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 化
鮮卑
“北魏在中國建立政權，取得北方漢人的合作。北方漢人大姓與鮮卑政權之間 ，以實質上的共生關系維持了一個相當穩定的朝代，漢文化與鮮卑文化之間，有密切的涵化過程。”
北魏先受慕容氏影響，自道武帝拓跋珪時已立太學，置五經博士，初有生員千餘人，後增至三千。出生于第一盛族清河崔氏的崔浩，是東漢以來儒家大族留居北方未南渡的代表，也是北魏統治者倚重的主要對象。他曆仕道武、明元、太武三朝，參與了許多重大政治軍事決策。“痛哭去舊國，銜淚屆新邦”，北奔的原東晉皇族勳貴們及随之遷徙的親族和部曲，“歸之者常萬餘人”，大規模的人員流徙，自然會将大量有形的物質文化和無形的精神文化充實“新邦”北魏。如由江南帶來的器用、服飾、寶貨、繪畫等實物，以及相關制作技術、工藝規範、圖像底本，乃至有關匠師。學識淵博之士，除了在政治或軍事方面有所建樹，更在文化的傳播方面貢獻頗多。太武帝拓跋焘并北涼，河西儒學群士始東遷，遂與東方慕容燕以來儒業相彙合，而造成北魏之盛況。孝文帝遷都洛陽及全盤漢化，當然是一個高潮。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遷都洛陽，全面推進漢化。
公元471年，5歲的拓跋宏即位（國政由其祖母馮太後主持），是為孝文帝。其雅好讀書，手不釋卷，精通五經及百家之學，才華橫溢，20歲時就親自撰寫诏書。他在位29年，實行了一系列大刀闊斧且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加速了北魏全面漢化的程序。“孝文改制”，成為北魏乃至中國古代史上極為重要的曆史事件。在經濟上，于太和九年（485年）實行均田制，對後世影響至深。于太和十八年（494年）遷都洛陽，光宅中原。
北魏遷都路線圖
在文化和上層建築領域的改革，令人耳目一新。一是禁胡服，斷北語。衣冠禮樂，代表着一個王朝的特定文化面貌。鮮卑族起自塞外，其服飾裝束慣穿左衽窄袖衣。“從趙武靈王‘胡服’到北魏孝文帝‘漢服’，這中間的曲曲折折，分明流動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間共同的文明了解與高貴追求。”拓跋鮮卑原有自己的語言，剛定鼎中原時，朝中用語和軍中号令，均使用鮮卑語。漢人在朝中做官，也要學鮮卑語，或利用傳譯。太和十九年（495年）正式下诏：“不得以北俗之語，言于朝廷，若有違者，免所居官”。宋郭茂倩所編《樂府詩集》存有北朝樂府民歌約70首左右，絕大多數用漢字記錄，傳入南方後由南朝樂府官署收集、整理而流傳下來。這源于孝文帝“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加速了北地漢語的推廣普及；部分原用少數民族語言文字記錄的歌曲傳入南方時，被做了翻譯加工。其中的千古佳作《木蘭詩》，從詩中出現的“可汗”“燕山胡騎” “明駝”（是鮮卑民族文化傳說中一種神駿靈異的駱駝），行軍所過的“燕山” “黃河”字樣，确知源于北朝，戰争的雙方被認為是北魏與柔然。雖經南人加工潤色，但全詩仍保留了濃郁的北方民歌風格。通俗、上口、形象的歌詞，比興、誇張、排比、對偶、互文等手法，富于傳奇色彩的故事情節，使得木蘭成為中華民族曆史上家喻戶曉的女英雄。另一首婦孺皆知的短歌《敕勒歌》，史書記其歌為鮮卑語，渾樸蒼茫，古風猶存。金元時期“一代文宗”、鮮卑後裔元好問盛贊其“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
其次則禁歸葬，變姓氏。自是代人遷洛者，悉為河南洛陽人。改皇族複姓“拓跋”為漢語單字姓“元”，又改北魏皇族其他九氏及初期所轄部落一百十八氏複姓為單姓。“孝文帝改鮮卑姓氏和禁鮮卑語言之舉，是北魏走向漢化的重要裡程碑，使得漢族和鮮卑族在文化心理結構的更深層次上趨于一緻，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又一次大融合。”
又次則獎通婚。孝文帝自納範陽盧氏、清河崔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女充後宮，他還下诏為自己的六位弟弟重新娶妻，與漢族大戶聯姻。胡漢通婚之普遍，人口的血緣關系進一步融合。
北魏遷都平城，成為悠遠斑斓的絲綢之路的東方端點，形成新的東西文化荟萃、交流的中心。1970年在大同市南郊一處北魏時期的窖藏中，出土了三件高足鎏金銅杯和一件刻花銀碗，帶有強烈的希臘化風格，專家認為是經絲路傳入的羅馬制品。同時發現的一件海獸紋八曲銀洗，确定是波斯薩珊朝的制品。最重要的波斯薩珊朝遺物是在大同出土的一件金花銀盤。另在河北定縣北魏太和五年（481年）舍利塔基的石涵内，發現多達41枚波斯薩珊朝銀币。
山西大同南郊出土的北魏八曲銀洗
北魏封和突墓出土的薩珊銀盤
史載，在孝文帝太和五年以前的26年間，波斯薩珊王朝使者曾五次來中國。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曾發現一枚東羅馬列奧一世（457—474年）時期的拜占庭金币。1965年遼甯馮素弗墓（415年）出土5件玻璃器，質薄透明，器形精美，呈淡綠色或深綠色。其中最引入注目的是一件鴨形水注，無模自由吹制成形，器形與1—2世紀地中海地區流行的羅馬鳥形玻璃器極為相似，頸腹部用玻璃盤條裝飾，也是羅馬玻璃器皿常見手法。另一件深翠綠色透明杯，屬鈉鈣玻璃，均被認定為羅馬制品。這些文物，均是當時與波斯、羅馬文明交流互鑒的極好物證。
北燕馮素弗墓出土的玻璃器
西晉覆亡，北方闆蕩。因為佛教是外來信仰，五胡也是外族入華，五胡君主同氣呼應，對佛教特别垂青，頗予支援。佛教在逐漸“本土化”中得到廣泛傳播。開窟造像之風也從西北推向中原。目前所知有明确紀年的最早作品，是甘肅省永靖縣西南小積山中的炳靈寺石窟第169窟，存有西秦（鮮卑首領乞伏國仁所建，傳四世，存47年）建弘元年（420年）的題記，還有當時的壁畫和雕塑。特别是由北魏皇室主持開鑿的雲岡石窟和龍門石窟，規模之宏大，氣勢之雄渾，雕飾藝術之高超精美，為後世所不及。奔放而精緻的世俗與宗教文明在此交融出層次豐富的時空。
開鑿于北魏文成帝時期的雲岡石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即是“昙曜五窟”，據稱象征了文成帝及其四位先帝。但橢圓平面穹隆頂形貌的窟形，卻在南亞、中亞到中國新疆、甘肅地區皆無先例。近年來在大同地區出土的北魏墓随葬明器和壁畫中，多有穹隆頂氈帳（即穹廬）的模型和畫像，不由讓人聯想起北朝時用鮮卑語高唱的歌謠：“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想來北魏時鮮卑拓跋族選用本民族傳統房間穹廬的形貌，來創造佛的房間，應是順理成章的事。”
山西大同雲岡石窟第六窟 北魏立佛像
昙曜五窟氣勢雄渾，各窟主尊佛像體量巨大，體姿雄偉，顯露出北魏各代皇帝的無上權威。佛衣衣紋厚重，再結合粗犷的穹廬窟形，形成對新興北魏王朝不可阻擋的發展勢頭的贊歌。穹廬窟形，在一定意義上也拉近了拓跋鮮卑與西來佛陀之間的距離，更具親切感。時光步入孝文帝太和初年，代之而起的是新的精工細琢的富麗之風。最具代表性的第5、6窟，第7、8窟，第9、10窟等幾對雙窟以及第11、12、13窟一組三窟。穹廬窟形變成模拟中國式樣的仿木建構築的石雕，佛像面容從圓潤轉向瘦削清秀，服飾寬博飄垂，具有漢式袍服“褒衣博帶”之情趣，兼有江南繪畫藝術新風。強烈地折射出臨朝聽政、有着漢文化素養的馮太後和孝文帝親政後進行政治變革，北魏漢化加劇，世俗間醞釀着的巨大的社會變革。
雲岡石窟第二十窟 北魏大佛
龍門石窟始建于北魏孝文帝遷洛（494年）前後，曆經10多個朝代陸續營造長達1400餘年，現存洞窟兩千多個，造像11萬餘尊，三分之一是北魏時開鑿的。最重要的便是由北魏皇室直接經營的賓陽三洞，工程浩大，用工八十萬兩千餘個，曆時24年。特别是其中的帝後禮佛圖浮雕，構圖、人物刻畫、雕工極為精美，為石窟石雕藝術的代表，實屬北魏大型浮雕之精粹。此圖兩幅畫面各高2米，寬4米，人物衆多，層次錯綜，但構圖嚴謹，布局和諧，呈現出恢宏、莊嚴、肅穆的盛大場景。人像的身份顯示分明，豐富多變，形體輪廓或雍容或婀娜；人物的服飾、衣褶、裙帶繁缛細膩；人物面部柔和圓潤。衆多人物間互相聯系呼應，顧盼有緻，寓動于靜，畫面充滿了動态的生機與活力。龍門石窟的造像題材發生了顯著變化，佛、菩薩更趨溫和世俗化，褒衣博帶式的服飾更加成熟和普遍。造像身材苗條，清癯秀勁，加之華麗的衣紋和人情化的表情，更顯得清秀俊穎。雕刻藝術風格從雲岡的深厚粗犷嬗變為優雅端莊。這些緣于孝文帝遷洛之後，進一步推行改制政策，任用南朝儒士，吸收南朝文化，使南朝崇尚的“秀骨清像”式風格傳入北方，并風靡全國。龍門石窟的雕塑在中國式佛教造型藝術發展史上無疑具有承前啟後的重要作用。
洛陽龍門石窟賓陽中洞的帝後禮佛圖（被盜鑿後現貌）
被譽為魏碑“方筆之極軌”的《龍門二十品》最受後人推崇。魏碑是北朝文字刻石的通稱，以北魏為最精，分為碑刻、墓志、造像題記和摩崖石刻，上承漢隸傳統，下啟唐楷新風，為現代漢字的結體、筆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據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所記，洛陽最盛時佛寺達1367所。以516年孝明帝母胡太後所建永甯寺最為著名，“殚土木之功，窮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議。繡柱金鋪，駭人心目。”展現了北魏都城洛陽物質文化的高度發展，也凸顯了皇室的奢華無度。建于正光四年（523年）的嵩嶽寺塔（位于河南省登封縣），是中國現存年代最古的磚塔，其造型秀美，工藝精湛，令人歎為觀止。
洛陽永甯寺遺址出土的小型菩薩頭像泥塑
中國現存最古老的磚塔嵩嶽寺塔
壁畫和彩繪泥塑造像最為恢宏精美的世界佛教藝術寶庫——敦煌莫高窟，開鑿于十六國前秦時期，但第一次開窟高潮是北朝，現存北魏、西魏、北周等洞窟36個。現存最早洞窟年代是從太和八年（484）和太和十一年（487）起，至太和十八年（494）遷洛以後不久。（宿白：《莫高窟現存早期洞窟的年代問題》其許多特征與孝文帝都于平城時的雲岡石窟相似。佛教藝術東漸，經過消化、補充、提高，又以新的面貌和強大的影響力輻射回報周圍及邊緣地區，給後者以新的洗禮。）
莫高窟北魏時的壁畫，增加了與神仙思想有關的中國傳統神話題材，如乘仙車遨遊太空的東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娲和四神等，而這也正是中原地區墓室壁畫中常見的内容。北魏塑像雖然在形式上還保留西域造像的原型，但佛、菩薩的頭部造型、臉部表情、袈裟衣紋的處理已明顯改變為中原漢晉以來的傳統人物造型風格。
敦煌莫高窟第257窟 北魏壁畫 須摩提女請佛故事
“相對而言，草原文化對于漢文化的沖擊，也留下相當深遠的影響。” 生活起居的方式，由席地而坐轉變為據案坐倚，就是一例。鮮卑入主中原，傳統的華夏禮俗亦受到極大沖擊。于是原被斥為“虜俗”的垂足坐及蹲踞等坐姿開始流行，并出現于北方宮廷之中。《南齊書·魏虜傳》作者用諷刺的語言記述北魏宮室車服之制，說北魏帝王後妃“在殿上，亦跂據”。跂據，或跂坐，就是坐在高坐具上将雙足垂在體前，或僅足趾着地而足踵不着地。不久，這種被南朝士大夫所不齒的虜俗坐姿，竟也出現在南朝的皇宮之中。坐姿的改變，自然導緻适于垂足跂坐的高足家具，如椅、凳等物日漸流行，傳統的床、榻等坐具也随之呈現不斷增高的趨勢。經過隋唐五代，日用家具的這一發展勢頭起來越猛，席地起居的舊俗随之日遭廢棄。宋元以後，人們對華夏古俗的坐姿早已遺忘，“虜俗”的“跂據”已成為漢風的典型坐姿了。
敦煌莫高窟第285窟 西魏壁畫
北魏末年，以防柔然的北方六鎮，原是鮮卑留住在老家的軍人，亦有草原上别的族群，也有胡化的漢人；而南遷的鮮卑貴族，高度同化于漢文化後，與留戍北邊的鮮卑人有了文化的隔閡。朝政漸次腐敗，遂激起邊鎮之變亂。“六鎮反身襲奪洛陽，俨然是北方胡化集團襲奪了中原漢化集團。”北魏分裂為二，北周宇文氏原出鮮卑宇文部，卻盡力融合胡漢；而北齊高氏，據說是渤海漢人，反而揚胡抑漢，以緻河北的華化不如關隴。六鎮與洛陽的沖突，當解釋為兩個背向進行的文化涵化。誠如陳寅恪先生在《李唐氏族推測之後記》所言：“李唐一族之是以崛興，蓋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新開機，擴大恢張，遂能别創空前之世局。”“胡漢文化融合的過程，時有反複，總體則是一步一步涵化為中古北方的新文化。”
回望鮮卑，隻是數千年來洶湧奔騰的中國文化曆史長河中的支流，這是“胡漢中國”與“外來文明”在中古時期出現的微妙平衡。中華文明不斷博采衆長，浩蕩奔放，始成大器，猶如萬古江河，晝夜不止，生生不息！
參考資料：
1、許倬雲，《萬古江河：中國曆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
2、李力 楊泓，《魏晉南北朝文化史》，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8
3、楊泓，《考古一百年：重制中國》，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1
4、李憑，《北魏平城時代》，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5、錢穆，《國史大綱》，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6、陳寅恪 著，萬繩楠 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
7、林幹，《中國古代北方民族通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8、楊泓，《探掘梵迹：中國佛教美術考古概說》，北京：生活 ·讀書 ·新知 三聯書店，2022
9、陳福民，《北緯四十度》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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