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術源遠流長，自成體系與特色。近代以來，随着西方文化傳入，包括中國古代叙事文學研究在内的中國學術體系基本為西方範式所覆寫。西方學術體系在很多方面強化了學術研究的範式方法，但經過百年實踐，也逐漸暴露出與中國本土研究對象“不合榫”的脫節問題。
南開大學英才教授、博士生導師甯稼雨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以中國古代叙事文學研究為例，分析用中國叙事文學本土固有故事類型研究（即中國叙事文化學研究），取代西方學術以文體史和作家作品研究為主體研究範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現将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在您看來，中國古代叙事文學研究的基本格局是怎樣的？
甯稼雨：與西方相比，以小說、戲曲為主體的中國古代叙事文學不僅産生和成熟時間晚，在研究範式上也形成獨特的格局和特色，集中表現在以評點式研究為主體。這種研究受中國傳統散點思維影響，有着不受拘束、有感而發的特點。其缺點則是缺乏宏大體系意識和緊密邏輯駕馭。
2020年8月，航拍江蘇昆山張浦鎮“牡丹亭”稻田藝術畫。中新社記者 泱波 攝
近代以來，中國古代叙事文學研究受西方學術範式影響，西方的叙事文學體裁史研究和作家作品系統研究取代了中國以往的評點式研究。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王國維《宋元戲曲史》，以及胡适關于中國章回小說的系列考證，都反映出研究範式由“東”向“西”轉折。縱觀一百多年來的中國古代叙事文學研究，盡管數量繁多，成績斐然，但基本格局是“西體中用”。
中新社記者：西方學術體系下的中國古代叙事文學研究利弊何在？
甯稼雨：從有利方面看，它彌補了以往評點式研究因即興、有感而發所造成的缺乏學術體系和緊密邏輯關系的不足。一百多年來，中國叙事文學研究在文體史和作家作品研究方面取得巨大進步和豐碩成果，并成功實作與國際學術界的接軌與融彙，可謂功莫大焉。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它的弊端也逐漸浮出水面。其重要表現就是該範式與中國叙事文學自身固有形态産生龃龉與脫節。
中國叙事文學自身固有形态的重要特征，是以故事類型為中心，連結諸多文體、作家作品的文學集合體。以“西廂記”這個故事類型為例，張生和崔莺莺的愛情線索是其核心要素。圍繞這個中心，從唐代元稹《莺莺傳》，到金代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再到元代王實甫《西廂記》雜劇，曆代作家不但創作出諸多主流叙事文學作品，還産生數以百計以該故事類型為題材的詩詞吟詠和典故使用。
2012年，經典昆曲劇目《西廂記》在江蘇蘇州上演。中新社發 王建康 攝
面對如此諸多文體和作家作品形成的故事類型，以文體史和個案作家作品研究為基本範式的西方研究體系顯得無法操刀下手。于是，自成體系的諸多文獻材料隻能被分割到不同的文體和作家作品研究中：小說史關注小說文體的《莺莺傳》，戲曲史關注作為雜劇的王實甫《西廂記》，諸宮調關注《西廂記》諸宮調，大量以西廂故事為題材和典故的詩文則歸入不同文體和作家作品研究範圍。正因為此，西廂故事類型不能從整體上得到觀照、審視和系統研究。
由此可見，脫離“中”的實際情況，完全套用、照搬“西”，無法最終解決具有中國自身特色的研究問題。
中新社記者：怎樣解決西方學術範式給中國古代叙事文學研究造成的弊端？
甯稼雨：解決西方學術範式弊端的基本思路，應從“西體中用”回到“中體西用”。這個“體”就是中國叙事文學自身固有形态——故事類型，即從西方範式的文體史和作家作品研究，回到中國叙事文學故事類型研究這個本體上來。
雖然故事類型是“中體”，但還不能完全放棄和排除“西用”。因為就方法而言，傳統評點式研究方法仍無法解決故事類型的系統和全局研究。需要從故事類型研究實際出發，尋找适合方法。
經過多年摸索和思考，西方民間故事研究領域的主題學方法具有參考借鑒價值。以口頭傳承為傳播管道的民間故事，其故事形态的最大特點就是在口頭傳承過程中，因内容不确定造成的故事形态多樣性和複雜化。這一特點背後的決定杠杆，是縱向的曆史文化背景和橫向的地域文化差别。
主題學正是在全面搜集、梳理民間故事類型的基礎上，對個案故事類型進行全方位材料采風和文化動因分析，找出各種民間故事多種形态背後的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因素。民間故事類型與叙事文學故事類型均屬叙事文學，在内容要素和形式要素上極為相似，在個案故事類型的形态上都有“同一故事多種演繹形态”的特點。這些共性，是主題學用于中國古代叙事文學故事類型研究的重要學理基礎。
2018年10月，美國女娲故事代表團來到河北省石家莊市藁城區耿村，與該村的孩子們進行故事交流。中新社記者 翟羽佳 攝
參照借鑒西方主題學方法，我思考建構出克服西方研究範式弊端、針對中國叙事文學故事類型形态的研究方法——中國叙事文化學。其基本程式步驟包括：第一，摸索梳理中國古代叙事文學故事類型的底數與類别；第二，選擇其中有研究價值的故事類型進行地毯式、竭澤而漁式文獻挖掘（不分文體和載體，沒有任何門檻限制）；第三，對該故事類型相關文獻進行閱讀爬梳，找出該故事類型在縱向曆時發展和橫向地域傳播過程中的形态異同；第四，分析總結形成該故事類型所有形态異同變化的内在曆史文化和文學動因。
中國叙事文化學的方法，雖在思路上參照借鑒了西方主題學，但其對象為中國叙事文學故事類型，構成鮮明的中國主體特征。同時，其文獻材料搜集工作的竭澤而漁理念與方法，也源于中國乾嘉學派考據學。而對故事類型形态異同作曆史文化與文學動因分析，又兼具中國和西方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共同特征。是以，這一方法比較符合“中體西用”格局。
中新社記者 杜洋 攝
中新社記者：以故事類型研究為主的中國叙事文化學研究，對于中國學術由“西”回到“東”有何借鑒意義？
甯稼雨：中國古代叙事文學研究領域中出現西方學術範式與中國研究對象的脫節與“不合榫”，不是一個孤立現象。由于曆史原因，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到現在，中國學術界的方法範式基本來自西方。這些來自西方的方法範式，在改變以往中國學術缺乏學科整體規劃和缜密邏輯貫通方面曾起到重要作用，但不同學科内西方學術範式與其研究對象之間的龃龉脫節也不是個别問題。
馮友蘭先生在撰寫《中國哲學史》時表示，中國本無“哲學”一詞，現在受西方學術文化體系影響，也要撰寫哲學史。于是便按照西方哲學史的體系架構和闆塊模式，從中國曆代典籍中遴選出符合西方哲學史架構闆塊的材料，進行組織陳述。這樣的哲學史便是典型的“西體中用”模式。其價值是彌補了中國沒有全面反映曆代哲學思想、貫通曆史的哲學史缺憾，但随之而來的問題是：除了那些符合西方哲學史架構的材料外，還有很多遺漏的材料。這些材料與中國曆代思想史有何關系？它們與入選材料一起構成的中國思想史格局又是什麼？這些都是思想史領域“中”“西”體用關系中值得思考和摸索的重要問題，事關中國學術體系主體複歸。
鑒于此，目前迫切需要把各學科領域對這個問題的認識統一，上升到重新思考和定位整個中國學術主體性，進而将其作為文化自信的一個重要方面來把握。
來源：中國新聞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