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時期的唐卡存世者極少，甚至尚未見報道，近年由朝花出版社出版的《西藏瑰寶》畫冊選用幾幅出自阿裡托林寺的唐卡标為吐蕃時代，其時代尚需考證。吐蕃時代唐卡在當時數量就少，而之後又因發生了朗達瑪滅佛浪潮，吐蕃政權瓦解後的分裂割據、戰亂不斷和多種因素，是以吐蕃時期唐卡能夠儲存至今實是難得一見。
那麼吐蕃時期的唐卡藝術是何種風格？多年來人們試圖從敦煌藝術中找到其傳承關系和蹤迹。敦煌地處西陲，南與藏區毗鄰，唐代中期吐蕃占領敦煌達半個多世紀之久，敦煌也成為吐蕃的佛教聖地，在莫高窟留下了92個屬于吐蕃占領時期的洞窟，雖有些洞窟如159窟中有《吐蕃贊普禮佛圖》圖像，但這些壁畫多屬傳統敦煌藝術風格。屬于吐蕃特點的壁畫，一些學者認為，僅是榆林窟第25窟正壁《八大菩薩曼陀羅》，它為我們認識吐蕃王朝時期的藝術面貌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
1900年藏經洞的發現，大量繪制于8－11世紀的帛畫得以再現，從被斯坦因和伯希和騙買的數百幅帛畫中有數十幅屬于吐蕃繪畫風格特點的作品，其中如大英博物館所藏《觀音曼陀羅》麻布着色，菩薩高髻三花冠，上身裸，下圍紅巾，身肉色，頭光和身光均橢圓。另一《如意輪觀音絹索》戴化佛寶冠，身金色六臂，半跏趺坐。紙本《虛空藏菩薩》并有藏文題記，另一紙本《觀音菩薩像》等多為以上特點。一些專家認為這些是吐蕃時期壁畫粉本。這些帛畫中有些人物造型、畫法、構圖、設色等與之後唐卡的畫法有着許多的相似之處。
收藏于法國盧浮宮一幅繪于8世紀中葉的《蓮花部八尊曼陀羅》帛畫，高88厘米，寬60厘米。畫面上繪的八尊密宗像，中間的主尊高大，四臂手拿法器，結跏趺坐，兩側與下部對稱分布的七尊菩薩、護法神，身相較小。均頭戴寶冠，寬肩細腰，身挂璎珞半裸、呈半跏、對足、舒坐等姿态坐于蓮花座上，身後橢圓形背光。左下紅臉三眼四臂護法神，手拿髅杖怒目圓睜。這幅帛字畫法簡練，設色單純，以紅、白黃、藍、黑色為主，主尊發黑，顯然是原色年久氧化而變，底色較濃重。其間點綴些四瓣小白花，從其對稱式的構圖、尊像的排列、人物的服飾、造型、法器等都與唐卡的畫法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
除此之外，斯坦因在藏經洞還發現幾幅西藏風格的帛畫。在他的《西域考古圖記》中寫道：“有四幅很與衆不同的畫，它們是藏品中僅有的西藏風格作品，這些畫很難歸入其他類别，而且其中一幅畫畫的不是菩薩，而是女神多羅。其中有一幅是完整的麻布畫，其顔色以膠畫法塗在一層白色蠟狀物上。它展現了成熟的西藏風格，大概是現存最早的西藏風格畫，畫中間是多羅女神坐在漂浮于水中的蓮花上，周圍環繞着八個小多羅像，小多羅之間分散着一些遇難和脫險的場景。前景中畫着一個引人注目的鬼怪騎在馬上。還有一幅純粹的西藏風格的畫是大畫，在編織緊密的麻布上畫着觀音，觀音像外套着層矩形框，框中畫滿了小菩薩像和法器。此外尚存兩幅大紙畫殘件，以純粹的西藏風格畫成，其中之一大概是密教神曼陀羅，另一個上隻剩下一些坐姿菩薩像。”斯坦因這段文字對這四幅畫的描述，特别是那幅多羅女神，“多羅”亦稱“救度母”，為藏傳佛教女神。傳為觀音眼淚幻化的救苦救難本尊。以顔色區分為21種，而以白、綠度母最為常見，綠度母能救獅、象、蛇、水、火、賊、牢獄、非人所緻的八種災難。周圍環繞着八個小多羅之間分散着一些遇難和脫險的場景。從其材料質地，底色處理到所畫的内容、構圖特點都能看到這就是早期唐卡在敦煌的遺存。隻是書中未能附圖，這四幅西藏式的帛畫是否公布發表尚不得知。
從以上大英博物館、盧浮宮所藏的吐蕃特點的帛畫以及斯坦因所談的四幅西藏式繪畫，都能清楚看到吐蕃時期這種印度、尼泊爾，甚至西藏式風格帛畫或唐卡已傳入敦煌。從這些藝術風格與之後發現的西藏唐卡總能找到其淵源和藝術的相承關系。敦煌佛教藝術經數百年的發展到唐代已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而那時佛教傳入吐蕃隻有近百年。佛教繪畫初期傳入尚處于模仿外來繪畫的階段，或吸收了印度、尼泊爾的藝術風格。在吐蕃統治敦煌時期，這種佛教藝術也就帶入敦煌，使敦煌藝術呈現出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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