤博文在知情後責罵川上操六時，川上操六的回答卻簡單明了：
一個旅團的平時編制是兩千人沒錯。但是戰時編制的混成旅團就是八千人。
伊藤博文嚴厲責備川上欺騙了總理大臣。川上操六更隻淡淡地答道：
内閣會議已經做出了出兵的決定，閣下您也做出了裁決。但是一旦決定出兵之後，一切就是總參謀長的職責了。派兵的數量就交給我們處理吧。
啞口無言的伊藤博文，這才發現自己被一手創造出來的統帥權鉗住了喉嚨。
在甲午戰争、日俄戰争的時代，明治元勳們用自己的器量和才識，把統帥權和統治權的分别運用，在天皇之名下發揮到極緻。但是日俄戰争這場跌破西方列強眼鏡，以小勝大的“第零次世界大戰”，讓日本開始“國家規模級”地失去理智——明明是戰争加上外交手段，才讓日本這個小國用拼死奮鬥換來一場“相對性勝利”，日本國民卻錯覺日本已經是“列強”，甚至在日俄調停結束、沒有獲得賠款的消息傳回國内後，還在日比谷公園爆發了大規模暴動。
當暴走成為傳統
甲午戰争、日俄戰争之後，日本終于擁有了“列強”的稱号外殼。而這個外殼上最大的裝飾，就是大日本帝國在大陸東北用戰争奪取來的好處。太平洋戰争前的兩場大戰，讓帝國陸海軍确立了國家化——在當時也意指“天皇直屬化”的皇軍地位；在這個前提下，“不能放棄陛下先哲們用血換來的好處”就成了最大的正義，而要維護這個正義，日本軍部就需要其手段不受統治權限制而直接向天皇帷幄上奏。但在天皇用不幹涉、不介入來維持象征神聖性的傳統下，統帥權開始有了暴走的迹象。倫敦海軍軍縮會議所引爆的“統帥權幹犯問題”，也正式宣告了這個帝國幽靈正式粉墨登場。
正如前述，昭和時代初期同時也是一個各國競相實施保護經濟的不景氣恐慌時代。這種時代氛圍也增長了日本皇軍思想的蔓延、和借由在大陸的好處來打開新天地的妄念。軍國主義者借由對天皇的效忠，合理化自己瘋狂擴張的軍事手段。統帥權的概念更促成了關東軍和大陸軍人擅自出兵而不聽政治指揮的“傳統”。這兩個要素促成的日本集體歇斯底裡，編織出了“大東亞共榮圈”這個不切實際的瘋狂妄想。
正如開頭所說，知己知彼才能百戰不殆，如果我們連敵人都不了解，如果我們帶着激烈的情緒去研究40年代的日本軍國主義，或是一味地強調昭和天皇身為國家元首的戰犯責任，而不去探讨這些瘋狂妄想形成的原因與背景，則我們所謂的曆史研究也有可能形成新的誤解和互相仇視的無限回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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