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A.米爾恩（1882—1956）在劍橋的專業是數學，但他始終愛好文學，早早把寫作視為了人生志向。
A.A.米爾恩和E.H.謝潑德共同創造了小熊維尼的經典形象。謝潑德兩部自傳《記憶的畫》（Drawn from Memory）和《人生的畫》（Drawn from Life）最近出了中文合訂本《倫敦小孩》，文字親切而不俗氣，二百四十餘幅插圖詩意盎然，讀來是悅目的享受。被稱為“小熊維尼之父”的米爾恩（他的生日1月18日即“維尼日”）在1939年也出過一本自傳，《為時已晚》（It’s Too Late Now）。比起他的童書和偵探小說《紅屋疑案》（The Red House Mystery），此書顯然不夠有名，直到絕版多年後的2017年才由潘麥克米倫旗下的貝洛出版社再版，而貝洛的主營業務本就是舊書新刊，緻力于讓蒙塵的佳作重新煥發生機。
書名為何叫“為時已晚”？作者在自序裡給出了解釋。原來“為時已晚”指的不是别的，正是他本人的人生。“遺傳和環境塑造了孩童，孩童塑造了成人，成人塑造了作家；是以對我而言，當一個不一樣的作家為時已晚——也許四十年前就太晚了。”他說，批評家總拿别人的标準來要求一位作家，責備他為什麼不把書寫成别的樣子。但一個人寫出怎樣的文字，就在于他是怎樣的人；一個人是怎樣的人，歸根結底因為他過怎樣的生活。
米爾恩将他的人生分為七個階段：孩童，學生，大學生，自由撰稿人，副主編，業餘士兵和作家。在一開始他就跟讀者打好招呼，略帶傲慢倒也不失真誠：他的寫作向來是為了取悅自己，不管公衆怎麼想，作者本人首先不能覺得無聊。如果别人也能從他的回憶中獲得樂趣，他很高興，“但要說清楚，這場聚會的主角是我，不是他們”。果然，作者集中筆墨記述個人經曆和所思所感，旁逸斜出處也隻是偶爾奉上幾片文林散葉，避免将自傳寫成他傳。《為時已晚》前半本回憶他成年之前的生活，讀者或可與謝潑德的自傳互相參看——他倆年紀相仿，都是維多利亞時代末期的“倫敦小孩”。全書花在他的代表作“維尼系列”上的篇幅十分有限，因為他厭倦了“童書作家”的頭銜，在刻意回避這一身份，說既然他覺得再也翻不出新意，索性及時收筆。不過，他也知道這恐怕于事無補：“在英格蘭，得到名氣比丢掉名氣容易。”“英國人把作家當鞋匠，希望他從一而終。”好在關于米爾恩創作維尼故事的文章、訪談和報道已足夠多了，安·斯維特（Ann Thwaite）在《米爾恩傳》裡更是考據翔實，這一次我們不妨就把維尼當成米爾恩私人聚會上一位尋常的來賓吧。如果用一個詞來概括米爾恩這部自傳的風格，便是“自嘲”，常常表現為一種交纏着敏感和疏離的調侃。書裡精彩的片段不少，其中最令我感興趣的則是他編輯幽默雜志《笨拙》（Punch）的經曆。
《笨拙》的第一任主編馬克·萊蒙（Mark Lemon）覓到一張可供二十人圍坐的大桌。每周三晚上七點，《笨拙》同仁會在此聚餐，決定下一期雜志的漫畫。薩克雷、坦尼爾爵士、謝潑德等都曾是“笨拙席”的座上賓。薩克雷曾有詩《紅木樹》吟詠此桌，還帶頭在上面刻下自己姓名的縮寫。圖為林利·桑伯恩（Linley Sambourne）繪同題漫畫。
在加入《笨拙》之前，米爾恩其實已經當過一份重要刊物的主編。1900年，他從威斯特敏斯特學校考入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雖然專業是數學，米爾恩始終愛好文學，積極投稿和參與校内的文藝活動，早早把寫作視為了人生志向。1902年，他接手編輯劍橋大學的學生刊物《格蘭塔》（Granta）。數學系課業壓力繁重，導師勸他放棄編輯雜志，米爾恩卻堅定地拒絕了，還連說了兩遍“非幹不可”，就算獎學金撤回也在所不惜。他允諾完成導師要求的每天至少六小時的“工時”，每周彙報。多年後回憶這段安排，米爾恩覺得有點不可思議：當年竟然隻有在他不寫作的時候才叫工作時間。
米爾恩的父親是典型的維多利亞時代家長，作風嚴厲，而米爾恩在數學榮譽學位考試中成績不佳，愈發心虛。但從劍橋畢業後，米爾恩并沒有聽從父親的建議去當公務員，而是開啟了一段撰稿生涯。《為時已晚》裡記錄了他第一次作為自由撰稿人發表文章的經曆。當時，柯南道爾的《歸來記》正在《斯特蘭德雜志》（The Strand Magazine）連載，市面上的仿作層出不窮，米爾恩也寫了一篇投稿。過了一段時間，他和朋友約好一起吃飯，同伴晚到，他就在飯店裡随手拿起一冊《名利場》雜志（Vanity Fair），翻到一篇故事，讀了開頭大呼不好，自己戲仿之作的情節盡然被人搶了先，隻好懷着妒意讀下去，直到快結束才驚訝地發現那正是自己的手筆。倫敦的知名刊物上出現了自己的作品，米爾恩首先感受到的是緊張局促，仿佛洩露了一個天大秘密，疑心周圍每個人都在看他，當然，這種情緒隻存在了片刻，“随後我流連忘返地通讀起文章來：一句接一句，每一個句子都無與倫比，每一個美麗的詞都惹人喜愛”。他頓時覺得自己成了百萬富翁，同朋友盡情慶祝了一番。月底他收到了稿費：十五先令。
事實上，米爾恩那篇“福爾摩斯”的仿作最初是投給《笨拙》的，無奈遭拒。但給《笨拙》寫稿一直是米爾恩的目标，即便三番四次被退稿，他還是每周都會寄去文章。1904年4月，《笨拙》終于接受了米爾恩的稿子，雖然隻有四行。興奮之餘，米爾恩問自己：憑這麼一小段，可以号稱“我為《笨拙》寫文章”了嗎？他還來不及細想，好運就來臨了。在很短的時間内，雜志又接連發表了他的一組詩和一篇散文。這下他是真正的《笨拙》作者了。當時有傳聞說在《笨拙》上發一篇文章，不管帶不帶插圖，稿酬都是五鎊，米爾恩心想：“看來我要功成名就了。”臨近結稿費的日子，他滿懷期待，結果支票上的金額是十六先令六便士。他大惑不解，寫信去詢問，得到的回複很有意思：一個作者剛開始給《笨拙》寫稿，獲得的榮耀感本身就足以充當報酬，而當榮耀感開始消磨，那就該漲稿費了。
《笨拙》創辦于1841年，本是模仿法國幽默日報《喧鬧》（Charivari）而成，但又有所不同，尋求更高的文學水準。圖為《笨拙》第一期封面，1841年7月14日。
1906年，米爾恩成為了《笨拙》的副主編，年薪二百五十鎊，稿酬翻倍。但他還沒有資格參加曆史悠久的“笨拙席”（the Punch Table）。《笨拙》的創辦者懂得享受生活，習慣在品嘗美食美酒的間歇商量雜志選題，這一傳統一直保留了下來。薩克雷、坦尼爾爵士、謝潑德等都曾是“笨拙席”的座上賓。每周三晚上七點，《笨拙》同仁會在編輯部樓下聚餐，決定下一期雜志的漫畫。米爾恩當時隻有二十四歲，連自己也覺得他們不請他可以了解：“要是我二十四歲就受邀列席，到七十四歲還坐在那兒，随便哪家報刊的老闆想到這一點，都會不寒而栗吧。”況且，讨論《笨拙》的漫畫創意需要高度的政治敏銳，米爾恩在這方面尚未得到他們認可。四年後的1910年，米爾恩終于“獲準下樓了”，在依然年輕的二十八歲，他依照“笨拙席”的慣例，用小刀在餐桌上刻下了他給《笨拙》寫稿時常用的姓名縮寫：A.A.M.。
米爾恩在劍橋編過《格蘭塔》，又做過好幾年産量頗高的自由撰稿人，擔任《笨拙》副主編看起來是恰當的人選。但雜志每周都要推出新一期，需要源源不斷的想法，仍帶給他巨大身心壓力。數學系出身的他簡單算了一筆賬：每周要找到一個可寫的想法，一年下來就是五十二個想法，他若是一路幹到七十歲，那就得找到大約兩千五百個想法。當遍索愁腸毫無所獲的時候，他陷入了自我懷疑：“問題是我在二十四歲的黃金年齡，都連一個想法都找不出來。我為什麼不去中學當校長呢？”一連好幾個小時枯坐書桌前很多時候都是在做無用功，是自我安慰，也是重壓之下的拖延症表現，神經緊張卻沒有任何效率，最終還是靠臨時抱佛腳才解決問題。米爾恩有句話講得很好，“悠閑的無所事事”是美妙的，但“既不悠閑又無所事事”是魔鬼的發明。
1924年，米爾恩在《笨拙》雜志發表的兒童詩《當我們很小的時候》，謝潑德作畫。米爾恩署名“A.A.M.”。
一戰爆發，米爾恩同許多人一樣應召入伍。不過，《笨拙》一直在給他發工資。戰後，他回到雜志社，準備繼續上班，卻發現主編歐文·西曼（Owen Seaman）态度頗為冷漠。這時他才意識到，雜志老闆并不希望他回來。一來他們對代班的人很滿意，二來對他把空閑時間用來寫劇本而不是《笨拙》的文章很不滿。他們想讓米爾恩移交編輯工作，但繼續當《笨拙》的作者，米爾恩的想法剛好相反：他願意編雜志，擁有穩定收入，額外的時間則用于寫劇本。最後，他送出了辭呈，甚至退出了“笨拙席”。就這樣，米爾恩與《笨拙》的緣分基本到頭了，從此，他成為了全職作家，寫劇本，寫詩歌，寫童書。二十年後，回看這段與《笨拙》的不歡而散，米爾恩把一大原因歸于自己的性格，說自己“永遠想逃走”。是以他會從《笨拙》逃走，從童書的寫作中逃走。重複的勞動令他生厭，哪怕這種勞動可以帶來豐厚的回報。
米爾恩生于1882年，寫作《為時已晚》的時候，他五十多歲。他“任何事都不想扯着嗓子說”，筆調冷靜克制，講究點到為止，卻也不乏真情流露。他相信人類的複雜神秘，從不對别人妄加揣測，在另外的地方說過“每個人都是一道謎，沒人能知道另一個人的真相”，我想這就是他在自傳開篇就強調“聚會的主角是我”的深層原因。每個人能夠嘗試去了解的，隻有自己。《為時已晚》最後一章記錄了一段作者同一位年輕朋友的對話。後者請他給年輕人提點忠告，米爾恩答，忠告隻有一條：“永遠不要聽從忠告。”米爾恩在1952年出版的随筆集《年複一年》（Years In，Years Out）中，又說起了這部自傳。在大西洋彼岸出版時，此書最初是每月連載的，美國編輯喜歡改書名，定了一個新标題：“何其幸運！”（What Luck！）這令米爾恩一度很生氣。不過，時過境遷，七十歲的米爾恩回望自己的人生，說道：“我傾向于同意他的看法。”
作者：顧真
編輯：劉迪
責任編輯：楊逸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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