彜族女性寫作中的女性形象解讀

彜族作為曆史最為悠久的民族之一，彜族文學形成了體裁多樣、内容多元等特點，是中國多民族文學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其書面及口頭文學中，女性都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彜族文學中女性形象根植于彜族社會曆史的土壤之中，在曆史文化的變遷中形成了豐富的文學形象，其反映了彜族文化中更深層次的思想、審美以及其民族文化内涵，對彜族文學中女性角色塑造的研究能夠更好地探索其文化空間中曆史、民間信仰等資訊的演變發展。

在彜族女性的諸多文學創作中，女性作家對女性角色的創作是從女性的角度描述女性情感、生活以及思想的文學創作，從幕後到台前，從逆來順受到覺醒反抗，我們在彜族女性作家的筆下看到了彜族女性千年來走過的漫長覺醒之路。當文學作品的作者為女性時，由女性自身表達其主體意識以及性别意識，在女性寫作的過程中，她們能夠體會和表達出作為女性的獨特性别體驗。“女性告别由‘他者’代言的時代，進入一個自我言說、自我表述的新的曆史階段。”[1]在早已形成的傳統文學典範的基礎上，伴随着社會結構、地域、政治、教育等方面因素的變化以及多民族融合的發展，彜族女性文學創作中女性意識愈加突顯，大膽地為傳統社會中她們悲劇的命運、所承受的痛苦和不幸發聲，展現出屬于彜族女作家們的文學風貌。“對于少數民族女作家而言，民族身份與性别身份無疑是構成其身份認同的重要兩極，這兩重身份之間時而分裂、時而融合，其間構成的張力可以使她們的作品成為一個多重話語糾纏與協商的場域。”[2]本文試圖理清彜族文學史上女性形象的演變，在此基礎上，以彜族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女性形象塑造為中心來分析彜族女作家創作過程中，女性意識的覺醒以及女性形象塑造的整體取向及其與彜族社會曆史文化的關系。

一、女神與鬼怪——隐于幕後的彜族傳統女性

彜族傳統文學中所描繪的女性形象類型豐富，從人物的背景、外貌、情感以及行為都有較為全面和深刻的描寫，女性形象既有正面的充滿智慧和愛的“女神”，也有反面的狡黠害人的“鬼”，既有順從屈服受盡磨難的傳統女子，也有不堪忍受壓迫追求自由的新思想女性。不同時期的書面及口傳文學中女性形象的變化，展現了彜族女性地位由尊轉卑，再到女性意識逐漸覺醒的社會文化變遷，由此可以看到彜族社會曆史的前進、社會結構的演變和各個曆史時期多樣化的審美以及道德範式。

在彜族起源神話中，雖然不同地區或不同作品有所差別，但諸多神話都對于起源母神進行了描寫，例如《勒俄特依》中，神人們在為混沌的宇宙開辟了天地之後，九位女性神掃天地。《阿黑西尼摩》則是塑造了一位“原始母聖”，“阿黑西尼摩”本意便為“天地萬物之娘”，宇宙混沌之時，她誕下了天地日月、山川雷電。[3]并哺育了她所孕育的一切，就如同一位母親一樣。《人類的起源》中也說明了動植物起源于“雪母”俄者氏，在動物的起源故事中，涼山地區有“六畜來曆”的說法，即女英雄茲子瓦沙曆經千難萬險從野外趕回了禽獸飼養，才有了六畜。《耕種的起源》、《醫藥的起源》等等都描述了女性的作為。由此可見，在彜族早期的神話文學作品中非常強調“母性”的重要性，是世間萬物之始，而原始神話中女神的形象大多是美麗、智慧、英勇無畏的。因為在原始社會，随着種植業和家畜飼養的出現，男女分工較為明顯，男子負責狩獵等活動，而女性負責耕種、采集等産出較為穩定的生産性活動，在原始社會有着更重要的主導地位，是以彜族神話充分展現了對女性的尊崇。

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彜族社會是長時間以男權制度為軸心的社會，兩性不平等的現象長期存在在彜族社會生活的各方面。與此同時，彜族文學中的女性形象也呈現出褒貶不一的沖突特征。一方面既有将女性與作惡多端的鬼怪聯系起來的傳說，也有對女性表現出歧視的“爾比”流傳，女神的描繪逐漸轉變為“女禍”[4]。在早期彜族文學中，并沒有“鬼”，而後來“鬼”的出現就是從美女姿姿裡紮開始的，自此女性由神成為了“鬼”。在“爾比”中，有“母賤子不大。”“三百女兵，不如一個傷鼻男人。”“耕地母牛行，母牛不能劈坎坎；說話女人行，女人不能斷案子。”[5]。可以看到，這一時期無論是書面還是口頭文學中，女性形象要麼陰險狡詐要麼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并且對女人的行為進行了當時道德上的規範，要求女性以夫家為天，否則便是德行有虧；另一方面在叙事長詩和神話故事中，也有不少女性角色并不願忍受壓迫，她們奮起反抗，亦有勸導尊重女性尤其是母親的“爾比”口口相傳。例如在雲南省楚雄彜族自治州大姚縣，流傳着咪依魯的故事，她為民除害，與意圖搶占民女的惡霸同歸于盡。彜族被人們稱之為“詩的民族”，除了叙事長詩之外，彜族的女性在歌謠的創作中尤其能夠展現女性創作者的情懷和才情。許多彜族的歌謠是由千千萬萬彜族勞動婦女創作的，她們或許沒有像阿買妮或是安履貞一樣在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但她們留下的歌謠，都是彜族女性勞動生活的血淚史。她們或許沒有受過教育，但她們吟唱的歌謠都傾注了她們的悲喜苦樂。歌謠中的女性形象缺少藝術的雕琢，更多的是創作者的心聲，也更加貼近生活。“鄉村婦女歌謠中所吟唱的是受傳統家族制度壓迫的悲慘生活，歌謠是婦女的‘家庭鳴冤錄’‘茹痛記’。”[6]彜族歌謠中的女性形象與其說是文學塑造，不如說是當時彜族女性生活的真實反映。在彜族“爾比”中，亦不乏勤勞、勇敢、善良的女性，例如“母女皆勤能，糞堆堆九重，五谷堆尖尖。”“賢女待重客，勇女殺敵人。”“莊稼苦荞大，人間母親大。”[7]等等。

除了歌謠創作者，彜族女性中也亦有青史留名的作家、詩人。彜族古代女詩人阿買妮寫作《彜語詩律論》建構了彜族詩文理論體系。清朝才女安履貞，喪父後在母親的撫養下長大成人，擅詩文，其詩語言平淡易懂，卻又富有新意，感人肺腑，著有《園靈閣遺草》流傳于世。然而，在這一時期，對女性的偏見與壓迫使得彜族女性權利話語逐漸被壓抑和掩蓋，彜族傳統文學中對于女性形象的塑造，從尊崇女性到“污名化”女性逐漸轉變，并且大多數文學作品中的女性角色都是從女兒、妻子、母親這三個角色進行塑造的，這也是當時彜族社會對女性态度以及道德行為要求的反映。

二、悲歌與呐喊——走向覺醒的彜族女性

彜族女性參與到文學創作中時，大多仍是将女性群體的身份隐于幕後。直到新中國成立後對民族地區的民主改革和全國範圍的婦女解放運動興起，促使一部分女性意識得到覺醒的彜族女作家走上了文學的舞台，她們用語言文字打破了彜族傳統女性的沉默，開始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語言來書寫女性的話語。“這些當代女作家，表現出的不再僅僅是簡單的頌歌式的詠歎或者寓言式的贊美，而是以充滿責任感和使命感的心智，以強烈的人文關懷，面對複雜多變的大世界，探讨現代文明對紅土地社會生活的深遠影響，思考進退，檢索得失，辨析美醜。”[8]李納、阿蕾、黃玲等等現當代小說家以時代為背景，結合自身的生活體驗，通過展示女性受到的壓迫、困境，書寫了女性的覺醒和反抗，從歌謠中直白的語言和故事上升到文學藝術層面，以此來建構現當代彜族女性的話語體系，讓女性形象能夠通過公正的書寫得以展現。

李納是新中國第一位彜族女性作家。1948年，她發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說《煤》，長篇小說《刺繡者的花》是李納的代表作。《刺繡者的花》故事背景設定在抗日戰争時期，文中塑造的女性性格迥異，人物形象塑造豐滿，女主人公五巧的性格也随着故事的發展而逐漸變化，從一個普通的刺繡工成長為堅強的革命者，從文中可以看到一個普通女性在時代的洪流中精神的覺醒和升華。五巧女兒的經曆有作者自己的影子，讀書寫字、投奔革命、主動報名去彜區、遠赴延安，作者不僅将她自己的故事和思想融入了筆下的女性角色中，擅于寫出女性的心理活動，更為重要的是作者對濃郁民族地方色彩的語言運用。

涼山女作家阿蕾的第一篇習作《山茶花》是用母語寫作，這标明彜族女性寫作另一種可能的出現，即對母語的繼承和發揚。阿蕾非常了解彜族山寨的風土人情，也深切體會到彜族農村婦女生活的苦難，并在她的小說中得以展現。《嫂子》一文描寫了作為農村女性的嫂子悲劇的一生，從任勞任怨的勞動女性到為愛殉情的女子。她并沒有像五巧一樣奮起反抗命運，而是選擇了用死亡來對傳統包辦婚姻制度表達抗争。雖然文中并沒有明确地表達“我”的思想觀念，但字裡行間都透着“我”對嫂子的喜愛和思念，對不公制度的憤怒與不甘。雖然嫂子的“反抗”是令人悲痛的，但文化和心靈的解放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也正是女性在重重壓迫下逐漸覺醒的反映，作者将農村彜族婦女生活的最殘酷悲哀的一面展示給讀者，為無法發聲的她們發出呐喊。

黃玲的《母性土地》與前面分析的兩篇小說不同，《母性土地》選擇了農村與城市三代女性的不同命運交織描寫，給人一種女性無論何時何地何種身份都被壓迫束縛的窒息沉重之感。在黃玲的小說中，無論城裡還是農村，無論經濟如何發展，人們的思想不改變，女性的生存環境就依然得不到改變。但文章和《嫂子》的絕望不同，文中的“我”通過蘭嬸的死認清了男權思想對女性的殘害，在告别母親後走向新的生活，蘭嬸的女兒翠葉也掙脫了家庭的束縛，選擇逃離。作者将希望放在了新一代的獨立女性身上，從“我”的身上看到作者作為女性可能面臨的困境和面對千百年來彜族女性受到的壓迫而帶來的責任感，女性從覺醒到做出反抗的過程并非是一帆風順的，“我”并不是完全一往無前，而是不斷地質疑甚至逃避，可以感受到作者也不斷地在質問自己選擇的道路是否正确。

通過分析李納、阿蕾、黃玲三位具有代表性的彜族女作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可以看到她們所建構的女性形象深受彜族傳統文學女性形象塑造的影響，但也有現當代彜族女性社會角色定位的折射。她們寫作中的女性角色并不隻有單一的勇敢善良這樣的品質，而是根據現實生活建構了更加多元化的性格特色。彜族女性作家以本民族女性的角度，利用更加豐富飽滿不帶偏見的女性形象來建構彜族族群記憶、文化傳統以及彜族女性話語，她們的創作并不僅僅隻是為女性發聲，而是有着無法磨滅的民族痕迹，她們的作品中有過去的歌謠、“爾比”、神話，也有彜族人勇敢熱情善良的群體形象，這種将傳統文學與現當代小說結合的寫作方式也不斷促使彜族文學新的發展，而她們孜孜不倦的寫作與創新讓女性作家在彜族文學中成為不可或缺的強大力量。

三、覺醒與轉變——理性反思的現當代彜族女性

現當代彜族女作家的創作融合了女性與民族的元素，她們描繪了彜族女性生活經曆并對其進行了理性的反思。女性角色在她們的創作中大緻能被分為三類，一是如《刺繡者的花》中的巧兒，伴随着社會經濟的發展，教育普及帶來的思想進步，越來越多的女性意識逐漸覺醒，她們意識到了自己的生活價值，并堅定地邁向了自己的夢想之路。這樣的女性角色不僅僅是傳統文學中的母親、妻子、女兒，更是獨立的人，她們将女性的角色和價值重新界定，賦予她們民族乃至國家的責任，依靠自己創造更加光明的未來。

二是如《嫂子》中的嫂子，在傳統思想的壓迫下，許許多多婦女尤其是農村女性發聲的權利遭到了扼殺，她們大多數沒有受過教育，默默承受壓迫也沒有意識去謀求新的出路。她們就像生活在暗無天日的監牢之中，唯有死亡才能給她們帶來一點解脫。落後的婚姻制度、陳腐的思想傳統、鮮明的人物性格在作者的書寫中環環相扣，最終帶來的是不可避免的悲劇，也是彜族女性作家以民族和女性雙重身份為那些無法發聲的女性所發出的悲鳴與呐喊。

三是如《母性的土地》中的六婆，傳統文化中的男尊女卑思想已經深深根植于多數婦女心中，其所表現出的傳統思想、風俗習慣等等都在潛移默化中讓女人自覺遵守，要求她們必須服從于男權，成為生育的工具，她們曾經備受折磨，自身卻又成為男權思想的代言人。她們都曾經是男尊女卑思想的受害人，卻轉身成為了壓迫者，用曾經捆綁住她們的鐵鍊來束縛下一代女性。彜族女性作家以此來反思女性的生存現狀、傳統社會定位以及對男尊女卑思想的深切憂慮。

回顧彜族女性寫作的曆程，她們的作品深受彜族曆史與傳統文學的影響，故事中的女性美麗善良，勤勞堅韌，她們和千百年來的彜族女子一樣在彜族傳統的男權思想中覺醒、反抗與鬥争，被時代的洪流裹挾着跌跌撞撞前進。她們關注的焦點既有個人的悲歡離愁、喜怒哀樂，也有民族和國家命運。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她們為傳統彜族女性的悲劇命運發出呐喊，希望能打破陳舊的枷鎖。彜族女作家們通過塑造的女性形象記錄了彜族女性的生活勞作、思想和人生，也書寫了女性從逆來順受到覺醒反抗的艱難曆程，她們的寫作是藝術創作也是紀實文學，是彜族女性主動參與到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主動肩負起傳播積極價值觀的責任。

參考文獻

[1] 黃玲.當代彜族女性寫作的價值和意義[J]民族文學研究，2006（02）：143—146.

[2] 王冰冰.全球化時代的女性經驗與民族意識——論當下少數民族女性寫作[J]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05）：123—127.

[3] 羅曲，李文華.彜族民間文藝概論[M]成都：巴蜀書社，2001：20.

[4] 趙銳.女性人類學視野下苗族女性社會角色變遷研究——以苗族口傳文學為例[J] 貴州民族研究. 2017,(10)：145.

[5] 王昌富.彜族婦女文學概說[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173—206.

[6] 王均霞. 眼光向下的性别回應：中國現代早期民俗學研究中的歌謠與婦女[J]. 民俗研究，2020（04）：117-124.

[7] 同[5].

[8] 吉狄馬加，阿索拉毅.當代彜族女性小說選[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8：2.

（作者機關：西南民族大學藝術學院、西昌學院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