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現實主義并不隻有達利的“手表”或馬格裡特“壁爐中的火車”。澎湃新聞獲悉，近日，展覽“跨越國界的超現實主義”正在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舉行，通過大量不可思議的作品的并置，展覽展現了這一運動在法國之外的發展和影響。女權主義者、爵士音樂家、黑人運動活動家……展覽彙集了不同身份和國籍的人們，他們因為超現實主義而聯結在一起，時至今日，他們的作品仍然看起來新鮮而讓人稱奇。
颠覆的、解放的、暴力的、越界的、革命性的，一直以來，超現實主義并不隻是融化的手表與一列從壁爐中駛出的火車。1924年，随着第一部《超現實主義宣言》（Manifesto of Surrealism）的出版，超現實主義運動在巴黎正式開始，它的思想迅速傳遍世界，包括大阪、波哥大、墨西哥、馬尼拉、開羅和格林威治村。
《凝固的時間》勒内·馬格裡特
展覽“跨越國界的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 Beyond Borders）由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與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聯合策劃，充滿了不太可能的結合和令人不安的物體，以及弗洛伊德式的夢境、噩夢與幻想。這次展覽及其龐大的圖錄與以往的不同之處在于，它展示了超現實主義運動有多麼廣闊和多元，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誕生的運動，從戰後日韓的藝術、黑人權利運動與1968年芝加哥民主黨大會上的抗議運動，到1968年5月發生于法國的抗議和罷工，它的影響持續了一個世紀。
通過替代和移位、不可能的并置、碰撞和驚喜，超現實主義仍然與我們同在。它起初是先鋒運動，現在已經變得無處不在。簡潔而精彩的展覽圖錄将我們從巴黎的超現實主義研究局（Bureau of Surrealist Research in Paris）帶到土耳其的蘇菲主義和超現實主義，又從巴西來到菲律賓。一路上，我們遇到了爵士音樂家和詩人，托洛茨基（Leon Trotsky），一位巫毒教牧師，超現實主義的旅伴和古怪的獨行者，女權主義者和革命者，夢想家和厭女者。肖恩·奧漢隆（Sean O 'Hanlan）在圖錄中寫道:“一種多樣的、多重的超現實主義……一種從其起源開始就一直在移動的跨國集合”，這正是本次展覽所要呈現的。
《長距離》，泰德·瓊斯
展廳裡充滿了個人和集體作品，一些超乎想象的會面和并置，它們本身幾乎就是超現實的。爵士樂号手、詩人、畫家、黑人權利活動家泰德·瓊斯（Ted Joans）說:“爵士樂是我的宗教，超現實主義是我的觀點。”瓊斯認識這一運動的每個人，并于1960年在巴黎的一個公共汽車站第一次見到安德烈·布勒東（André Breton）。瓊斯的作品《長距離》（Long Distance）是一幅“優美屍骸”（exquisite corpse，超現實主義者發明的一個遊戲，每人依次寫下一個詞，遮住文字，傳給下一位）繪畫，創作曆時30年，涉及三大洲的132名參與者，總長度達到30多英尺。創作者包括作家約翰·阿什貝利（John Ashbery）、米歇爾·萊裡斯（Michel Leiris）和威廉·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藝術家多蘿西娅·坦甯（Dorothea Tanning）、大衛·哈蒙斯（David Hammons）、布魯斯·康納（Bruce Conner）等其他人。在這幅散漫的集體畫中，每個人在檔案卡大小的紙上進行各自的創作，有一種無意識集體自發集合的痕迹。
有一段時間，瓊斯曾與美國黑人就是音樂家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合住一間較高價的電梯大廈，并在《鳥的生活》（Bird Lives）中紀念他。這是一幅1958年繪制的黑色剪影畫，從背面可以看到，他弓着背，吹着中音薩克斯。在一部電影中，我們看到瓊斯和薩克斯手阿奇·謝普（Archie Shepp），在1969年的泛非州文化節上與圖阿雷格部落音樂家一起表演。其他電影則包括紐西蘭實驗電影制作人倫恩·黎（Len Lye）1929運用海洋抽象圖案創作的手繪動畫——他看上去就像剛剛被創作出來那樣新鮮，以及偉大的捷克動畫和電影制作人楊·斯凡克梅耶 （Jan vankmajer）1968年的定格動畫和實景動畫《較高價的電梯大廈》（Byt），作品追蹤了一個在狹小的布拉格較高價的電梯大廈裡驚慌失措來回走動的男人，那座較高價的電梯大廈仿佛在密謀以各種暴力和荒謬的方式來反對他。那一年發生了“布拉格之春”，随後被入侵的蘇聯軍隊鎮壓。
《瑞士的掘墓盜屍人》，恩裡科·本治
到處都是物件、繪畫、照片和影片，幾乎你所看到的每一處都有駭人的圖畫、長滿尖刺的生物形态、荒涼廣場上的紀念碑、被肢解的軀體，還有恩裡科·本治（Enrico Baj）怪獸般的“掘墓盜屍人”正在威脅一處被描繪得庸俗化的瑞士風景。
一路看下去，那些更為人熟知的作品讓我們想起了超現實主義令人疲勞的标杆——薩爾瓦多·達利（Salvador Dalí）的電話，把手部分被一隻龍蝦替代；勒内·馬格裡特（René Magritte）壁爐中的火車；畢加索的《三名舞者》（Three Dancers ）以及阿希爾·戈爾基（Arshile Gorky）模糊不清的繪畫，這件作品在這裡顯得多餘。
《龍蝦電話》，薩爾瓦多·達利
1962年，在墨西哥城的一個房間裡，出生于英國的超現實主義藝術家利奧諾拉·卡林頓（Leonora Carrington）站在用布簾覆寫的家具中間，她本身也被黑色的物體覆寫着，難以辨認，旁邊是一根點燃的蠟燭。這張照片由匈牙利藝術家凱蒂·奧爾納（Kati Horna）拍攝。她的朋友雷梅迪奧斯·瓦羅（Remedios Varo）1961年創作的自傳體三聯畫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霍納的啟發。這幅三聯畫回憶了瓦羅在西班牙接受嚴格的天主教教育的經曆，一群女工匠編織鬥篷，以及這位藝術家離開西班牙前往墨西哥的場景。這些繪畫多年來首次重聚，這給人一種女性主義與中世紀童話的感覺。
雷梅迪奧斯·瓦羅三聯畫之一
利奧諾拉·卡林頓自畫像
在菲律賓藝術家埃爾南多·R·奧坎波（Hernando R Ocampo）的一幅油畫中，十字架的影子落在一個城市廣場中間，那裡有個巨大的女人頭部，同時看向兩個方向。這幅畫作于1939年，奧坎波将天主教的象征與超現實主義的詭谲相混合。而海地畫家兼巫毒教牧師赫克托·伊波利特（Hector Hyppolite）在其繪畫中采用了一種截然不同的混合，介于天主教與巫毒教之間，他還長期使用雞毛作為筆刷。在他的一幅畫作中，能同時看到刀和斧子、聖心、撲克牌以及一個揮舞着劍的人。阿爾佩托·賈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的《籠子》（The Cage，1930—31）暗示了另一種暴力，這既是一個精雕細琢的木結構，也是一幅描繪肢解的圖像。
《剛果女人》，赫克托·伊波利特
日本超現實主義畫家古賀春江在1929年的作品《大海》（The Sea）中畫了穿着泳衣的格洛麗亞·斯旺森（Gloria Swanson），潛艇、飛艇、熱帶魚群、鱿魚和飛過的海鷗的全視圖，饒有趣味。古賀春江利用現成的印刷圖像作為素材，以近乎現實主義攝影的繪畫技巧，将它們重繪并合并成一幅展現技術進步和愉悅的圖像。
《大海》，古賀春江
盡管當時日本批評古賀春江沒能反映現代社會的現實，但他所作的其實恰恰相反。你可以稱之為超現實主義，也可以稱之為波普藝術，雖然那時還沒有這個術語，這與約瑟夫·康奈爾（Joseph Cornell）裝有電影明星紀念物與無比個人化的小物件的小盒子有異曲同工之處，兩者都兼具超現實主義與波普的感受力。在岡野敏子1953年的攝影拼貼畫《呼聲》（The Call），一位優雅的日本女士坐在房間裡，讓周圍的一切黯然失色。她看上去像希區柯克的電影女主角那樣不安。房間的外面是洶湧的大海。海浪之間，一匹狼在嚎叫。我知道那種感覺。
《呼聲》，岡野敏子
“跨越國界的超現實主義”充滿各種發現，是一項巨大的學術工作，彙集了諸多的藝術家、散文家，諸多的線索和界面，但作為一個展覽，它有點讓人難以消化。我們走得太遠，太快，還有太多的邊界要跨越。
展覽“跨越國界的超現實主義”持續至8月29日。
（本文編譯自《衛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