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一箱一箱的書裝起來運走，我心裡一下空了。”鄧小南上周接受書鄉采訪時感歎。如果知道這些書背後承載的故事，就可以了解此時最鄭重的安慰都過于廉價。
3月16日，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館舉辦了鄧廣銘藏書捐贈儀式暨鄧廣銘先生誕辰115周年紀念活動——72歲的北大曆史系教授鄧小南和姐姐鄧可蘊将父親鄧廣銘留下的古籍捐給了北大圖書館。鄧廣銘晚年住在未名湖畔的朗潤園，與季羨林、金克木、張中行被稱為“未名四老”。
北大圖書館從業人員将圖書打包好準備運走，鄧小南與它們合照。鐘迪供圖
據報道，此次贈書總計353種、6458冊，其中善本55種、507冊，儲存完好，具有重要的文物價值和極高的文獻價值，版本類别涵蓋明、清至民國的刻本、抄本、活字本和石印本等多種形式，内容主要是宋代史籍和宋人文集，部分贈書還有鄧先生的批校，其中批校滿紙的《涑水記聞》和《續資治通鑒長編》頗能反映先生的學術取向，善本中有明刻本《慈溪黃氏日鈔分類》等稀見古籍文獻。北大圖書館古籍從業人員告訴筆者，這批贈書儲存完好，數量衆多，包含宋遼金元文獻、明初、明中期刻本，還有明後期萬曆、崇祯兩朝的刻本，清代刻本從康雍乾到清末基本都有涵蓋，民國刻本也達50種之多，其中還有不少特殊文獻，在個人收藏中實為罕見。
鄧廣銘先生是大陸著名的曆史學家，被譽為“宋史泰鬥”。他的小女兒鄧小南也緻力于研究宋史。72歲的鄧小南現在擔任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院長，她不僅繼承了父親的藏書，也繼承了父親的學術事業。鄧廣銘先生去世前曾說：“書是小南要用的，将來留給北大。”在捐出這批書時，鄧小南感到寬慰又不舍。
人物介紹
鄧廣銘（1907年3月16日—1998年1月10日），字恭三，著名曆史學家，“宋史泰鬥”“一代宗師”，1932年考入北京大學。在北大求學時師從胡适、傅斯年、錢穆諸位先生，畢生求索古今、著述宏富，主要研究宋遼金史，尤其專精宋史，著有《嶽飛傳》《宋史十講》《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等專著，被譽為“中國宋史研究第一人”。
鄧小南，1950年生于北京，曆史學家鄧廣銘的女兒。鄧小南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曆史系，現任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院長，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史學會副會長、國務院參事，國家級教學名師，曾任中國宋史研究會會長。著有《宋代文官選任制度諸層面》《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等作品。
鄧廣銘用放大鏡看書
北京大學圖書館鄧廣銘藏書區。黃喆攝
第一套藏書是百衲本《二十四史》
鄧廣銘生于1907年，正逢清末民初的大變動時代，也是一批知識分子風起雲湧的時代。鄧小南回憶道：“我父親與北大圖書館有着不解之緣。上世紀30年代初，他還沒考入北大，就跟随好友李廣田到設在紅樓二層的圖書館閱覽室借書；上大一時，他就給校長蔣夢麟寫信，要求改善圖書館的條件；畢業後，胡适先生将圖書館的專用閱覽室借給我父親用，他終日活動在圖書館中。他與‘百科全書式的學者’毛子水、金克木的畢生情誼，也是在北大圖書館結成。”鄧小南告訴筆者，其實父親最早的成套藏書百衲本《二十四史》其中也有一段故事。
鄧廣銘在輔仁大學讀書期間，輔仁大學沈兼士先生請周作人來講中國新文學。周作人後來在書序中回憶道，自己講課其實沒有做太多準備，隻寫了一些提綱，但是最後一節課上，“鄧恭三先生（鄧廣銘字恭三）卻拿了一本筆記的草稿來叫我校閱，所記錄的不但絕少錯誤，而且把我所亂說的話整理得略有次序，這尤其使我佩服。”後來，周作人将這本筆記整理出版成《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一書。出版社給了周作人一筆稿費，他把這筆稿費都給了鄧廣銘，叫他用這筆錢買一套百衲本《二十四史》。“其實這筆錢買這部書還不太夠，周作人親自出面跟出版社講了價。”鄧小南告訴筆者，這部書對于當時初涉曆史的青年學生來講無比珍貴。抗戰時北大遷到後方，1939年鄧廣銘也追随去了。“後來我母親領着我的兩個姐姐去找他，沒有盤纏，我父親來轉托周作人把這套書賣了，拿這筆錢當作路費。”鄧小南說，那時候首先是生路的問題，要從北平千裡迢迢的去重慶，隻能忍痛割愛。
鄧廣銘和鄧家三姐妹，右一為鄧小南。
不買房子隻買書
抗戰勝利後，鄧廣銘應傅斯年先生要求回到北大，再三斟酌後，放棄了買房安家的打算，全部積蓄除基本生活外，都用來購置圖書。當時古舊書業不景氣，書價貶值，鄧廣銘便盡量購置古籍，“在家中建立起自己的小小書庫”。鄧小南告訴筆者，父母本想湊錢買個小四合院，因為日本人撤走後，北平有一些空出來的房子，價錢也不算太貴，幾百大洋左右：“他們看了好幾套，最後決定還是不買房子了。因為如果把錢拿去買房子，就沒有錢買書了。我父親靠終生積蓄攢下這些書。”
鄧廣銘藏書豐富是著稱的。“之前周一良先生在世時曾來借趙孟的《松雪齋集》，宿白先生也常來我家借書，他們在我父親不在之後也會來找我借書。早年季羨林先生剛從國外回來時曾問我父親，經費有限應該先買什麼書。”鄧小南回憶父親的藏書往事，在她看來，父親與老先生的很多深厚友誼都是因書開始的：“我小時候，好不容易父親答應春節去廠甸，結果他打發我自己去玩，他泡在琉璃廠中國書店一整天，然後抱着兩函套書回家；逛隆福寺，他也是一頭紮到修绠堂去看書找書。經常有古舊書店的老先生，包袱皮裹着、細木闆夾着，到家裡來送書。家中像樣的家具，相對講究的櫃子、木箱，都是用來存書的。”
鄧廣銘先生捐贈的部分古籍善本。黃喆攝
這次捐給北大的《續資治通鑒長編》中寫滿鄧廣銘先生的批校。鄧先生通常不忍心直接在書頁上寫“批注”，而是将想法記錄在卡片或寫在紙條上，夾進書裡。“這些條子有的後來我也看過，我的感受是跟不上他的思路。我後來在标點本的《續資治通鑒長編》裡也夾了不少紙條。”鄧小南有一次發現字條有些淩亂，想撤出來，父親卻對她說，不要，就在裡邊夾着！鄧廣銘告訴女兒，這些都是思考鍊條重要的一環，鄧小南記住了。之後在北大講課時，也給學生們看過她當年做的卡片。
這批藏書價值幾何？
這次捐贈中，圖書館的從業人員選擇保留這些“條子”，因為把手稿單獨拿出來放在其他地方不但可能會讓它們的價值大打折扣，還可能不利于研究者和讀者們查找。北大圖書館負責整理這批古籍文獻的饒益波告訴筆者，在編目時，他們會在目錄系統裡說明某本書中夾有某内容的手稿，確定目錄資料和書的實物一一對應，這樣也友善未來做專題研究，如果不編目，将來再找這批“條子”，就會像石沉大海，隻能再一本本翻書了。
饒益波告訴筆者，這批古籍中除了鄧先生自己的大量圈點批校痕迹外，有些與名家交往的“紙條”更是頗具史料價值，如有書中夾有胡适的兩條手稿，記錄了對《齊白石年譜》成書過程的記錄，還有齊白石、陳寅恪等諸多大家的題贈，有極高的文史價值，可謂“朱墨燦然”。為了更好地保護這批北大圖書館近十年來最大的一筆古籍捐獻，從業人員特意定制了八百個函套，此前古籍函套上的書名等字都是用宣紙列印粘貼上去，這次饒益波特意手工書寫了全部函套上的書名，典藏号碼和冊數，加班加點，直到捐贈前才剛剛寫完。
從鄧先生的藏書中也能對其治學特點進行細緻入微的歸納。“鄧先生對于基礎性的史料工作極為重視，他的學術成就是建立在其對史料孜孜不倦的搜集、逐字逐句校勘研讀的基礎之上的，這些文獻上的’笨功夫’是鄧先生成長為一代史學大師的不二法門，也應該為從事傳統學術研究者所借鑒。”在饒益波看來，傳統學者的很多學術研究方法都值得當下借鑒。
饒益波說，以往對鄧先生的研究，基本上集中在對先生學術觀點的闡發和弘揚，而對其藏書的研究則一直是個空白，這固然與鄧先生藏書深藏家中有直接關系。鄧小南老師這次慷慨捐助，一方面豐富了北大圖書館的館藏，為這批書找到了好的歸宿；另外一方面則是為學術界研究鄧廣銘先生、研究近現代史學史提供最新的一手資料。這對于促進相關學科的發展有着相當重要的學術意義。
父親的書不能賣
從東廠胡同1号，到中關園，到朗潤園，再到如今的藍旗營，這批書伴随着父女兩代人一生。家裡很多書在櫃裡都快堆到頂了，在書櫃和房頂之間還要放書，鄧小南經常擔心一旦樓上漏水怎麼辦。
鄧小南的複雜心情不難了解。這是父親留下的珍寶，更何況自己也是研究曆史的；但另一方面，圖書館有着更完善的儲存條件，對這些如文物般脆弱的古籍來說可能是更好的出路，此外更重要的是，這批藏書可以供北大的師生們閱讀研究，令後輩受益無窮。
鄧小南捐贈之前家中的藏書。鄧小南供圖
“暑期中，看着幾千冊書裝箱、搬運，當時我的心情也很複雜。這些成箱的書，當年實際上是我父親一本一本、一部一部，螞蟻搬家式地買回來、湊起來的。”鄧小南說，“這批書籍太多、太珍貴，去年夏天，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館派了一支專業的團隊來鄧小南家整理，進行了專業化的清點、移交，其後進行了徹底地整理、編目、稽核，裝入函套，钤印儲存。”鐘迪、喻乒乒、李雄飛和饒益波等組成的整理團隊光是清點裝箱就花費了兩天半，一共運回線裝古籍37箱。
鄧小南夫婦的無私奉獻令他們感動——當時正值酷暑，鄧小南家中的書房本沒有空調，擔心大家會汗流浃背，鄧小南和夫妻林宗成特意在客廳安裝了一台空調讓大家乘涼。鄧小南也感動于圖書館研究人員的認真負責：“中午該吃飯了，他們一定要留兩個人守着這些書，輪流去用餐。我說鎖上門沒有問題，他們還是要留人，專業精神特别強。”
鄧小南在捐書的目錄上簽字。鐘迪供圖
鄧廣銘去世後有不少人曾經找鄧小南詢問，打算購買這些書，鄧小南記得中國書店有位老先生多次領着他的同僚來說“辦一辦，賣個好價錢”。有的藏書家也來問過。但鄧小南說：“我父親去世後他的書我一本都沒賣過。從朗潤園往藍旗營搬家時運書非常麻煩，新居空間也很有限，但是我們把這些書完好無損地全都搬過來了。後來有人跟我女兒開玩笑，說這些書可以給你換大豪宅，以後也不用再上班了，我女兒說：外公的書不能賣！”
過幾日就是清明，在這個寄托對逝者哀思的日子裡，這批書也有了自己的歸宿。這批書中，有一個家庭、兩代曆史學人的生活痕迹和人生經曆。就像鄧小南在捐贈儀式上發言時說的那樣：這不僅是一批古舊圖書，這是父親多年心血的累積，是他心中無法用金錢衡量的全部價值，也是我和父親之間的精神紐帶。
專訪鄧小南
書鄉：鄧廣銘先生曾提到過他一生遇到的三個“貴人”——傅斯年、胡适和陳寅恪。他們是如何相識的？
鄧小南：傅斯年是山東聊城人，是我父親同班摯友傅樂煥的族叔。我爸爸上大一的時候辦學生刊物就找過傅先生，也選過傅先生的課，受他影響很深，抗戰期間曾一度跟随傅先生在史語所（中央研究院的曆史語言研究所）做研究。解放初期江澤涵先生從海外途經台北回大陸，傅斯年先生托他回京轉達，他留在北平的書，都贈送給鄧廣銘。事情雖然沒有辦成，但這份曆久彌深的師生情誼，卻一直珍藏在父親心中。我父親大四的時候選了胡适先生《傳記文學寫作》課程，他寫的《陳亮傳》胡先生很賞識，給了95分的成績，鼓勵了他學曆史的信心。大學畢業後留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幫錢穆先生做《國史大綱》的史料長編，胡先生把自己在圖書館的專用閱覽室借給我父親用。後來我父親做辛稼軒的研究，也是來自胡先生的建議。我父親29歲發表了“《辛稼軒年譜》及《稼軒詞疏證》總辯正”一文，與梁啟超和梁啟勳二位先生商榷，這兩位都是當時學術界如雷貫耳的大人物。陳寅恪先生看到文章，問胡适先生“誰叫鄧廣銘”。後來在昆明，我父親跟陳先生住在靛花巷同一個樓裡，他說陳先生的博學及每日的談話讓他“勝讀十年書”。陳先生眼睛不好，他上課我父親會陪着他去。陳先生住在樓上，如果有事，跺一跺地闆，我爸爸就會上樓去看望。1943年，陳先生為我父親的《宋史職官志考正》寫了序言，予以很高評價，至今在整個學術界影響很大。
書鄉：鄧先生很多友誼是因書結成，其中有哪些故事？
鄧小南：像毛子水和金克木兩位先生都是他一生的朋友。毛子水先生做過北大圖書館的館長，他是我父親的前輩，我父親有的文章他會親自參預意見。解放前夕他去了台灣，兩岸關系解凍後，台灣方面邀請我父親去通路，我父親本來準備去看看老朋友，後來聽說毛子水先生去世了，十分難過，就沒有去。金克木先生是北大的東方語言學系教授，他早年曾在北大圖書館臨時工作，常常看到我父親來借書，感到好奇，于是兩人經常聊起來，我父親就介紹他看一些學術書，從此生發了對學術的濃厚興趣，走上了學術之路。金先生寫過一篇文章，稱我父親是他的“領路人”。他們不是同學，也不是同行，他們的情誼是在圖書館結成的。
書鄉：您父親早年積攢的書，對他的學術道路有什麼影響？
鄧小南：抗戰期間大東書局影印了《宋會要輯稿》，傅斯年先生希望我父親能購置這套書。但是那時候我父親經濟上非常困難，我媽媽和姐姐還沒到後方，我奶奶還在老家，他給兩邊都得寄錢，一部《宋會要輯稿》超過他一個月的全部收入。但傅先生很堅持，我父親就下決心買了，從此他就下定了做宋史的決心。他後來在《宋史職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中用了大量《宋會要輯稿》的内容，要是沒有這套書，他是很難做出那些研究的。
書鄉：這次捐贈的藏書，像《續資治通鑒長編》，是宋史學習者必讀。您也是宋史專家，父親手邊的書，您一定讀過，甚至可以說是非常熟悉。可以為我們介紹一下嗎？
鄧小南：我父親非常看重《續資治通鑒長編》，要求研究所學生必讀。這部書我從頭到尾讀過，重要處讀了不止一遍。《宋會要輯稿》也看得比較多。另外有一些大套的書，比如《冊府元龜》《文獻通考》等，裡面有的部分是我仔細讀過的。我們上學的時候大部分是讀線裝本、影印本，家中的《四部叢刊》《四庫珍本》是我讀得比較多的，裡面有很多文集，特别是宋人的文集。我父親還購置了不少清代以來刊印的“叢書”，也是經常要翻閱查詢的。标點本的《資治通鑒》《通典》兩《唐書》《宋史》等等，當然用得很多。
書鄉：這些書有許多古籍善本，儲存起來需要十分費心，其中有什麼令您印象深刻的事？
鄧小南：我父親是個特别愛書的人。有一件事讓我印象很深。那是我們家住在朗潤園的時候，有一天晚上樓上暖氣漏水，水流像瀑布似的，把我爸的書房給淹了。木質書櫃裡滲水了，郭沫若、茅盾給我父親的親筆題詞都浸了水。我忙着遮蓋、排水，我父親坐在沙發上生悶氣，一夜沒睡。第二天北大一位副校長專程來我家慰問，因為當時到處都是水迹，他建議鄧先生找個飯店出去住幾天，全部損失都估個價，意思是由學校照價賠償。我爸爸一句話不說，隻是一直搖頭。我知道他是不願意沾北大的“好處”，也不願意給人家添任何一點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