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清明，天色陰暗，雪花稀疏飄飛，于我更是平添了一道悲傷，因為二姐姐正月裡病故了。
那時也正鬧着疫情，我做了兩次核酸，兒子幫我查訂了機票、車票，可是終因疫情原因沒能成行，心碎萬般。看了外甥給我發來二姐出殡的錄影，淚水再也不能忍住了，大顆大顆的滴落下來。
二姐姐是個苦命人。我們姊妹八個，大姐大我十七歲，出嫁又早，在家中與大姐一起生活的記憶片斷不多，二姐比我們兄弟三個分别大着八歲，十歲，十四歲，一直幫母親把我們三個看大才出嫁，是以與二姐姐的感情格外深了幾重。山東五六十年代的農村，多有重男輕女的陋習，與村裡其它女孩一樣，二姐也從沒到學校讀過書。稍稍長大，除了在生産隊幹些力所能及的活計幫家裡掙些工分外，主要忙碌着家中這些人的吃喝。那時生産隊時常将翻地收割等任務按人口分攤至每家，可大姐早出嫁，大哥闖關東去了東北，父母外二姐成了最重要的頂梁柱，什麼活都要沖在前面。記得有年深秋，收獲地瓜的時節，我們全家人都在地裡忙碌，不知是不是過了半夜，我困得死去活來，是二姐抱着我一步步往家裡來。中途她曾讓我自己走一會兒，可我說啥也不幹，哭啊哭啊，就讓二姐背着走。沒轍，二姐背着我一直到家。至于什麼時候到的家，我早已不知道，都是後來聽二姐與母親說的。
我的老家主食是煎餅，我家人口多，吃得多，做煎餅是費時費工的事，當時又沒有任何的機械裝置，攤煎餅多是通宵達旦由二姐和母親完成。記不清多少次，我睡醒起來，見二姐還坐在鏊子前，煙熏火燎的攤煎餅。可那時一點也不覺得有什麼，更沒有誰問問二姐受了多少的困頓，隻當了這是平常。
及至七十年代初，我們全家從山東來到了黑龍江省。那時闖關東過得啥樣苦日子，缺吃少用，二姐全經曆了，況且二姐依然頂在前面，仿佛為父母出力解憂成了她不容辭退的義務。待我們在黑龍江安定後，二姐嫁了個老家山西的人。誰料勞工大下崗的時候，我的姐夫下崗，二姐也随姐夫回了山西。
此後我因求學離家，又經曆了母親離世，父親為生計四處漂泊，兄弟各自成家立業，自此，家，對于我，已成了支離破碎的符号。可是，惟想到二姐，心裡才會湧起家的溫暖。
有一年寒假，我用手裡惟一的一點錢 買了去二姐家的票。到了二姐家是個半夜，那時候也沒有電話，幾經周折才找到了二姐的家。已睡下的二姐見到我，拉着我号啕大哭，之後把家裡僅有的十幾個雞蛋全煮上讓我吃。
二姐一家在山西剛穩定不久，二姐夫在打工的途中竟出了交通事故殒命，二姐的日子自此陷入艱難困頓之中，此時我的外甥剛考入大學。面對二姐的境況，已經成家立業，解決了溫飽的我們兄弟幾個，一心想着幫襯二姐點啥。可無論是想給她點錢，或是什麼，二姐總是不肯。她總是說，我過得去，你們都有一家人，好好跟人過日子，把家維護好，比啥都強了，不用牽挂我。
其實，到後來對于二姐，我們兄弟幾個是有商量的。準備了點錢，為着二姐的身體健康計，如果有個一差二錯，讓二姐别犯難。可是，二姐卻突然就這麼走了，不曾與她牽挂的兄弟姊妹們道一回别。(圖檔源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