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清明，天色阴暗，雪花稀疏飘飞，于我更是平添了一道悲伤，因为二姐姐正月里病故了。
那时也正闹着疫情，我做了两次核酸，儿子帮我查订了机票、车票，可是终因疫情原因没能成行，心碎万般。看了外甥给我发来二姐出殡的录影，泪水再也不能忍住了，大颗大颗的滴落下来。
二姐姐是个苦命人。我们姊妹八个，大姐大我十七岁，出嫁又早，在家中与大姐一起生活的记忆片断不多，二姐比我们兄弟三个分别大着八岁，十岁，十四岁，一直帮母亲把我们三个看大才出嫁，所以与二姐姐的感情格外深了几重。山东五六十年代的农村，多有重男轻女的陋习，与村里其它女孩一样，二姐也从没到学校读过书。稍稍长大，除了在生产队干些力所能及的活计帮家里挣些工分外，主要忙碌着家中这些人的吃喝。那时生产队时常将翻地收割等任务按人口分摊至每家，可大姐早出嫁，大哥闯关东去了东北，父母外二姐成了最重要的顶梁柱，什么活都要冲在前面。记得有年深秋，收获地瓜的时节，我们全家人都在地里忙碌，不知是不是过了半夜，我困得死去活来，是二姐抱着我一步步往家里来。中途她曾让我自己走一会儿，可我说啥也不干，哭啊哭啊，就让二姐背着走。没辙，二姐背着我一直到家。至于什么时候到的家，我早已不知道，都是后来听二姐与母亲说的。
我的老家主食是煎饼，我家人口多，吃得多，做煎饼是费时费工的事，当时又没有任何的机械设备，摊煎饼多是通宵达旦由二姐和母亲完成。记不清多少次，我睡醒起来，见二姐还坐在鏊子前，烟熏火燎的摊煎饼。可那时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更没有谁问问二姐受了多少的困顿，只当了这是平常。
及至七十年代初，我们全家从山东来到了黑龙江省。那时闯关东过得啥样苦日子，缺吃少用，二姐全经历了，况且二姐依然顶在前面，仿佛为父母出力解忧成了她不容辞退的义务。待我们在黑龙江安定后，二姐嫁了个老家山西的人。谁料工人大下岗的时候，我的姐夫下岗，二姐也随姐夫回了山西。
此后我因求学离家，又经历了母亲离世，父亲为生计四处漂泊，兄弟各自成家立业，自此，家，对于我，已成了支离破碎的符号。可是，惟想到二姐，心里才会涌起家的温暖。
有一年寒假，我用手里惟一的一点钱 买了去二姐家的票。到了二姐家是个半夜，那时候也没有电话，几经周折才找到了二姐的家。已睡下的二姐见到我，拉着我号啕大哭，之后把家里仅有的十几个鸡蛋全煮上让我吃。
二姐一家在山西刚稳定不久，二姐夫在打工的途中竟出了交通事故殒命，二姐的日子自此陷入艰难困顿之中，此时我的外甥刚考入大学。面对二姐的境况，已经成家立业，解决了温饱的我们兄弟几个，一心想着帮衬二姐点啥。可无论是想给她点钱，或是什么，二姐总是不肯。她总是说，我过得去，你们都有一家人，好好跟人过日子，把家维护好，比啥都强了，不用牵挂我。
其实，到后来对于二姐，我们兄弟几个是有商量的。准备了点钱，为着二姐的身体健康计，如果有个一差二错，让二姐别犯难。可是，二姐却突然就这么走了，不曾与她牵挂的兄弟姊妹们道一回别。(图片源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