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讓著名歌唱家郁鈞劍有了更多宅在家的機會，也為熱愛寫作的他提供了許多思考和創作的時間。從2020年1月開始，郁鈞劍耗時一年半，潛心完成了《郁鈞劍·民族唱法問答131例》《郁鈞劍聲樂筆記》（上下冊）《花鄉日記》《桂林拾遺》《置劍梅隅·郁鈞劍格律詩詞選》五本書（六冊）共150萬字的撰寫，并在2021年年底全部出版。
近日在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專訪時，郁鈞劍表示，他将自己多年來對藝術的思考、對生活的體察以及詩詞書畫的才情都濃縮在了這幾本書中。
民族唱法的底線是“味道”
“現在‘原汁原味’中國民歌的演唱者越來越少了。”談起目前的中國民族聲樂現狀，郁鈞劍難掩憂慮。2021年前後，郁鈞劍曾在河北某職業藝術學校做過一次公益性歌唱講座。當他問在場的孩子們“什麼是‘原生态唱法’”的時候，竟然無一人知曉。他也曾就民歌方面的問題問過一些00後，多半的孩子都不知道什麼是民歌和民族唱法，這讓郁鈞劍大為震驚。鑒于此，郁鈞劍撰寫了《郁鈞劍·民族唱法問答131例》這本書，詳細介紹了中國民族唱法的起源、發展、現狀和未來，尤其是對民族唱法和美聲唱法做了差別探讨。
“民族唱法和西洋唱法最大的差別實際上是語言的差別，但是我們長期沒有總結這方面的内容。”郁鈞劍一語道出了民族聲樂目前的核心問題。他從歌唱的專業角度進一步解釋說，中國語言中有很多發音在國外的語言當中是沒有的，比如一些西方語言中沒有韻轍等語言狀态的字，如“金色的北京”，“如果用美聲唱法去唱這幾個字，從聲音的角度看是沒有問題的，但這就丢掉了中國語言的韻味和感覺。我們把民族唱法的魂給抽掉了，這是個很嚴重的問題。長此以往，我們的後代就不知道民族唱法是什麼樣了。”
郁鈞劍認為，“民族唱法”的底線是唱“味道”，要講究中國字特有的咬字與行腔。在中國民歌當中，任何字和詞的色彩都是可以唱出來的，“‘花籃的花兒香’，這個‘香’，用符合中國語言習慣的民族唱法唱出來，聽衆就能感覺到那種香味。同樣，酸甜苦辣也都能唱出那種感同身受的味道。”
在郁鈞劍看來，任何學派都要有兩條底線，一條底線是訓練體系，另一條底線是評判體系。“民族唱法的訓練體系以前有，但後來被美聲唱法颠覆掉了，評判體系就更沒有了。是以必須要厘清民族唱法和美聲唱法的差別在哪裡，我們才能找到文化自信。”
民族唱法“西洋化”後果很嚴重
2016年退休後，郁鈞劍很少登台，而是專注于教學工作。他擔任中國·東盟藝術學院院長，還開設了“郁鈞劍公益教室”、“郁鈞劍民族聲樂進階研修班”等，在各種場合講課。短短五年間，培養出于海洋、張明旭等八位中國音樂最高獎“金鐘獎”民族唱法的金獎得主。
在他看來，歌唱不是一門獨立的藝術，需要不斷學習各種不同的知識，擴大自己的知識面。他也把這種理念融入到教學當中。在課堂上，郁鈞劍常常對學生們講，“歌唱的一半應該屬于文學，一名歌唱家不能隻想着聲音那點事，而是要探究歌曲的背景，以及歌詞、音樂背後傳達的深層意境。”
郁鈞劍認為，中國民歌中有太多瑰寶，那都是中國文化的展現，但現在唱的都少了。“《二月裡來》是冼星海寫的，冼星海是誰？《黃河大合唱》的作者；《花籃的花兒香》是馬可寫的，馬可是寫《白毛女》的；《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是呂其明寫的，呂其明是寫《紅旗頌》的。他們都是大作曲家。上世紀70年代，吳雁澤先生還在舞台上唱《二月裡來》，但現在要在舞台上唱這首歌，觀衆會笑‘怎麼唱這麼‘小’的歌？要唱氣勢磅礴的《再見吧，大别山》。而往往這類‘小歌’能夠更好地表現出方言的味道與地域風情，這也就是民族的韻味。民族唱法西洋化了，富有民族韻味的民歌沒有人唱就沒有人寫。繼續這樣下去，民族唱法的消亡，我們這代人就能看見。”
“著作等身是我的追求”
此次一口氣寫下150萬字，除了《郁鈞劍聲樂筆記》是根據上課内容的速記整理之外，其他均是由郁鈞劍一個字一個字手寫出來的。“我不用電腦，都是手寫。”在郁鈞劍看來，手寫的字是活的，是溫暖、有感情的，而電腦打出來的字是冷冰冰的。“尤其是填古詩詞，常常斟酌一個字的好壞。當我要改一個字的時候，在電腦上改了，就沒有了，再也找不回來了，手寫的字改掉之後，還能找回來。”
郁鈞劍從1976年開始發表作品，1991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多年來他筆耕不辍，至今出版了21本書，其中既有音樂專著，又有詩集、散文集，還有詩詞書畫作品集等。
如今，他仍保持着每天寫作的習慣。疫情期間，沒法線下上課，同學們組建了一個“歌友群”，大家每天在群裡交流。郁鈞劍每天早晨6點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寫一篇短文，發到群裡和大家交流，于是就有了厚重的《花鄉日記》。此次幾本書同步創作，郁鈞劍更是将大部分時間都交給了寫作，每天4點起床，堅持寫作七八個小時。這幾本書也并不是寫完一本再寫一本，而是幾本同時進行，“我寫作的時候，五本書的書稿都擺在桌子上，寫到卡殼的地方，再換一本書寫，相當于換腦子。”
談到藝術家的修養，郁鈞劍坦言自己受韓美林的啟發很大，“有一次他講到了藝術家的修養問題，就用到了‘著作等身’這個詞，我也朝這個方向追求。”
文/本報記者 田婉婷
攝影/餘世奇 統籌/劉江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