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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遺址是如何被發現的？
嶽 南 考拉看看
對考古題材的寫作一直是我一個心中之結。我從1990年開始以考古題材為中心撰寫著作，并立下一個志願，在有生之年，把20世紀中國最偉大的考古發現、發掘，以紀實的形式寫出來，留給後來者。我完成的第一部考古題材作品是描寫北京昌平十三陵中埋葬萬曆皇帝皇後的定陵發現、發掘的故事，即《風雪定陵——地下玄宮洞開之謎》；繼之創作了《複活的軍團——秦始皇帝陵兵馬俑發現記》《西漢孤魂——馬王堆遺址發掘記》《嶺南震撼——南越王墓發現、發掘記》等10部紀實文學作品，取名為《考古中國》系列。
當創作完成這考古系列10部作品的時候，已是2003年，我開始準備三星堆考古紀實文學作品《天賜王國——三星堆與金沙遺址驚世記》的創作。在見到三星堆出土的實物之前，我已看過圖檔，很震撼。這些文物與中原文物不同，很特别，有意思有特色，特别是青銅大立人、青銅神樹、青銅縱目面具及黃金面具、金杖等，這在中原和外國的博物館中沒有見過，對我的想象形成很大沖擊，感到很不可思議，有迫切想追問這批文物來源以及這樣的文明是如何産生的沖動。隻是限于當時的出行條件，遲遲未能如願。直到2003年春，我才有機會來到成都和廣漢，見到夢寐以求的三星堆文物和當年發現、發掘、保護的專家學者們。
三星堆遺址2号祭祀坑出土青銅大立人像場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研究院 供圖）
2003年春，北京“非典”全面暴發的前夜，我乘飛機離開北京來到四川成都，然後轉車到廣漢采訪三星堆發掘的人和事。
我先找到文管所的熬天照先生，他是三星堆發現、發掘，特别是保護方面的專家和關鍵人物，對三星堆遺址的保護可謂付出一生心血。熬先生帶我來到三星堆遺址和博物館參觀，借此機會我認識了肖館長和其他主要管理人員，當然也認識了燕家院子的家庭成員和當年幾個參加發掘的村民。大約一周的參觀、采訪，令我大體了解了遺址、文物情況與發現、發掘、保護經過。随後，我傳回成都，又到四川省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博物館、四川大學等地，通路了數位當年參與發掘、修複、保護的專家學者，對一些細節問題進行追訪與核實，為這部著作的寫作打下堅實的基礎。
記得在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我與三星堆遺址考古站站長陳德安先生在四川省博物館門外那個小茶場（還有專門做掏耳朵服務的，感覺很新鮮）喝茶，了解到三星堆一些未解之謎。
水渠裡的寶貝
民國18年（1929）的農曆二月，位于蜀國腹地的川西壩子在經曆一個嚴冬的幹旱和寒風肆虐之後，終于迎來明媚的春天。
二月初八這天，燕道誠老漢一大早就起了床，待洗漱完畢，将身上的長衫和頭上的禮帽對着鏡子整了整，見無破綻，便提了早已備好的禮物跨出房門。燕道誠一大早就起床，是因為一位老友的小兒子要舉行婚禮，特邀他出席婚宴，還請他在婚宴上講幾句。對方在廣漢縣算是有點身份的紳士，燕道誠在家閑得心慌也樂意湊個熱鬧，便置辦禮物前去賀喜，除痛飲一場外，在可能的情況下還可擺擺派頭，抖抖老來的威風。
燕氏一家，前排右二為燕道誠，右一為燕青保，後為燕氏孫子（圖檔來源：嶽南《天賜王國——三星堆與金沙遺址驚世記》）
燕道誠走後，其兒子、已屆40歲的燕青保吃過早飯，喊上14歲的兒子牽了牛、扛了鋤頭，向院牆外約20米的一條堰溝旁走去，準備車水灌田。
燕道誠（左）與兒子燕青保（圖檔來源：嶽南《天賜王國——三星堆與金沙遺址驚世記》）
在馬牧河北岸，有一塊彎彎的台地高高突出，這就是著名的月亮灣。馬牧河南岸，有3個高出地面的黃土堆。由于這3個土堆在一馬平川的土地上突兀而起，且塊頭較大，在本區域很是搶眼，遠遠看去如同天上的3顆金星。自從燕家搬到這塊美麗又富饒的台地上定居以來，為灌田友善，就在水溝旁安了一部龍骨水車，車與溝之間有一條大約2米長的小水渠相連，車下是一個被當地百姓稱作“龍窩”的水坑。此坑每到冬天閑置時便遭淤泥堵塞，待春天灌田時需要清除淤泥，龍骨水車方能正常運轉，車出的水也才能“嘩嘩啦啦”地流向田地。當燕青保父子二人來到水渠邊時，先把那頭老黃牛拴在車上，然後按照慣例揮鍁弄鋤開始清淤鏟泥。大約用了半個時辰工夫，就将“龍窩”掏成。老黃牛拉着龍骨水車慢慢騰騰地運轉起來，清淩淩的水順着鋪好的管道“嘩嘩”地流向肥沃的稻田。
燕家院子外倒流溝，溝下暗藏“龍窩”（圖檔來源：嶽南《天賜王國——三星堆與金沙遺址驚世記》）
燕青保彎腰弓背揮動鋤頭連續挖出十幾撮箕稀泥，“龍窩”明顯加深加大。待他舉起鋤頭想加把勁再挖深些時，想不到鋤頭剛一落地，就傳出“砰”的一聲悶響，兩手虎口被震得有些麻酥酥地發脹、發痛。燕青保心想是不是遇到了一塊小頑石，便換個角度再次揚起鋤頭劈将下去。而這次又是“砰”的一聲響，除兩手再度被震麻外，翻起的污泥還濺了自己一身。他将鋤頭擡起來察看，隻見刃鋒被锛掉一塊。“這是咋回事，難道是遇到地鬼了不成?”燕青保有點惱怒地小聲罵着，不再用力刨掘，而是變換戰術在周邊慢慢清理起來。大約過了半個時辰，一塊長約5尺、寬3尺，比普通桌面大得多的石闆顯露出來。
原藏于華西協合大學博物館中，由燕氏家族挖出的玉器（圖檔來源：嶽南《天賜王國——三星堆與金沙遺址驚世記》）
“這好好的‘龍窩’咋會有塊石闆呢?”燕青保不解地小聲問着，轉身向他兒子喊道：“小子，這裡有塊石闆，面光得很，拿回家可用得，趕緊過來幫我撬。”燕道誠正對他的孫子眉飛色舞地大吹特吹着中午那場婚宴如何氣派非凡，直惹得這未出過家門的小孫子兩眼發直、口水直流。此時聽到燕青保這一聲喊，忙停了講演，和孫子一同來到“龍窩”前觀看。此時燕青保已用鋤柄将石闆撬開了一條縫隙，他兒子忙跑過去将鋤柄按住，燕青保便騰出雙手把住大石闆的邊緣，嘴裡喊聲“給我起來吧”，兩膀一用力，大石闆帶着泥水“嘩”地一下被掀起，直楞楞地立在“龍窩”邊。就在燕氏一家老少三代把目光移到石闆下方時，不禁大驚失色。他們一個個瞪大眼睛，張着嘴，呆愣愣地望着面前的一切，好半天沒緩過神來——隻見石闆下是一個長方形深坑，坑中堆滿一件件大小不一、形态各異、色彩斑斓的玉石器。
燕家挖出的玉琮，現藏四川大學博物館（三星堆博物館 供圖）
“寶，下面是寶貝呵!”燕道誠好半天才于驚愕之中嘴唇哆嗦着喊了一聲，随後情不自禁地彎下腰去，伸手抓起一件玉瑗和一件玉琮。隻見兩件器物在夕陽的餘晖照耀下放射出青黝黝的光，直讓人覺得眼前異彩紛呈、霧氣迷蒙又暈眩缭亂。
燕家挖出的玉瑗，現藏四川大學博物館（三星堆博物館 供圖）
外籍學者的努力
後來，部分玉器被燕道誠賣到古董市場。古董商得到這批玉器後，很快以天價轉手倒賣，衆多的業内行家突然看到這批玉器，驚歎不已，連呼稀世之寶，紛紛追索探尋它的來源。古董商的行動也引起了英籍基督教傳教士董宜笃的注意。
董宜笃以傳播基督教教義為名，騎着毛驢來到中興場月亮灣燕家。燕道誠見一位身穿馬褂、頭戴瓜皮帽的洋人前來拜會，便知與自家的玉器有關，心想這是黃鼠狼給雞拜年來了。他一邊小心謹慎地伺候着，一邊像平時對付古董商一樣打着哈哈搖頭應對。董宜笃見無法撬開燕氏的嘴巴，也不好撕破臉皮逼問，隻得将氣憋在肚裡，先打道回府再另想計謀。經過一夜輾轉反側的思考，他決定去廣漢縣文昌宮找陶旅長，或許隻有他才能撬開燕道誠那鐵一樣的嘴巴，并讓他把吃進去的肥肉加骨頭全部吐出來。
陶旅長姓陶名凱，字宗伯，年方34歲，北川人士。早年肄業于華西協合大學，在家鄉當過國小教員。辛亥革命事起，受時勢影響，立志掌握槍杆子來治國平天下，遂入成都講武堂學習軍事，畢業後在劉湘任總司令的川軍鄧錫侯部當了一名排長。
陶凱聽到董宜笃拜見的禀報，忙抛下繁忙的公務，親自到大堂迎接。師徒落座，香茶飲過，董宜笃開始将此次來訪的目的和盤托出，希望陶凱不負所望，一定想方設法從燕家鼓搗出幾件上等玉器過過眼瘾，以了平生嗜好之願。一個星期後，陶凱親自帶着一幫官兵以檢查防區軍務為名，順道來到中興場月亮灣燕家。陶旅長直言不諱地提到玉器并要“借”幾件把玩一番，以過好古之瘾。燕道誠一看這陣勢，心中蓦地打了個冷戰，知道躲過初一也很難躲過十五，這位活閻王既然來了，就不會輕易放過小鬼，還是按識時務者為俊傑的古訓，索性賣個人情吧。
不一會兒，燕道誠兩手捧着一個紅色的布包滿臉堆笑地走出來，來到堂廳将包放到一張棗木茶桌上，故作慌張地用眼角餘光沖四周望了望。陶旅長心領神會，擡手屏退左右護衛人員，徑自将包慢慢揭開，那原本有些灰暗的屋子瞬時華光四射，通透明亮起來。陶旅長“啊”了一聲，情不自禁地起身伸長脖子大瞪着眼睛進行觀看。隻見面前擺放着的玉璋、玉琮、玉刀等5件器物，件件玲珑剔透、精美異常。
三星堆遺址出土的玉刀（圖檔來源：嶽南《天賜王國——三星堆與金沙遺址驚世記》）
陶凱又像突然想起什麼，轉身拉着燕道誠的手，半低着頭，兩道透着寒氣的目光逼視着對方的臉，壓低聲音柔中帶刀地說道：“燕知事，我們都是官道上的人，明人不做暗事，你實話對我說，這些東西到底是從哪裡弄出來的?”
燕道誠聽罷，頓感愕然，嘴裡哼哼哈哈地說着“這個……這個嘛……”很快又将心一橫、牙一咬，鐵青着臉冷冷地說：“陶旅長，看來你真是一個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見棺材不落淚的人呵！明人不做暗事，事到如今對您我也就不隐瞞了，就在那塊稻田的下面，家裡人種地時刨出來的。”說着擡頭撅着下巴沖遠處輕輕點了一下。
“呵，呵!”陶凱聽罷點了點頭，表示心領神會，轉身躍上副官早已備好的高頭大馬，抖動缰繩，率領手下官兵趾高氣揚地沿江岸絕塵而去。
一個星期後，陶旅長先後派出一個工兵營和一個加強連約450人的隊伍進駐月亮灣，對外宣稱要在雁江一帶設卡堵截悍匪朱小豬等作惡分子，為民除害。在加強連架起的機槍與刺刀的包圍中，工兵營官兵以燕家大院為中心，在方圓幾公裡的範圍内老鼠打洞一樣偷偷刨掘起來。當陶旅長率部于月亮灣挖寶的傳言在廣漢、成都鬧得沸沸揚揚之時，華西協合大學美籍教授、著名地質學家戴謙和也得到消息。這位洋教授聞聽極為震驚，心想這埋藏重要文物的地方理當采取科學手段進行發掘，怎能任憑一幫軍閥胡掘亂刨！為弄清真僞，他決定親自到廣漢月亮灣看個究竟，如果事情如傳言所說，自己将做些勸說工作，或在勸說無效的情況下盡可能搜集些情報，以便向有關方面反映并予以阻止。
三星堆遺址發掘現場（圖檔來源：嶽南《天賜王國——三星堆與金沙遺址驚世記》）
在戴謙和等人的努力下，陶旅長出資清算包括上次5件在内的共8件玉器；董宜笃以在廣漢傳教的英國聖公會教會名義出資購買一件個頭大、玉質精的玉琮；燕道誠則獻出家中珍藏的一枚直徑78厘米、厚近7厘米、重達百斤的特大型石璧和1柄大型琬圭給華西協合大學保護研究。戴謙和将這批珍貴的器物親自交到他的好朋友、華西協合大學博物館館長、美籍教授葛維漢（D. C. Graham）手中。
葛氏是人類文化學教授，早年畢業于哈佛大學人類學系并留校任教多年，研究古物與古人類遺迹是他的本行，且造詣頗深。約20世紀20年代末來華，在川南一帶傳教，同時做一些田野科學考察工作。當華西協合大學成立後，受他的好友、時任華西協合大學美方校長約瑟夫·畢啟博士的邀請來到該校任教，後兼任華西協合大學博物館館長之職，自此更加注重對邊疆地理的考察與古器物的搜集工作。葛維漢以華西協合大學博物館名義接收了戴謙和交來的玉石器之後，對此視若珍寶，愛不釋手，并以極大的熱情和精力投入到研究之中。
葛維漢（右一）與華西協合大學發掘人員、廣漢縣政府官員在發掘現場（圖檔來源：嶽南《天賜王國——三星堆與金沙遺址驚世記》）
居住在川康地區的傳教士葉長青（J.H.Edgar）及戴謙和、葛維漢等學者對當時采集到的石器進行較為詳細的研究後，先後在《華西邊疆研究學會會志》《亞洲文會會報》等刊物發表了關于川康地區石器文章10餘篇。由此，四川史前文化才引起中外學者的關注，前來調查者接踵而至，一時出現西南石器文化研究的熱潮。
到民國23年（1934）春，葛維漢決定再度組織人員對月亮灣進行發掘，在經過一段時間緊鑼密鼓的籌備後，終于付諸行動。這年3月4—5日，葛維漢、林名均等華西協合大學博物館的4位教授，攜帶着測量器、繪圖闆、水準器、卷尺、鐵鍬、鏟、鋤、粗制毛刷、竹篾等發掘器物，帶領十幾名訓練有素的發掘勞工先後乘車來到廣漢。
面對這個已遭破壞的神秘的器物坑，葛維漢和林名均在此徘徊思考很久，初步認定這個土坑是一座墓葬或是一個祭祀坑。既然如此，像這樣高規格的墓葬或祭祀坑就不是孤立的，它一定有相關配套的其他設施與器物。在這一思想指導下，葛維漢決定在土坑四周布網發掘，盡量搜尋與之相關聯的遺迹遺物。于是，若幹年後被命名為三星堆遺址的首次科學發掘，于1934年這個陽光明媚的春天正式拉開序幕。
月亮灣不遠處的三星堆遺址，由于挖土燒磚隻剩少半部分（嶽南 攝）
此次發掘，在溝底和溪岸共開探方108平方米，出土、采集600多件器物。其中有石璧20件，琬圭、石珠10餘件，琮3件，玉圈、小玉塊數10件，另還有3件石斧、1件石錐、2件石刀、2件石杵、5件磨石和石珠等。文化層出土有灰陶缽及大量殘陶片，其中以灰陶居多，紋飾簡單，多為素面。所出器物分置6箱，全部押送至廣漢縣政府。羅縣長在過目後，便“以此有關文化之古物，分散之後不便研究整理，乃将全部移贈華西協合大學博物館儲存”。
1936年，葛維漢于《華西邊疆研究學會會志》第六卷發表曆史上第一份有關廣漢古蜀文化遺址的考古發掘報告——《漢州發掘最初報告》（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anchow Excavation）。報告将月亮灣發掘出土的器物、紋飾與河南安陽殷墟、河南渑池仰韶村、奉天沙鍋屯出土的器物作了比較，大膽而科學地提出“廣漢文化”這一學說，并斷定這一文化的時代上限為新石器時代晚期，下限則為周代初期，也就是公元前1100年左右。葛維漢的報告發表後，在中外學術界引起廣泛、熱切的矚目。
一醒驚天下
就在華西協合大學葛維漢、林名均等學者乘着研究熱潮，憋足勁準備離開書齋，再赴廣漢月亮灣發掘，并做進一步研究之時，震撼世界的抗日戰争全面爆發。在大炮呼嘯、血肉橫飛的境況中，發掘工作被迫中斷。後來随着形勢的不斷變化，華西協合大學的洋教授們一個個退出曆史舞台，先後情願或不情願地傳回自己的國家，發掘月亮灣的機會對于他們也随之一去不複返。
新中國成立後，廣漢文化與月亮灣的考古發掘再次出現新的轉機。20世紀50年代初，随着各地建設高潮的興起，中國西南部先有成渝鐵路的建設，接着頗受國内外矚目的天成（後改寶成）鐵路也開始動工修建。
鑒于在成渝鐵路修建工程中，曾于沿線收集到大量文物，因而在寶成鐵路工程開始時，當時的西南區文教部有關上司人，充分注意、考慮到這一重要因素。為配合工程建設，更有效地宣傳文物政策和清理保護出土文物，西南區文教部指令西南博物院籌備處，組織、派遣工作組前往鐵路沿線，開始清理和收集發現的文物。
1953年初，由于各種重要文物的發現日益增多，西南區文教部再做決定，令西南博物院籌備處與寶成鐵路施工局政治部、四川省文化事業管理局、民政廳、公安廳、綿陽專員公署等機關聯合組成寶成鐵路文物保護委員會，由西南博物院籌備處主任、著名考古學家馮漢骥為總負責，下設宣教和技術兩套班子，開始到沿線各機關和群衆中間宣傳文物政策，并從事文物的保護、清理、收集等工作馮漢骥上任後，對廣漢月亮灣這個在學術界頗受矚目的古代遺址特别關注，為防止地下文物遭到破壞，親率考古工作隊前往調查發掘。
1956年的春季和秋季，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田野組先後在涪江流域和溫江專區做地下文物的初查工作，其中溫江專區的調查由四川省博物館研究員王家祐與考古學家江甸潮主持。1958年春，王家祐與江甸潮第四次赴廣漢展開田野調查。在一個多月時間裡，兩人在月亮灣至中興鄉的三星堆一帶盤桓良久，經仔細踏勘和試掘，發現三星堆文化層内涵與月亮灣一緻，都是難得一見的古蜀文明遺址——這一舉動，是自燕氏父子發現玉器坑近30年來，首次将月亮灣與三星堆兩個小型區域作為一個大的文化體系聯系起來加以考察，并以敏銳獨特的學術眼光，認識到這兩處遺址文化内涵的一緻性。
王家祐、江甸潮這次深入而卓有成效的調查，以及對文化的整體把握與認識，是三星堆遺址近百年曆幾代人的調查、發掘與研究中，極富學術眼光的一次具體實踐，為後來三星堆遺址的保護、發掘、研究等一系列工作，起到了奠基性作用。調查結束後，兩人專程到廣漢縣政府彙報，并請求對包括月亮灣在内的整個三星堆遺址加以保護，同時首次向學術界發出進一步調查認識與研究保護以三星堆區域為主體的“廣漢文化”的呼籲。這一行動與考察成果，對後來三星堆考古工作的全面展開，具有劃時代的裡程碑式的重要意義。
1963年9月，在著名考古學家馮漢骥主持下，四川省博物館和四川大學曆史系考古專業師生組成聯合發掘隊，再次來到廣漢月亮灣燕家院子附近進行發掘。這是燕氏父子發現玉器坑34年以來，首次由中國人主持對三星堆遺址的重要組成部分——月亮灣遺址，進行正式科學發掘。
廣漢月亮灣燕家院子（嶽南 攝）
在這樣一種教學與實踐相結合的發掘中，月亮灣聯合發掘隊于3個地點，共開掘12個探方和1條探溝，發現房屋3組、墓葬6座、陶片3萬多片，出土幾百件玉石器、骨器、青銅器殘片等極富研究價值的文物。同時，在3個探方的二層中分别發現一些零星的青銅器殘塊、孔雀石、銅煉渣等遺物，并發現一塊沿邊附有銅煉渣的粗陶片。經考古人員初步推斷，當是坩鍋的殘片，遺憾的是沒有發現煉爐的遺迹。面對已被揭露的遺址和出土的大宗器物，馮漢骥與聯合發掘隊每位隊員都頗為高興。整個發掘工作在平和的氣氛與收獲的喜悅中，按原定計劃于同年12月3日結束，為期40餘天。
刻有“燕師爺”的石璧，現藏四川大學博物館（圖檔來源：嶽南《天賜王國——三星堆與金沙遺址驚世記》）
後來，“文化大革命”爆發，無論是博物館還是四川大學，都開始在政治狂潮的漩渦裡打滾翻騰、掙紮沉浮。博物館停止正常展覽和業務研究，四川大學停止正常教學和新生招收工作。這一階段持續到20世紀70年代。
直到1980年，考古人員才又開始在三星堆中部土堆東側，即靠馬牧河古河道的二級台地區域進行發掘，至1981年5月結束，為期整整一年。先後開挖5米×5米的探方44個，加上此前試掘的5個探方，總發掘面積為1225平方米。這次發掘，不僅獲得大量石器、陶器，而且清理出四川古遺址中比較罕見的房屋基址。從縱橫交錯的房址、水溝、柱洞遺迹的排列，以及紅燒土、陶器、石器的分布加以觀察，發現有圓形、方形、長方形帶有濃厚西蜀特色的“木骨泥牆”和有夾壁廳堂的房址18座，同時還出土灰坑3個、土坑墓4座、各類玉石器110餘件、陶器70餘件、殘陶片數萬件。從地層中采集到的木炭标本，經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實驗室進行碳14測定并經樹輪校正，其年代為距今4500±150年。而遺址中的文化堆積從新石器時代晚期一直延續到相當于中原的夏商時期，如此久遠的年代和豐厚的文化堆積，不僅在四川省内前所未見，即使在中原地區乃至全國也是罕見。這一發現立即引起文物考古界的高度重視。
這是自燕氏父子在月亮灣發現玉器坑52年，葛維漢主持最早的具有科學性質的發掘47年以來，考古學家首次對這一遺址的文化性質給予命名。從此，“三星堆文化”逐漸得到學術界的肯定并被普遍應用。後來，随着這一區域兩個大型祭祀坑和無數件輝煌寶藏的橫空出世，三星堆文化在一夜之間名滿天下，為世人所共知。
1、2号祭祀坑的發現
三星堆遺址考古初戰告捷，省、縣文物和文化部門的各方上司都感到非常滿意。鑒于三星堆所展現出的豐厚的文化遺存與廣闊的考古前景，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與省博物館共同研究決定，派這次參加發掘的考古隊員到北京，向有關方面反映情況，為下一步更大規模地發掘和有效保護三星堆遺址，争取财力、政策等各方面的大力支援。
三星堆遺址1、2 号祭祀坑位置示意圖（圖檔來源：嶽南《天賜王國——三星堆與金沙遺址驚世記》）
從1982年到1984年，考古人員對三星堆遺址先後進行了4次發掘。經四川省報國家文物局準許，沈仲常、趙殿增兼任這4次發掘的正、副領隊，陳德安、陳顯丹主持日常野外發掘工作，敖天照等為主力發掘隊員。
1985年春，陳德安率考古隊，根據西泉坎與半個土堆旁側等幾個小範圍内的出土情況，對周邊地區做全面調查。從連年發掘出土的大量石器、陶器以及當地百姓撿拾的出土文物來看，整個遺址的分布範圍十分廣泛。經過反複調查确認，在這一大的區域内，除著名的月亮灣、三星堆以外，在周邊相鄰的回龍村、仁勝村、大埝村所屬的田間耕地内，随處都可發現與以上兩個遺址相同的殘陶片與文化層，進而進一步确定這是一處由數十個小型遺址連接配接在一起的大型古遺址群，整個範圍可達12平方公裡以上。根據遺址的地形、地貌與文化内涵，考古人員首次提出這裡曾經存在過一個“三星堆古城”的設想。按照這個設想，遺址的東、南、西三面各有城牆護衛，北邊是江水浩蕩的鴨子河（雁江），要麼北城牆已被河水沖掉，要麼原本就是以河代牆。發源于岷山河谷的湍急河流充當了這座古城的天然屏障，與其他三面土牆共同形成對古城内部的拱衛态勢。從地層關系和出土器物的文化分期綜合推斷，這座古城的建造年代應為商代早期。鑒于這一考古成果的重要意義，同時為更好地保護三星堆遺址，在中央與四川省兩級文物考古部門的斡旋呼籲下，廣漢縣委、縣政府于1986年底提出一個折中方案，希望通過一次大規模的發掘，正式确定三星堆遺址的範圍和價值，以便當地政府視情況做出最後的抉擇。
雁江，又稱鴨子河（嶽南 攝）
此時，從中央到四川省和廣漢縣三方文物主管部門，也感到有對這一遺址進行一次大規模發掘的必要。于是，在國家文物局給予經費等各方面大力支援與協作下，在并不太顯眼的川西壩子，一場震驚中外的考古大發掘開始了。
1986年春，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學曆史系考古教研室和廣漢縣政府聯合成立三星堆遺址發掘上司小組。廣漢縣分管文教的副縣長陳治山任組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陳德安、陳顯丹與川大曆史系考古專業教授、著名考古學家林向共同擔任領隊，川大考古教研室霍巍、李永憲等為指導教師。參加發掘的三方各抽調得力幹将組成一支強大的考古隊伍，除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專業人員外，川大考古專業出動師生20餘名，德陽市所屬各縣也派出文物幹部10餘人，加上在當地雇用的民工總計接近200人。這支為了一個共同目标，從不同地區、不同崗位走到一起的發掘隊伍，自此開始了三星堆發掘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考古發掘。
1986年3月1日上午，林向教授率領20餘名師生及辎重，分乘兩輛汽車，于11點15分來到三星堆發掘工地。在與其他各地前來發掘的人員陸續會合後，他們在南興鎮第二磚瓦廠租借了18間房子分别安頓下來。此時本已是春光明媚野花初放的季節，以往就連數九寒天都鮮見雪花的川西壩子，這天卻突然驟變，紛紛揚揚地下起鵝毛大雪。面對這奇特的天象，川大師生及省考古所的趙殿增、陳德安、陳顯丹等發掘人員心情格外亢奮，認為這是天人感應的一種吉兆，是一個預示着本次發掘将産生輝煌戰果的神秘暗示。
廣漢南興鎮位置圖（圖檔來源：嶽南《天賜王國——三星堆與金沙遺址驚世記》）
在國家文物局沈竹、黃景略等上司和專家的肯定與鼓勵下，三星堆聯合發掘隊全體成員幹勁空前高漲，在短短3個月内，就發掘探方53個，總面積達1325平方米。其中西區的文化層堆積厚達2.5米以上，按早與晚之間的地層劃分，最厚、最多的可分為16層。如此豐富的文化堆積，在四川考古史上前所未見、聞所未聞。發掘中，共清理房屋遺迹20餘處，其中有上層貴族居住的約60平方米的大廳堂，也有10餘平方米一間的平民居住的木骨泥牆小屋，另有僅為幾平方米一間的較小房址；這些小型房址，據林向教授推測很可能是當時飼養牲畜的圈欄。此外還出土有各種用途的灰坑104個，以及大量陶器、玉器、陶動物塑、石人雕像、漆木器。這些器物全部收集在一起，堆滿了從磚瓦廠另行租借的整整8間屋子，可謂成果斐然，令人欣喜不已。
三星堆遺址内興建的磚瓦廠（圖檔來源：嶽南《天賜王國——三星堆與金沙遺址驚世記》）
此次發掘，進一步證明三星堆和月亮灣一帶方圓6000平方米内，出土的文物和房屋遺址具有相同的特征，它們應是古蜀文化遺址的兩個有機組成部分。而地下形成的16層文化堆積，經碳14測定并經樹輪曲線校正，最早年代為距今4800年左右。根據這一資料，結合其他發現、發掘的文化特征，主持本次發掘的林向、陳德安、陳顯丹等考古學家認為，三星堆遺址豐富的地層堆積，可為四川新石器時代晚期到夏、商、周三代五千年文明史的考古研究建立一個年代學體系，并成為古蜀文化斷代分期的分水嶺和試金石。
但三星堆的發掘遠未結束。到7月19日，在中國西南部，乃至整個長江中上遊地區發掘史上最為輝煌壯觀的考古發掘開始了。考古隊員發掘出更多青銅器、玉器，最為著名的是發掘出“金腰帶”，即著名的金杖。經測量，金杖全長1.43米，直徑2.3厘米，淨重約463克。因發現時金皮已被壓扁變形，其長度、寬度都與現代人的腰帶不相上下，故陳德安、陳顯丹等考古人員認為是蜀王的“金腰帶”。器物取出後，通過趙殿增、陳德安、陳顯丹等考古人員的詳細觀察，發現原來推斷的“金腰帶”不準确。從殘留的痕迹看，此物是用金條錘揲成金皮後，再包卷在一根木杖之上而成為一個整體；出土時内層木芯已朽，但尚存炭化木渣，可知内有木杖。是以，這件器物實際上是一根金杖。
三星堆遺址2 号祭祀坑中縱目人青銅像破土而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研究院 供圖）
繼著名的金杖出土之後，三星堆祭祀坑的發掘仍在有條不紊地進行，一件件珍貴器物在考古人員手中相繼出土。8月1日，在發掘進行到最底層，曆時14天的連續工作将畫上一個句号時，考古人員發現這是一個不規則的夯築土坑建築。經測量，整個坑的長度為450—460厘米，寬330—348厘米，深140厘米。坑内共發掘清理器物幾百件，大體可劃分為六大類：
一、青銅類。計有青銅人頭像13件，青銅人面像、跪坐人像、銅戈、銅瑗、銅尊、銅瓿、銅盤、銅器蓋等青銅器178件。
二、玉器類。計有玉璋、玉瑗、玉環、戚形佩、玉戈、玉劍、玉斧、玉锛、玉鑿、玉料塊、琥珀墜飾等129件。
三、石器類。計有石戈、石矛、石鏟、石斧、石鑿等70件。
四、陶器類。計有陶罐、陶盤、尖底盤、器座等39件。
五、海貝類。裝在銅人頭和龍虎尊内的海貝124枚。
六、金器類。除著名的金杖外，另有金面罩、虎形箔飾、金塊等4件。
根據出土器物大都被火燒過，或埋藏前被打碎過，以及祭祀坑的中間和兩邊都有坑道等特點，陳德安、陳顯丹等考古人員初步斷定，這是古蜀人專為諸神崇拜舉行儀式所留下的祭祀坑，并在後來撰寫的發掘簡報中，将此坑正式命名為1号祭祀坑。
随後，考古隊又發現了2号祭祀坑。據當時的記錄顯示，整個2号祭祀坑出土各類青銅器735件、金器61件、玉器100餘件、象牙67枚。加上其他諸如石璧、玉珠、象牙珠等器物，共出土文物1400餘件，海貝約4600枚。如此數量衆多、價值重大的器物出土，不但在三星堆發掘史上前所未見，在整個西南地區發掘史上，也創造了聞所未聞的奇迹。整個2号祭祀坑所展現的輝煌成果與燦爛前景，随着新華社頻頻發出的電波在五洲四海飛旋輻射，立即形成了中外矚目的空前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