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孫紅衛（南京大學副教授）
飲食承載着重要的象征意義。美國史學家西敏司在《甜與權力》中指出，飲食模式與所屬社會有着一緻性，由此特定的文化形式得以維系。“當陌生的物質為人們所使用時，這些新物質也就進入了一個已然存在的社會和心理情境中，并從那些使用者那裡，得到（或者說被給予）業已情境化的意義。”
一種食物在跨越文化邊界後常常會在不同的社會語境中得以重新演繹，生成不同的意義。它們雖然表面上保有了原來的名稱或近似的形态，但是對應的生活體驗與社會内涵已發生了變化，标志了不同文化之間的罅隙。這一點尤其展現在茶的“西行”之上。
一、鎖在盒子裡的茶早期的飲茶與藝術再現
英國畫家荷加斯有一幅題為《斯特羅德一家》（1738）的畫作，描繪了正在進行一場茶會的斯特羅德家庭。除了奢靡的室内陳設、華美的穿着打扮，最為突出的是處于中心位置的茶具。在畫面的最前方，還有一個看似格格不入的盒子。整個畫面的構圖中，這個有着金色把柄和鎖扣的盒子顯得尤為突兀。
這是一個茶葉盒子，用以盛放當時還屬奢侈品的中國茶葉——為此，盒子設計了防止仆役偷竊的鎖扣。在一定意義上，這個占據了畫面最前端位置的盒子起到了“炫富”的作用。
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藏有一件類似的文物。這是一個由金銀制成的實用器具，工藝精良，造型方正規整，輪廓硬朗又富有變化。它的線條細緻生動，卷曲交錯的紋章圖案制造了瑰麗的裝飾效果。事實上，它的雕刻和《斯特羅德一家》這幅畫一樣，也是出自荷加斯之手。這個盒子是他與當時一位匠人合作的作品。盒子上刻着“B”這個字母，代表了“Bohea”，即“武夷茶”的意思，“Bohea”是“武夷”兩個字的閩南語發音，盒子同樣也裝備了鎖扣。
無論是畫中飲茶的瓷器，還是茶葉盒，都是實用性的用具，但是在18世紀的靜物畫與風俗畫裡，它們被附加了别的意義，同時具有陳設性與裝飾性，表征了文化品位與社會身份。
英國學者艾倫·麥克法蘭《綠色黃金：茶葉帝國》一著指出，“歐洲有關茶的記載開始于1559年……茶在1610年第一次抵達阿姆斯特丹，17世紀30年代抵達法國，1657年抵達英國”。據考，英國第一首提到茶的詩——出自詩人、朝臣埃德蒙德·瓦勒之手——寫作于1663年，詩中稱頌了中國“這個旭日升起的東方國度”，茶象征神秘、浪漫的東方。
很快情況發生了改變。18世紀30年代——即荷加斯設計那個茶葉盒子的時候，茶葉進口量激增，價格開始大幅下降。18世紀以後，随着價格的日益平民化，茶深刻地影響了英國乃至整個歐洲，改變了人們的工作方式、藝術和審美。飲茶的畫面作為一種類型化的構圖不斷出現在不同的繪畫中。本迪納的《繪畫中的食物》提及了18世紀瑞士畫家利奧塔的畫作《茶具靜物》（1781-1783），分析了其中的茶具。這幅畫表現了一場茶會後稍顯狼藉的情景，有吃剩的面包、奶油，尚未清理的杯盞、糖碗、奶壺和托盤等。畫家沒有表現高朋滿座、相談甚歡的場面，而是表現了離場後的情景。不過，畫面并未因為飲茶者的缺席而顯得落寞孤寂，仿佛還留有賓主在場時的溫度和氣息。在畫中的瓷器上描畫着中國模樣的人物，他們是已散場的飲茶人的替代者。作為茶與瓷器來源地的人們，他們是這種生活方式的專家，他們的面孔構成了一種特有的隐喻，反映了專屬于中國文化的東西。經由他們的媒介，飲茶者似乎又重新回到了現場。
這幅畫所呈現的隻是一個被有限的實體空間限定的局部，它的宏觀的社會背景是飲茶方式的日常化和儀式化。茶已如此廣泛流傳、深入人心，觀者可以輕而易舉地在圖像學意義上解讀它，将這個靜态的畫面激活。它表達了一種寄托，再現了一種典型的富足、閑适的生活方式。從荷加斯的風俗畫到利奧塔的靜物寫生，茶占據了中心的位置，作為一種固定的構圖方式維持着相對穩定的内涵。一方面，它們确鑿無疑地指向了茶的流行；另一方面，它們也指向了一個事實：茶在經曆了歐洲之行後，已經改頭換面：它的飲用方式需要糖和奶的搭配，在新的飲食結構中發揮了與其原初語境不同的作用。
荷加斯雕刻紋章圖案的茶葉盒資料圖檔
利奧塔《茶具靜物》（1781-1783）資料圖檔
荷加斯《斯特羅德一家》（局部）資料圖檔
二、茶的飲法加糖與不加糖之争
18世紀的英國小說家亨利·菲爾丁有句名言：“愛情與流言是調茶的最好的糖。”顯然，這麼一句妙語所預設的是約定俗成的加糖的飲茶方式。隻有在這種飲茶方式已深入人心的情況下，讀到這句話的人才能領悟它的機敏和幽默。18世紀以來，英國的文學作品中不乏下午茶、茶會之類的活動，甚至荒誕小說《愛麗絲夢遊仙境》都要設定一章令人捧腹的“瘋茶會”，将飲茶的禮儀和規矩作為戲仿、調侃的對象。民國初年，青年沈從文續寫愛麗絲遊記，想象她和兔子來到了中國，還貼心地為英國人設定了學習中式飲茶的一節。為了教會兔子适應中國生活，“哈蔔君按照中國方法，用龍井茶款待客人，裝茶的碗也是中國乾隆瓷器，碗起青花，有龍”。這種無糖、無奶的方式讓兔子喝得直搖頭：“這個，不用糖，苦的。”對方則詳細地解釋道：“哈，朋友，我告你，這是中國方法，就是你要到那個地方的吃茶方法！我知道你喝不慣。但得好好學習。喝慣就好了。”
清末民初，龍井茶應是西方人難以欣賞的滋味。吳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裡，一個落魄旗人到茶館裡“擺譜”，自帶了所謂“大西洋紅毛法蘭西來的上好龍井茶”，這個極具諷刺性的喜劇效果便是建立在“大西洋紅毛法蘭西”與“龍井茶”格格不入的事實上。老舍《二馬》裡也提及了龍井茶在英國的遭遇：“倫敦的幾個中國飯館要屬狀元樓的生意最發達。地方寬綽，飯食又賤，早晚真有群賢畢集的樣兒。不但是暹羅人，日本人，印度人，到那裡解饞去，就是英國人，窮美術家，系着紅領帶的社會黨員，争奇好勝的胖老太太，也常常到那裡喝杯龍井茶，吃碗雞蛋炒飯。”不過，這些人“并不喜歡喝不加牛奶的茶”，他們到那裡去是為了獵奇。英國人對龍井等中國綠茶非常陌生——喝了馬家父子帶來的香片，溫都太太忍不住疑問：“中國茶有多少種？中國什麼地方出茶？他們現在喝的這種叫什麼名字？是怎麼制造的？”1939年，初抵英倫的蕭乾發現英國人飲用錫蘭紅茶，“那茶是绛紫色的，仿佛是雞血”。中國茶尤為少見，“龍井、香片，那就僅僅在夢境中或到哪位漢學家府上去串門，偶爾可以品嘗到”。這些茶是珍惜物什，平時舍不得喝，隻有來了東方客人，“才從櫥櫃的什麼角落裡掏出。邊呷着茶邊談論李白和白居易”。
飲茶之法各異，繁簡也不同，相較于黃油面包、牛奶方糖加持的香濃，中國人更欣賞剝除“濃油赤醬”的淡泊，強調返璞歸真，追求高雅絕俗的趣味。關于西方人嗜飲重口味的茶，不谙自然主義、極簡的綠茶的看法根深蒂固，部分原因來自經典文學作品的反複強化。這裡面既有西方人自己的記錄，也有中國人的觀察。周作人便曾就英國人的飲茶方式指出：“喝茶以綠茶為正宗。紅茶已經沒有什麼意味，何況又加糖——與牛奶？”在他看來，“紅茶帶‘土斯’未始不可吃，但這隻是當飯，在肚饑時食之而已；我的所謂喝茶，卻是在喝清茶，在賞鑒其色與香與味，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果腹了”。
在中國學人看來，西方人的飲茶缺少一點風雅和趣味，總是與中國的茶道有幾分格格不入。這裡隐含了一種居高臨下的審美判斷，将東方的詩情畫意和西式的甜膩作一個高低立現的區分。我們評述加糖加奶的飲茶方式，就像是在圍觀《紅樓夢》裡的劉外婆——捧了茶“便一口吃盡”，笑道：“好是好，就是淡些，再熬濃些更好了。”茶在中國的曆史源遠流長，積聚了文化的精髓。它的種種文化表征為後世追慕和模仿，成為一種源自内心的精神體認和自覺的文化追求，有着太多“不與外人道”的難以參透的曲折與幽微。
三、《雪水》當代英文詩歌中的中式茶
2004年，愛爾蘭詩人邁克爾·朗利出版了《雪水》這部詩集。在詩集的同名詩歌中，他寫道：
一個對沏茶一絲不苟的人，
一個品茶者，還有詩人，
我謙卑地懇求一份雪水
作為禮物獻給我的六十壽辰。
茶的氤氲，筆墨的痕。
我專心緻志地燙了茶壺，
小心翼翼地取了
供兩次沖泡的白毫銀針。
其他最愛的茶有清遠
銀毫，還有壽眉，
或者，從危險的山巅
采來的雲霧茶（尤其甘甜）。
這是聰明的猴子摘的茶
籃子裡填滿精選的葉片
帶下山來，送給我，
這個捧着一陶罐雪水等待的人。
這是一首中國讀者會覺得很親切的詩，描述的是烹雪煮茶的雅興。在中國文化中，烹雪煮茶有着悠久的傳統——陳繼儒《小窗幽記》雲：“烹雪之茶，果然剩有寒香；争春之館，自是堪來花歎。”又如，《紅樓夢》裡，妙玉用玄墓蟠香寺梅花上的雪來烹茶。以雪烹茶凸顯了飲茶人對于水的關注。
關于擇水，高濂《遵生八箋》有“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的評價，并盛贊了幾處好水：“若杭湖心水，吳山第一泉，郭璞井，虎跑泉，龍井，葛仙翁井，俱佳。”金庸《書劍恩仇錄》中有一節，提及用“虎跑泉水”泡“明前的龍井”。有意思的是，金庸小說的譯者晏格文對于這一句的翻譯直譯了“龍井茶”，卻未提“虎跑泉”“明前”這兩個關鍵詞。也許在譯者看來，這種區分太過精微，讀者關注的是刀光劍影，這些細枝末節可以忽略不計。再者，對于“明前”“虎跑泉水”的概念，英語讀者很難體悟其中的門道。但對于中國讀者來說，這些細節恰恰讓小說文字附加了額外的文化意蘊，增加了趣味和可讀性。
受地理原因的限制，泉水并不易得，雪水便成了飲茶人較易實作的選擇。袁枚《随園食單》雲：“欲治好茶，先藏好水，水求中泠，恵泉。人家中何能置驿而辦？然天泉水、雪水力能藏之。”“雪水”的重點既在于它作為水的品質，還在于它所引發的清寒、冷冽、純潔與靜寂的詩意。從白居易的“融雪煎香茗，調酥煮乳糜”，到陸遊的“雪液清甘漲井泉，自攜茶竈就烹煎”，再到妙玉藏了五年的一花甕的梅花雪水，雪水的意象層積了豐富的意義。中國讀者見到此類典故，便會聯想起一連串的詩文，種種情感随之浮現出來。
由此可見，朗利先生确實深谙中式茶道。在他那裡，雪水這個詞本身即附帶了一種極為浪漫的想象。一罐雪水拿來泡茶，既是他的文化自訴，也是一種美學追求與精神認同。這是他為自己營造的另一種生活。詩中談茶的種類、烹煮與品飲，從白毫銀針到雲霧茶，多種茶葉如數家珍，單是名字的羅列，讀來便有幾分雅趣，讓人齒頰生香。茶之名不僅單純地辨別了某種茶的品類，還附帶了額外的意蘊：一方面，作為一連串不同尋常的名詞組合，它們的誦讀傳遞了純粹的聲音美感；另一方面，它們同時具有詩性的功能，讓人不免産生豐富的聯想。19世紀，美國人托馬斯·德·維特·塔爾梅奇在其皇皇巨著《茶桌圍坐》中便寫到過熙春茶讓人的言談活潑愉悅，而珠茶（gunpowder）則令人咄咄逼人、争勇好鬥——顯然它們的名字在這種解釋中發揮了作用。
詩集以《雪水》為題名，結合了雪的冰清玉潔和茶的清新雅緻，再現了高人雅士的情調。朗利是當代愛爾蘭的重要詩人之一，曾于2007年至2010年任“愛爾蘭詩歌教授”，他對中國的飲茶文化有着濃厚的興趣。在愛爾蘭文學傳統中，這種興趣由來已久。早在19世紀，遊覽美國的奧斯卡·王爾德就觀察到了那裡中國勞工的飲茶方式，對這些幹着粗活但卻拿着薄如蟬翼的茶杯飲茶的中國人所表現的審美傾慕不已。喬伊斯的《尤利西斯》開篇就是茶事——“茶在這兒，倒吧。糖在口袋裡”，一頓早餐，沏了一壺很酽的茶，每個人分兩塊方糖，幾片面包，寫得很是熱鬧；第二章，布魯姆一邊用黃油煎腰子，一邊沏茶——這種“重口味”的沏茶方式，朗利恐怕很難認同。如果喬伊斯寫的是飽腹的問題，《雪水》一詩所描述的飲茶顯然并不是為了滿足單純的物質需求，為了“解渴”或充腹，而是為了創造一種藝術的境界。
四、茶與生活親緣性或疏離性
茶是朗利抒寫情思的媒介，借用宗白華先生的話說，它是一種具體的對象，詩人“賞玩它的色相、秩序、節奏、和諧，借以窺見自我的最深心靈的反映”。這是一種“化實景而為虛境”“創形象以為象征”的過程。飲茶的一系列規範、裝置和儀式由此被轉化為一種虛化的、象征性的審美體驗——這便是“藝術境界”。它主于美，而非物質需求的滿足。朗利對中國文化的風雅尤為推崇。在這部詩集中，緊随《雪水》之後是一首題為《月餅》的詩，其中寫道：
超然的山巅小小的木屋
是我繼續描畫杏花
與李子花的地方，直至垂垂老去。
（冬末，白雪覆寫，
難以觸及的滿月
照亮了我破舊的書房）；
在這裡我暢飲了茉莉花茶
飽食了月餅（一種甜點，有着複雜的配方）。
他由月餅、茉莉花茶興發感動，想象了一種中國式的、超凡脫俗的隐逸生活，在山巅建了一座杏花、李子花環繞的雅舍，并描畫了一幅白雪皚皚、月華如練的情景。這讓人想起他的前輩、愛爾蘭大詩人葉芝在《天青石》中所描述的乾隆時期中國雕塑上三位智者的山間生活——這或許是一種有意的影射。山巅、老者、杏花等意象營造了一種準東方式的富有禅意的美感，确有詩中所言的“transcendental”（超然）之意。這種超然既是空間的，也是心理的：一個人總要有調劑枯燥人生的方式，工作之外總要有放松和休閑，總要有超離于生存、繁衍等生物需求之外的餘地。縱然隻是飲一杯茶，便能生發濠上之樂。這樣的一往情深，這樣的娛樂自我的事，必然是生命之最具審美、最有情調、最為有趣的一面。
除了清淨、絕塵的東方式的想象，茶也可以被嵌入到各種生活體驗之中，表達豐富多樣的情感或思想狀态。英國桂冠詩人卡羅爾·安·達菲寫道：
茉莉花茶，珠茶，阿薩姆茶，伯爵茶，錫蘭茶，
我愛茶的名字。你喜歡哪一種茶？我說
隻要是你，什麼茶都可以，請在一天的任何時間，
采茶女在武夷山的山坡上
收獲最甘甜的茶葉，
而我，你的夫妻，為你着迷，正過濾着你的茶。
不同于中國傳統文化中所描述的那種超然絕塵感，這裡講述的是一場愛情故事。茶既有與日常生活的親緣性，又有超越日常生活的疏離性。這個看似悖論的特點為不同的文學表達奠定了基礎。就連茶葉的形狀也可以入詩，成為靜觀、沉思的對象。美國詩人戴爾·李特布什的詩集《天壇遠處》（2006）收錄了一首題為《綠茶》的詩，詩中以舒展的銀毫茶葉作譬，讀來妙趣橫生：
這是我偶爾
會飲的茶，
蟠龍銀毫，
緊緊地蜷曲着
就像小小的卷起的根須，
一種灰綠的顔色。
浸泡時，它的綻放
就像你今晨醒來時一樣，
伸展身體，雙手
放在頭後，直起背來，
腳趾上挑，一道浸泡
在儀式中的笑容，一場慶祝，
張開你的雙臂。
詩歌惟妙惟肖地描述了茶葉在沖泡時緩緩舒展的模樣，用這一過程比拟一個人早晨起來伸展腰肢的形态，十分生動活潑，讓我們由衷地佩服其中的巧思。
從荷加斯上了鎖的茶葉盒子，到朗利的烹雪煮茶，再到這杯具體而微的、緩緩舒展的銀毫——從炫富的辨別物，到靜觀的對象，近三百年的時間，中國茶在西方的發展已經曆了深遠的變化。随着物質交流的日益密切，越來越多的人可以一窺中國茶文化的奧秘，咂摸一杯綠茶額外的滋味。在異質的語境裡，人們對于茶的接受過程延續、傳播并擴充了它的風韻。茶也是以脫離慣常的文化、社會鍊條，産生新的意義。
《光明日報》（ 2022年04月14日13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