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丨中華文化是詩意人生的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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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的境界，詩意的人生

在中國古代的神話體系中，女娲補天、後羿射日、大禹治水等神話傳說其實都是人間的英雄和氏族首領的英雄事迹的文學表述。女娲等人的神格其實就是崇高偉大人格的升華，他們與希臘神話中那些高居天庭俯視人間，有時還任意懲罰人類的諸神是完全不同的。中國古代神話中的有巢氏、燧人氏、神農氏等人物分别發明了築室居住、鑽木取火及農業生産，而黃帝及其周圍的傳說人物更被看作中國古代各種生産技術及文化知識的發明者。神話人物的主要活動場所是人間，他們的主要事迹是除害安民、發明創造。既然中華的先民們确信文化是他們自己創造的，這種文化就必然以人為其核心。追求人格的完善，追求人倫的幸福，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便成為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取向。

在中華文化中，人是宇宙萬物的中心，是衡量萬物價值的尺度，人的道德準則并非來自神的誡命，而是源于人的本性。人的智慧也并非來自神的啟示，而是源于人的内心。這種思維定式為中華文化打下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那就是以人為本的精神。正因如此，先秦的諸子百家雖然議論蜂起，勢若水火，但它們都以人為思考的主要對象。它們的智慧都是人生的智慧，它們的關懷對象都是現實的人生。

且以春秋戰國時代最重要的兩位思想家孔子、莊子為例。孔子為了實作其政治理想，栖栖惶惶，席不暇暖。在政治活動失敗後，又以韋編三絕的精神從事學術與教育，真正做到了“發憤忘食，樂而忘憂，不知老之将至”，正是這種積極有為的人生态度使他對生命感到充實、自信，進而在對真與善的追求中實作了審美的愉悅感，并升華進入詩的境界，這就是為後儒歎慕不已的“孔顔樂處”。

孔子如此，莊子又何必不然？莊子以浪漫的态度對待人生，他希冀着超越現實環境的絕對自由，但在追求人生的精神境界而鄙薄物質享受這一點上則與儒家殊途同歸。正是在這種潇灑、浪漫的人生态度的基礎上，莊子才能在自由的精神世界中展翅翺翔。儒、道兩家相反相成，構成了中華民族的基本人生思想，他們對人生的态度，學者或稱之為藝術的或審美的人生觀，我覺得不如稱之為詩意的人生觀更為确切。因為那種執着而又潇灑的生活态度，那種基于自身道德完善的愉悅感，那種對樸素單純之美的領悟，那種融真善美為一體的價值追求，除了“詩”這個詞以外簡直無以名之。

以詩言志，陶寫心聲

正因如此，“詩言志”成為中國詩歌的開山綱領，“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成為中華先民對詩歌本質的共同認識。中國的古代詩歌既不是頌神樂歌，更不會像柏拉圖所說的那樣被哲學家逐出理想國。中國詩歌的創作主體是人，它所表現的客體也是人，它從人出發，又以人為歸宿。中華先民的詩歌創作是全民族陶寫心聲的普遍方式，中華大地也就成了一個詩的國度。孔子恺切周至地以學詩來教育子弟《詩經》得以跻身于儒家經典之列；《老子》全書皆為韻文，幾可視為一首長篇哲理詩；《莊子》中豐富的想象和生動的形象使全書充滿着詩意，書中關于“言不盡意”“得意忘言”的命題為後代詩學提供了豐富的思想養料。儒、道兩家一正一反，分别從社會功能和審美功能方面澆灌了後代詩人的心田。既然中華文化賦予詩歌以無比強大的功能，成為深入人心的文化形态，是以詩歌必然會成為中華文化皇冠上最為耀眼的一顆明珠。

在古代中國，詩人成為全社會所仰慕的崇高稱呼，即使貴為帝王者也仍想擷取這頂桂冠。中國曆史上曾湧現出無數的志士仁人，這些志士仁人往往本身就是傑出的詩人，他們用優美的詩句表達了内心對人生道德境界的追求，詩歌成為他們留給後人的最寶貴的文化遺産。行吟澤畔的三闾大夫和漂泊江湖的少陵野老已經憑借其壯麗詩篇在中國人民心中獲得了永生，文天祥舍生取義的人格精神已凝聚在“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兩句詩中。到了近代，譚嗣同在獄中以“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兩句詩宣示以身殉國的精神，留學異國的魯迅用“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之句來表達對祖國的滿腔熱愛。當我們誦讀這些家喻戶曉的古代詩歌名篇時，在獲得審美愉悅感的同時也在道德上接受了熏陶。這種熏陶不是抽象的道德說教，它會伴随着優美的意境和動人的形象悄悄進入的内心，它像“随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春雨一樣悄然滋潤我們的心田，推動我們的精神境界向着崇高邁進。

閱讀好詩，實作詩意生存

如果選擇在人生态度和作品境界兩方面都對後人有巨大影響的第一流詩人，我們首先會想到下面這份名單：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蘇轼、辛棄疾。

屈原是詩國中絕無僅有的一位烈士，也是中國曆史上最早出現的大詩人，他的作品與《詩經》并稱，被譽為中國詩歌的兩大源頭，他高尚偉岸的人格精神和至死不渝的愛國情懷已經成為永久的典範。在那個辯士四處奔走、朝秦暮楚的時代，屈原卻生生死死忠于祖國，最後自沉汨羅以身殉志。他以高潔的政治品格傲視着群小，他以高遠的人生追求拒絕了塵俗。屈原以自沉的激烈方式結束了肉體的生命，卻在精神上獲得了永生，進而實作了人生的偉大超越。

陶淵明是詩國中最著名的隐士，他生逢晉宋易代的亂世，一生平淡無奇，做過幾任小官後便辭職回鄉，隐居終老。他的作品内容樸實，風格平淡，并不以奇情壯采見長，當時幾乎沒有受到文壇的注意。但是陶淵明身後的聲名卻與日俱增，最終成為受到後代士人無比敬仰的文化偉人。原因在于，當别人争先恐後地趨附權勢與财富，整個社會彌漫着虛僞、浮躁的風氣時，陶淵明卻以真誠、狷介的品格鶴立雞群。陶淵明在曆史上樹立了一個安貧樂道、廉退高潔的典型，其意義在于，他用實際行為闡釋了平凡人生的意義，證明了與功業建樹毫無關系的平淡人生也可以達到超凡入聖的境界，也證明了樸素乃至貧寒的平凡生活也可以具有濃郁的詩意。

李白是詩國中獨往獨來的一位豪士。他天性真率，狂放不羁，充分展現了浪漫樂觀、豪邁積極的盛唐精神。李白的思想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絕不局限于某家某派。他決不盲從任何權威，一生追求自由的思想和獨立的意志。李白的詩歌熱情洋溢，風格豪放，像滔滔黃河般傾瀉奔流，創造了超凡脫俗的神奇境界，包蘊着上天入地的探索精神。李白的意義在于，他用行為與詩歌維護了自身的人格尊嚴，弘揚了昂揚奮發的人生精神。多讀李白，可以鼓舞我們的人生意志，可以使我們在人生境界上追求崇高而拒絕庸俗，在思想上追求自由解放而拒絕作繭自縛。

杜甫是中國詩歌史上最典型的儒士。他服膺儒家仁政愛民的思想，以關愛天下蒼生為己任。杜甫生逢大唐帝國由盛轉衰的曆史關頭，親身經曆了安史之亂前後的動蕩時代，時代的疾風驟雨在他心中引起了情感的巨大波瀾，他用詩筆描繪了兵荒馬亂的時代畫卷，也傾訴了自己憂國憂民的沉郁情懷。杜甫因超凡入聖的人格境界和登峰造極的詩歌成就而被譽為中國詩歌史上唯一的“詩聖”。杜甫最大的意義在于，他是窮愁潦倒的一介布衣，平生毫無功業建樹，卻實至名歸地跻身于中華文化史上的聖賢之列，進而實作了人生境界上跨度最大的超越。杜甫是儒家“人皆可以為堯舜”這個命題的真正實行者，他永遠是後人提升人格境界的精神導師。

蘇轼是詩歌史上最名實相符的居士。一方面，他深受儒家淑世精神的影響，在朝為官時風節凜然，在地方官任上則政績卓著。另一方面，他從道家和禅宗吸取了離世獨立的自由精神，形成了潇灑從容的生活态度。蘇轼一生屢經磨難，曾三度流放，直至荒遠的海南，但他以堅韌而又曠達的人生态度傲視艱難處境，真正實作了對苦難現實的精神超越。蘇轼熱夫妻世，他以寬廣的胸懷去擁抱生活，以兼收并蓄的審美情趣去體味人生，他的詩詞内容豐富，興味盎然，堪稱在風雨人生中實作詩意生存的指南。

辛棄疾是詩國中少見的雄豪英武的俠士。他本是智勇雙全的良将，年輕時曾馳騁疆場，斬将搴旗；南渡後曾向朝廷提出全面的抗金方略，雄才大略蓋世無雙。可惜南宋小朝廷以偏安為國策，又對“歸來人”充滿疑忌，辛棄疾報國無門，最後赍志而殁。辛棄疾的詞作充滿着捐軀報國的壯烈情懷，洋溢着氣吞驕虜的英風豪氣。他以軍旅詞人的身份把英武之氣摻入詩詞雅境，遂在詞壇上開創了雄壯豪放的流派。多讀辛詞，可以熏陶愛國情操，也可以培養尚武精神。那種為了正義事業而奮不顧身的價值取向，必然會導緻人生境界的超越。

上述六位詩人，其遭遇和行迹各不相同，其詩歌創作也各成一家，但他們都以高遠的人生追求超越了所處的實際環境，他們的詩歌都蘊涵着豐盈的精神力量。孔子說“詩可以興”，朱熹确切地解“興”為“感發志意”，王夫之對“興”的作用有更詳盡的解說：“興者，性之生乎氣者也。拖沓委順，當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終日勞而不能度越于祿位、田宅、妻子之中，數米計薪，日以挫其氣。仰視天而不知其高，俯視地而不知其厚，雖覺如夢，雖視如盲，雖勤動其四體而心不靈，惟不興故也。聖人以詩教以蕩滌其濁心，震其暮氣，納之于豪傑而後期之以聖賢，此救人道于亂世之大權也。”讀詩，閱讀上述六位詩人的好詩，一定會使我們從渾渾噩噩的昏沉心境中蓦然醒悟，一定會使我們從紫陌紅塵的庸俗環境中猛然掙脫，進而朝着詩意生存的方向大步邁進。

為什麼要追求詩意的生存？因為那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人生的真谛。

◎本文原載于《光明日報》（作者莫砺鋒），圖源網絡，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