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攀
文學博士，現為《南方文壇》雜志副主編，中國現代文學館客座研究員。
内容提要
本文以陳繼明的長篇小說《平安批》為中心，将文化傳統如何在19、20世紀危難時代的中國延續的命題，訴諸具體的物質形态、人物主體及政治曆史之中。探詢百年來中國走進現代的曆史場域裡，鄭夢梅等人物形象身上的仁義、德性、儀禮、信諾等倫理品質如何守持與更疊，尤其在20世紀的革命曆史中，如何衍變為家國意識和民族精神。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讨傳統文化在現代中國“行旅”中的曲折曆程，尤其以“平安批”為物質載體，通過物之史、人之史與國之史的交織，展現出物質與文化、傳統與現代、中國與世界的多重糾葛，而作為總體性的文化傳統，勢必在這個過程經曆種種周旋和博弈，在現代場域與世界浪潮中，重新反觀、審視并且揚棄、重塑自身，在遊曆19、20世紀沉浮跌宕的曆史之後，以當代化形态燭照21世紀之中國。
關鍵詞
陳繼明 《平安批》 文化傳統 現代中國
自19世紀中後期開始，彼時之中國作為一個老大帝國，開始斷裂式地被抛擲于“世界”之中。列強侵淩，國門洞開，于是開始睜眼看世界，被動或主動地加入現代化程序，自身的文化傳統也于焉開啟了一種現代的“旅行”，然而這個過程如此艱難，甚至被不斷指認并排斥于現代中國的文化再造之中，遭遇種種沖擊、擠壓和碰撞，在猶疑中迂回，也在磨砺中衍變。當然，這裡的文化傳統不是一個固化的既定概念，其是變動而多元的，但始終有一個核心在，而且在文化的遷徙和存續中，尤其在地方性與世界性交錯的形态裡，存在着較為明顯的傳遞，呈現出豐富複雜的屬性和流變。當然這裡并不打算泛泛而談，而是将之置于文本結構與人物主體中，探析其由古而今的現代性衍化，并參考其中的跨文化語境，考究“傳統”的旅行與變形、流脈與流播。
陳繼明的長篇小說《平安批》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觸及了這樣一個頗為重要的命題：傳統中國的文化脈絡，如何在現代場域與世界浪潮的激蕩中輾轉重塑，與共時态的多重價值理念和觀念話語進行周旋、博弈，并且在縱向的曆史遷移中經曆時間的流動，經驗現實的異變、合流甚至是消隐，在革命戰争和社會政治的消解、熔鑄與再造中，走向自身的新變。小說主要人物鄭夢梅、陳光遠、宋萬昌、望枝等人身上透露出來的仁義、德性、儀禮、信諾等内在品質得以在小說中蘊蓄和發抒。當然他們也并不能夠代表中國文化傳統的全部，其隻是一種映象和征象，但由此生發出來的家國情懷、民族大義、愛國精神，尤其是他們從19世紀末而始的百年精神曆程和生命行止，代表着中國文化傳統融進現代的鮮活樣本。
《平安批》
作者：陳繼明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年10月
01
《平安批》的主人公鄭夢梅生于19世紀末期的潮汕地區，具體而言是1880年代，有學者指出，“1873年前後，當李鴻章與日本、英國、秘魯等國不斷地簽訂‘和平’協定時，就已經預言中國正處‘三千年一大變局’。他指的當然不是列強瓜分中國的變局，而是中國文化的變局1。近現代是中國政治、文化的一個重要蛻變期。鄭夢梅的家族來自廣東潮汕地區的“溪前”，出生于這一時期的他，自小飽讀詩書，舞文弄墨，也深受傳統文化浸潤。“時光裡，平安裡，單單從這兩個名字就能看出溪前、溪後的不同，溪前子弟多才情，講義氣，喜歡讀聖賢書，不切實際，好高骛遠，‘等閑談笑見心肝’；溪後子弟剛好相反，個個冷靜務實，長于運籌帷幄，善于做生意搞經營。”2由是可見地方性文化牽引出的精神征象，通過溪前與溪後的家族和合紛擾，呈現出其開放與内斂的張力，圍繞曆史之常與人心之變，推演至現代的社會曆史場域中，形成多重的話語系統、價值系統、文化系統的對照。
“平安批”乃小說最核心之物，主要出自當年“下南洋”的華僑之手，他們背井離鄉，牽念家國親人，到了南洋等地之後，想念故國和家園，便給親友郵信寄錢，在這個過程中，批局事實上兼具着郵局和銀行的功能，他們通過民間機構即批局彙寄至國内的彙款及家書，是一種寄、彙合一的特殊郵件載體。番畔來的信叫批，國内來的信叫信。值得注意的是，這其中涉及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境遇，“平安批”及當時的華僑華人身上的精神倫理經過數千年流轉，特别到了近代中國，更是遭遇一個多世紀的震蕩，其如何蘊積并作用于中國人/世界人的内在命運，在現代主體之中又經曆了怎樣的變化，這是頗值得玩味的地方。
小說一開始就呈現出形而下與形而上并存的兩套話語，代表着中國南方的潮汕地區人們關于本土生活與外在世界的想象。在鄭夢梅眼裡，“整個大地的下方也許都是水，和大海暗中相通，大地像一塊大大的舢闆，漂浮在無邊無際的水面上，是以跳井的那個人恐怕早就從地底下鑽出去，重新做了番客。要麼直接到了地球的另一側，要麼沿着韓江的任何一條支流遊向大海，去了番畔”。與此同時，這也意味着以鄭夢梅為代表的即将踏上東南亞之旅的關于世界的寄望。這個過程還涉及近現代中國文學中頗為少見的海洋經驗，“大海看不見，但不遠，從家門口出發，搭半天船到了汕頭就是海，要多大有多大，要多遠有多遠。倘若從汕頭上岸，換上幾層高的紅頭船，或者比紅頭船大幾倍的洋船，就可以過番去任何地方”。值得一提的是，潮汕地區溪前與溪後的子弟，自小便産生了對于海洋與世界的想象。在小說裡，甚至流傳着種種關于南洋與番客的傳說。“然後在這些東西的混合氣味裡想象，幾年前一個青年番客如何跳進井裡，如何從韓江偷偷回到大海，再如何從海上回到馬六甲、暹羅、石叻那一類地方的，甚至有可能是直接從井底下直上直下鑽過去的，不用費力就到了番畔。”海洋書寫原本在南方并不發達，但是到了近現代中國，中國南方成為變革的中心，不僅有諸多遠渡重洋走向世界的有識之士，而且通商口岸的開放層出不窮，留洋歸來的、流亡海外的比比皆是，個體與國家、出走與回歸、東方與西方等，構築了行旅與文化的多重通道。不僅如此，小說中還牽涉到近代以來中國與東南亞之間的經商和貿易，甚至是豬仔/奴隸貿易。在那裡，“下南洋”成為一種地方性與群體性的經驗，關鍵在于，這無疑提供了一種外在于自身傳統的新的鏡像和路徑。
在中國小說叙事的現代經驗中，對于傳統文化更多流露出來的是一種變革的、放逐的理念，特别是在現代知識譜系形塑的早期，其往往擔憂中國被排除于“世界”之外，而顯示出文化延續的外擴形态。然而，陳繼明的小說《平安批》在叙述清末思想震蕩的曆史時，卻有所不同，其中的叙事倫理固然是開放的，但是又常常收回來講，也就是說，傳統中國的文化價值是被納入到了小說的話語系統之中。潮汕人的家族史、奮鬥史和精神史及其所經驗的現代中國包括東南亞地區的革命曆史，成為小說叙述的主體，其間包孕着多重的價值鍊鎖，彼此之間互相緊扣，家、國與世界之間的或隐或顯的牽連，使得懷揣着文化傳統的個體與現代的國族觀念不斷融通再造。如果追溯以鄭夢梅為代表的潮汕人民的傳統精神譜系，可以從鄭夢梅受老貨郎指點而遠離祖地，去暹羅前的行迹見出。夢梅臨行前特别去了燈山頂上的北帝廟，祭拜那裡的玄天大帝，亦即北帝，那是象征北方的神仙。“都說潮人大部分來自北方和中原，是曆朝曆代被發配到此地的官員們的後裔，北帝信仰被他們一路帶到南邊，寄托了他們對家園和朝廷的不舍和依戀。”如若此說成立，則傳統的因襲在潮汕等沿海地區，在如鄭夢梅及其家族中是保持着一種内在的延續的，這無疑代表了他的文化因子與精神根基。“一轉身，他幾乎覺得，他把整個中原和整個家山都揣進自己心裡了，這是從來沒有過的體會。”可以想見，對于此時此刻的鄭夢梅，走出潮地、奔往南洋的思想資源已然具備，也即當鄭夢梅們去國出洋時，其身上攜帶着的是糅合南北的濃重的中國傳統文化。
不僅如此，潮汕地區地處東南沿海，清末民初以降也是外教繁盛之地，這無疑提供了一個具有世界意義的重要尺度和視阈。需要指出的是，近現代以來中國的文化傳統的傳承延續，并不是單線條與單向度發展的，而時常面臨着外力的注入、攪擾，在這個過程會有不少人抽離其中，甚至于改弦易轍，旁觀和檢討傳統本身。這是文化傳續不可避免的一種命運，同時也意味着對之無處不在的省察和考驗。小說中，鄭夢梅到了東南亞之後，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而且在喬治等人的互動中不斷開放内心精神。其中出現了頗有意味的一幕，一次他往潮汕家中寄了一冊《潮語聖經》，而事實上這本書潮人早就知悉。因為以往的潮地，傳教之風早已經盛行，很多人改信洋教後，無論是生活方式、行為模式和思想觀念層面，都與傳統大相徑庭。令人焦慮的是，當地人擔憂自己的文化是否有朝一日會消泯，會被洋教所替代，而且從洋教的發展趨勢來看，他們的擔心并非空穴來風，“也正因為如此，老祖當時很擔心，過不了幾天，全世界都會變成天主的天下、基督的天下、十字架的天下，阿彌陀佛、老爺保賀遲早都要改成阿門阿門”。不過，有意思的地方就在這裡，“轉眼幾十年過去了，信上帝的人和信老爺的人都還是當初那麼多，誰也沒多，誰也沒少。”由此可見，在中國走向現代的曆程中，如若将傳統文化作為一種重要的精神載體加以對待的話，可以見出其在彼時往往處于中外、古今的夾縫之間，不斷形成各種摩擦與拉鋸。值得一提的是，人物身上古老的信念教義，以及那些似乎在呼嘯前行的年代顯得不合時宜的因素，卻沒有倒在鋪天蓋地的文化觀和價值觀斷裂式變革的沖擊之下，而是最終達成某種平衡。這種平衡的背後，代表着文化傳統自身内在的生命力，其不僅于焉儲存延續着自身堅不可摧的部分，而且始終迎向且融彙着外部的倫理與話語。
小說中還塑造了喬治和董姑娘兩個外國人形象，而且他們的言行舉止對主要人物鄭夢梅、望枝等的影響是非常顯著的。“喬治和董姑娘，兩個外國人是我特别設計的。這部小說天然有一個天然的視角，僑批是從外面來的，僑批本身就是一個視角，由外向内，我想把這種視角放大，用來觀察中國社會。喬治和董姑娘，就是在這種觀念下安排的。這兩個人，都在中國待了很久，算是半個中國人。他們用兩雙眼睛看中國，是西方的，也是中國的。他們的态度更加平和，更加本真，也更加真實可信。”3需要指出的是，小說随後還展現了潮汕内部的關于本土信仰與外來宗教之間的争奪，這在望枝和董小姐等人的精神拉鋸中可見一二，而且在當地還發生了天主教堂縱火案件等。那是一個混沌未明的時代，在中西雜糅的沿海地區，關于文化傳統的儲存或揚棄，正在經曆着慘烈的撕扯。在這個過程中，小說不僅表述出強烈的地方性特征，而且與曆史性形成縱橫交錯的坐标，其中的特殊性于焉顯露出來。也是以潮汕地區的“平安批”，正成為中國的文化傳統之存續和流變的範本。
02
如前所述，《平安批》蘊蓄着一種顯豁的地理的與精神的對照，小說中的人類學博士喬治在論及宗教與信仰時，曾發表過一番議論：“這次來暹羅，我有一個重要發現，中國的中原，不在中原也不在南方，也不在任何别的地方，在哪兒？在途中，在流浪途中，在遠行的路上，在流浪者的心裡。或者說，有兩個中原，一個是地理意義上的中原，一個是精神意義上的中原，後者可以稱作流浪的中原。”潮汕地區的文化傳統，既代表着北方文化的遷徙，也意味着正統的中原文化的南方襲傳。鄭夢梅家族出自南方的潮汕地區，在近現代中國，南方是開放的場域，亦是革命的中心。鄭夢梅的哥哥鄭複生曾加入革命黨人的隊伍，周遊南方之起義，他去日本學軍事，加入孫中山的同盟會，還參加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動，最後不幸身亡，溪前的前景也開始變得晦暗起來。鄭夢梅的經曆則更為曲折，尤其是他的生命行迹從19世紀末期一直延續至20世紀的中後期，可以說非常完整地見證了整個“革命”的20世紀，他身上透露出來的精神倫理，也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文化傳統的現代衍變。
到達暹羅之後，懷揣着濃重的中國文化傳統倫理的鄭夢梅一身懵懂，闖進了魚龍混雜的南洋地帶，他“下南洋”的經曆并沒有想象中那麼平順。然而從首次出海在船艙上的言行舉止、營救豬仔時正義凜然的道德關懷、替人寫批時流露出來的道義才情等，鄭夢梅内在的品質已經有所顯露。而他人生的轉折，出現在宋萬昌對他的接納與後來的賞識和托付之後，鄭夢梅的事業開始蒸蒸日上。宋萬昌看重的是鄭夢梅的品性和品格，故将暹羅和汕頭的産業分給了作為接班人的鄭。值得一提的是，鄭夢梅并沒有辜負宋萬昌的重托，他身上的傳統倫理沒有随着時間的推移而脫落，而是在曆史大勢中不斷形成更為堅韌而珍貴的國族意識和愛國情懷，進而完成了新的精神蛻變。1937年成為鄭夢梅生命的重要轉折，是年，正是他50大壽的日子，卻冒着生命危險婉拒了日本領事館的富田書記官的來訪，不僅如此，他随後與陳光遠、陳阿端、林阿為、蔺采兒等友人，全力支援抗日，挺身而出保衛家國。1939年汕頭淪陷，鄭夢梅們更是多方奔走，為危難中的國家民族鼓與呼，誓言要救中國于水火。直至1945年抗戰勝利，他曆盡磨難，也目睹了友人的犧牲和民族的苦難。1949年新中國成立，鄭夢梅與蔺采兒重返曼谷成為華僑。随後因懷鄉回國，1977年在汕頭辭世。而圍繞着鄭夢梅等人的流離輾轉的，始終有“平安批”的所在。
總體而言，小說呈現出一種物之史與人之史的合一，更準确地說是個體史、家族史與物質史的三線交叉。小說寫的是潮汕人“下南洋”的奮鬥史與心靈史，這在以往并不鮮見。然而以“平安批”為中心與軸心，牽出人世和國事，既往的小說很少涉及這樣的題材，尤其以長篇叙寫的方式，寫一種物，由物及人，進而寫情叙史，更代表了小說的獨特性。“‘物’的存在與發抒不僅成為小說叙事結構的關鍵，而且成為人物主體的精神表喻，成為主體之間的情感維系和倫理中介，其本身的形态、屬性、本質兀自得以凸顯，同時也蓄積着精神與文化的價值。進而使得‘物’與文本世界中其他的要素互相并列，發揮自身的作用力，在文本内部的平等與民主之間，形成新的合力，構築出合乎文學内在邏輯的話語系統與藝術機制。”4具體說來，小說裡面寫主人公鄭夢梅秉承和守持着那種可貴的德行、道心、情義，與此同時，傳統中國的文化精神又始終護佑着他曆盡時地變幻。從國内“下南洋”，到抵達泰國等東南亞地區，在異地生存紮根下來，在戰亂中輾轉流離，經曆戰火紛飛的生靈塗炭、生離死别，鄭夢梅始終懷抱傳統的意緒和情結，最後無論是寄居海外心系祖國，還是回到國内建功立業，這寄寓在他奮鬥和生命的百年沉浮，同時也映照着現代中國的革命史以及文化傳統的重塑史。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人物主體身上的文化傳統，與近現代以來形成的國族意識、家國情懷互相滲透，甚至置于世界性的視阈裡，重新印證其有限性與有效性，也于百年中國的時間洪流中，淬煉與析出了自身的新義。小說着墨較多的，是鄭夢梅等人在抗日戰争時期的民族大義，他聯通他的家族、他的友朋，或隐或顯地在抗日戰線上奮争搏鬥，“曼谷批局聯合會也緊急開會，擔任會長已經多年的鄭乃铿建議，各批局印制新的批封和信箋，在批封和信箋上印上‘抗日救國’‘敵忾同仇’‘抗戰到底’‘抵制日貨’‘堅持到底’這樣的智語，或者刻成印章，蓋在每一封批信上。另外，乃铿還建議，國難當頭，唐山志士舍命，番畔僑胞舍财，抗日救國，人人有責，所有僑彙，無論多少，都要抽出百分之二作為個人捐款，由批局在受理時代收。凡是捐過款的，批封上蓋一個‘批捐’的小印章”。值得注意的是，人物身上的意氣情懷，是附着于作為物質的批封和信箋上的，而後者訓示的是一種生活與交往的方式，是代表着倫常、道義和情愫的文化傳遞。
特别是其置于家仇國難的曆史境況中時，物質與情感之間的内涵迅速被激發、擴大，而且成為文化傳統的重要載體。“平安批”本身從表現形式到話語修辭，從心緒寄寓到倫理旨向，都呈現出情、德、義、理的精神形态。“平安批”的功能是彙報平安、遙寄祝願又或是補貼家用、表達心意，這些都透露出傳統的意緒和情結。更重要的是，小說以“平安批”為中心，還牽引出源遠流長的家國情思。值得注意的是，面對内憂外患尤其是外敵入侵産生的民族大義和愛國心理，并不是憑空發生的，在鄭夢梅身上，其恰恰是自文化傳統演變而來。
也就是說，在現實的遷徙和沖擊中，以及外在曆史的變疊裡，鄭夢梅等人身上的傳統文化的意緒和理念并沒有被撕扯得七零八落，相反，其始終如石頭一般堅固，這是他個人及其交往和行迹中最難能可貴的财富，同時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經過一個多世紀的豐富複雜的現代化激蕩之後，真正能夠留存和流傳下來的價值所在。
從小說《平安批》中，可以見出潮汕人民身上并存的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他們務實、低調、沉穩，充滿着物質主義與實幹精神，卻又深具情懷，對生命、對文化往往抱有理想化的追求，對國家民族的未來懷着峻切的熱望。陳繼明緊緊圍繞着“平安批”，寫批，亦是寫人，更是寫一個現代的中國，以及中國所遺落和存續的文化傳統。“乃铿真的不知道寫給誰，時光裡的那個老資格的收批人剛剛過世，或者，在乃铿準備寫平安批的這個瞬間才剛剛過世，時光裡再也沒有誰适合做收批人了。一個收批人，原來是用幾代人的無數封番批慢慢造就的。她死了，她的死裡面竟然藏着另一個死，一個收批人的死。一個收批人死了。”情感的聯結在此地此時顯得如此内在而深刻，這是潮汕人民的情感結構，同時也意味着民族國家内部同根共連的精神牽引。
03
文化裂變的過程經常是無迹可尋的，但有一點，其延續的曆程必然聯系着精神的再融通，尤其在劇烈動蕩的時代中，傳統的流緒不斷分裂的同時，剝除陳舊而腐朽的層面，走向新的融合，也構成新的結構形态。在小說裡，出人頭地固然是“下南洋”者夢寐以求的所在，但是回過頭看，無論在外面過得如何，寄批回家報“平安”是常态。那時出海在外的人們都知道，“離開後，家裡的姿娘一定會去所有的廟裡上香叩頭，直到收到他寄回的平安批為止”。源源不斷的人們從韓江出去，再從汕頭進入大海。他們為的是出門幹一番事業，“發大财，娶番婆，光宗耀祖”。然而這樣的觀念不僅與一個開放性的現代中國相抵牾，而且在民族危亡的曆史境遇中，更是在有識與有志之士身上漸為擯除。值得注意的是，在鄭夢梅的身上，“下南洋”的過程更多的是一種新與舊的沖突。從現實的境況而言，他身上的禮、義、仁、德的文化傳統，與現代中國以及曆史施加于個體身上的命運遭際之間，常常存在着截然的二進制對立。在這樣的新舊交雜中，鄭夢梅内在的精神質地的守持和留存才真正釋放出其意義。也就是說，隻有在經曆了内外的考驗和沖擊，甚至于傳統自身面臨真正的危機時，其内在的成色和力量才會最終投射出來，又或說在遭遇現代中國乃至世界的種種磨砺時，文化傳統在應對中的轉圜才變得可靠，否則在百年來重大的動蕩和變革中，固化的與不變的一切都終将變得可疑。
小說中，鄭夢梅、陳光遠、喬治三人自覺意氣相投，遂仿照《三國演義》進行“桃園三結義”。有意思的是，在結義的過程中，有一段三人關于“義”的讨論，對傳統關于“義”的本意和變體進行了談論。其中陳光遠指出結“義”不妨礙彼此的觀念意志相左與相異，而喬治則提出，“假如禍和福、生和死涉及立場，事關原則”，此“義”以及“義”的結合又當如何，鄭夢梅則為此提供了自己的見解和答案：
結義結義，因義而結，義，自古以來都有明确的含義，比如，義不容辭、見義勇為、義無反顧、仗義疏财、義薄雲天，這幾個詞中的“義”，都是同一個意思，即道義、正義、公義、大義，中國古代文獻裡更是有很多關于“義”的進一步說明，比如，“度義而後動”“義固不殺人”“義不殺少”“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不僅如此，故事叙事甚至還原了清末民初小說的一種在文本裡穿插言談、論辯甚而是演說的傳統，尤其是在鄭夢梅、喬治和陳光遠三人的交往中，時常出現彼此之間的縱論時世、慨歎人生和談吐文化的情态。如在談及“忏悔”的中西方差異時，喬治再次發表宏論：“我也認為中國人有中國人的忏悔方式，比如捐贈，慷慨解囊，助人為樂，在相當程度上，是一種忏悔方式。人們都說，洋人會忏悔，唐人拒絕忏悔，我認為未必如此，真實情況很可能是，洋人的忏悔總是口頭上的，一出教堂就忘得一幹二淨，唐人的忏悔則更無形，更隐蔽，更會變成實際行動。”小說之是以采取這樣的未經充分形式化的修辭方式，和彼時彼地混沌未明的價值倫理不能完全辨明厘清有關，尤其通過三人不同的身份識見，将中國的文化傳統置于新的現實曆史境況中進行析解和斟酌，在東南亞乃至世界性的文化話語碰撞中，重新審視種種既定的認知結構。
不僅如此，小說還将鄭夢梅身上流露出來的傳統中國的文化樣态，置于革命曆史甚至是戰火紛争之中，遭遇破壞性甚而是毀滅性的威脅，窺見其舊的衰亡，亦試探其新的可能。“有感于當年和宋萬昌在曼谷義山亭的所聞所見，夢梅發家之後，在汕頭置地數百畝，創辦了純公益的萬昌義莊，專門寄厝無主屍體或暫時不能入土為安的靈柩。義莊投入使用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租了整整一艘大火輪，把曼谷義山亭内有意願遷回國内的靈柩，和一些無主遺骨無償遷葬至萬昌義莊。”不僅如此，宋萬昌在鄭夢梅早期有知遇之恩，大公無私地将自家的産業托付給鄭。鄭夢梅曆盡艱辛，知恩圖報。“為了感謝和紀念宋萬昌，所有的公司仍然以萬昌命名。宋萬昌先生已于多年前病故，兩個兒子在每一家名叫萬昌的公司裡都持有百分之四十九的股份。很多人認為不必這樣，夢梅則毫不動搖，堅持如此。”夢梅、乃铿父子二人一起經營萬昌批局和萬昌種子，兩代人的堅守，守望平安，更是守護着源自中國文化腹地的傳統精神倫理。
新中國成立後，鄭夢梅作為愛國華僑，不僅千挪百轉建立了“抗戰時期沉批博物館”，“以為日軍侵犯大陸之間接證據，并警示後人勿忘國恥，居安思危，振興中華”。而且在鄭夢梅筚路藍縷的開創性實踐之後，“2004年，國内首家僑批文物館在汕頭成立，它的前身正是鄭夢梅的抗戰時期沉批博物館。2013年6月19日，廣泛分布于廣東潮汕、珠海、中山、陽江、江門，福建漳州、泉州、廈門、福州等地的約十七萬件僑批檔案正式申遺成功，成為‘世界記憶遺産’（Memory of the World）。因為，它除了‘具有近代中國國際移民的集體記憶’外，還在‘同類國際移民文獻中具有獨一無二的突出價值’”。是以不得不說，《平安批》在叙事結構上頗為嚴謹，小說不僅始終緊扣“平安批”的主線，牽引出家族史、國族史與現代史的種種糾葛，而且沉入潮汕人及其家族、個體所秉持的價值理念和精神倫理之中，探詢中國文化傳統的如小說開頭叙及的溪前溪後的家族紛争，到了結尾收束處，得到了回應。“可以說，溪前鄭不僅挽回了聲譽，而且實力和影響力漸漸超過溪後鄭，溪前溪後也擯棄前嫌，重新成為鄭氏雙雄。”值得注意的是，家族的和解，是在更為宏大的國族叙事話語的導引下，作為次一層級的家族叙事也逐漸彌合自身内在的裂隙，溪前與溪後最終合圍聚攏，呼應着上一層級的國家話語，由此，家與國的雙重叙述在小說最後嚴絲合縫，共同呼應“平安批”的大主題。
04
當然，不得不指出的是，文化的延續與承傳，特别是在面對外部的入侵與内在的異變時，未必全都是排異，也時而存有互文與互滲中的助推，如果将文化傳統視為某種客體的存在，那麼其不斷推演的過程，往往是不可控的。傑姆遜曾引用阿爾圖塞“多元決定論”（Overdetermination）的概念指出，任何曆史現象和事件——包括意識形态的改變等——都需要參考不同的原因，依賴于所有條件和因素的推動形成。“是以，多元決定的概念告訴我們必須考慮所有的原因，包括那些看起來極不相關的東西。當我們找到了足夠的解釋之後，便需從結構的角度來了解它們。所有的決定因素都是必然的，但并不能夠解釋完整。”在這種情況下，“曆史的解釋隻有通過具體、複雜的多元決定而獲得”。5而正因為不同因緣與因素的共同作用，再加之形而上的抽象質地，使得文化的不可簡單地估量和描畫，在這個過程中，小說以其形象性提供了某種闡釋的可能，尤其是通過叙事文本中構造的縱橫交錯的時空元素，為判斷文化傳統的流變與流向提供了可資探詢的理緒。從這個意義而言，《平安批》通過物之傳遞與人之形迹，不僅将流溢的文化形态塑型，而且在20世紀中國的革命曆史語境中，始終沒有湮沒文化傳統自身的聲音，而且與中國之現代相與協奏。
不得不說，這裡無疑探讨的是一個宏大的命題，然而在這樣明确的坐标中，卻又變得顯豁清晰，中國的文化傳統具體而微地附着于人與物之上，形成了自身的顯像，也代表着一種文化衍變中的價值重估。當下我們重新将陳列在博物館中的“平安批”加以讨論時，選擇将其作為與人物形象和政治曆史并置的主體性存在，因而其具備了一種文化的與精神的蘊藉，更在書寫的喚醒與重生中，召喚出若幹層面的文化傳統要素，不僅代表着古典的精神倫理的現代播撒，而且也包括地方觀念與民間信仰、革命精神與家國情懷的當代延伸。不僅如此，鄭夢梅們身上那些曆久彌堅的精神質地，那是傳統中國文化與意義的承傳重塑，其不僅維系着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信任，他們背負着不可名狀的信義和道德，卻又不負承諾而有所擔當，在義利之間、儀禮之中，守持心境的澄明和坦蕩，如是仿佛發思古之幽情，卻抵禦了一個世紀的凄風苦雨，甚至更久，以至當下。由是反觀中國真正走向現代的彎折程序，事實上更需要走出人心之愚或人性之昧的封閉與蒙蔽。這對于文化傳統行旅百年爾後抵達當代之中國而言，依舊不乏振聾發聩之聲音。
【本文為廣西高校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桂學研究院“桂派批評研究”項目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徐兆壽：《西行悟道》，作家出版社2021年版，第216頁。
2 陳繼明：《平安批》，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花城出版社2021年版，第9頁。本文引述如未說明，則均出自該書，不贅注。
3《陳繼明〈平安批〉：我們為什麼忘不掉家國》，澎湃新聞，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7998110695118129&wfr=spider&for=pc。
4 曾攀：《物·知識·非虛構——當代中國文學的“向外轉”》，《南方文壇》2019年第3期。
5 [美]傑姆遜：《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傑姆遜教授講演錄》，唐小兵譯，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59-60頁。
原刊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