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本芬和丈夫章醫生于1961年相識、結婚，兩人相差7歲。兩人合影分别攝于1980年代(上圖)和1990年代(下圖) （受訪者供圖/圖）
“上了年紀的人呢，更加不被人家看見。認為他們也老了，根本不需要情感。但事實上不是這麼一回事，怎麼可能咧，一個活活的人。他們還是希望在婚姻裡面得到溫暖，得到體貼。”
“婚姻确實要運氣，在婚姻裡頭這個惑，我迄今也沒能解得了。”
本文首發于南方周末
文｜南方周末記者 朱圓
責任編輯｜邢人俨
楊本芬剛過了82歲生日。從2020年開始，她的作品以每年一本的速度出版，80歲成為一名作家，使她自喻為“露珠”的生命，在晚年閃爍出晶亮光芒。
2001年，楊本芬已從銅鼓縣汽車運輸公司退休，到南京幫二女兒章紅帶孩子。在女兒的書架上，她尋到一位男作家寫母親的書，連讀三遍，生出創作沖動——“我也有個母親，我也可以寫我的母親！”
八斤重的手稿，多是她在廚房裡寫下的。水池、竈台、冰箱填滿四平方米的空間，青菜晾在籃子裡瀝水，竈頭炖着肉，楊本芬坐在一張矮凳上，另一張略高的凳子成為她的書桌。
章紅幫她把文字錄入電腦，命名為《媽媽的回憶錄》，貼在天涯社群，畫家蟲蟲讀後，将文章推薦給樂府文化總編輯塗志剛，對方隻看了一個短章，就有了出版的想法。由此，十幾年後，這些文章變成了楊本芬的第一本書《秋園》。
她在序言中寫道：“人到晚年，我卻像一趟踏上征途的列車，一種前所未有的動力推着我轟隆轟隆向前趕去……我就像是用筆趕路，重新走了一遍長長的人生。”
《秋園》書寫母親颠沛流離的一生，《浮木》補全《秋園》中主要人物的命運，并以大幅筆墨描繪鄉鄰的離合悲歡。兩本書先後入選豆瓣年度讀書榜單，《秋園》迄今印刷8.8萬冊。
2022年2月，楊本芬的第三本書《我本芬芳》出版。這次，她直面自己的婚姻。“我這一輩子走過來，有這麼多困惑，就寫出來。”楊本芬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對于現在的書名，楊本芬仍有些忐忑，認為有誇耀自己的成分在。她起初想的名字簡單直接，就叫《惑》，“婚姻确實要運氣，在婚姻裡頭這個惑，我迄今也沒能解得了。”
1
“性格不合的夫妻，結了筋又和好”
這種困惑始于20歲。借助小說的叙事方式，楊本芬将過往人生經驗賦予惠才與呂兩位主人公。
惠才就讀的中專學校解散後，她揣着兜裡僅有的三塊錢，從湖南隻身前往江西尋求出路。異鄉為客，她認識了在縣城醫院工作的呂。
惠才雖再次得到讀書的機會，卻在畢業前夕被下放。呂承諾未來供她繼續讀書，不過他希望先結婚。同是天涯淪落人，惠才自從得知呂和自己相似，出身也不好，便對其升起了惺惺相惜之情。他的相貌，也是她喜歡的，倆人可謂一見鐘情。可她覺得自己太年輕，還不想結婚，何況他們剛認識兩個多月。結婚那天，惠才低頭坐在床沿上時，甚至不知呂的年紀多少、性情如何。
“我跑到江西來，就是想讀書，再繼續考學校，或至少找一份工作，送我弟弟上學，我的家庭就是那麼缺錢嘛。剛結婚的時候，我辮子那麼長，看到自己要結婚，我氣得喽，把辮子都剪掉。我好恨結婚。”回望過早踏入婚姻，楊本芬仍能體會自己當時有多懊惱。
不甘于當“寄生蟲”，結婚第二天，惠才就到生産隊找了個落腳的地方，開始單獨生活，呂則長時間待在機關，每周日晚飯後去看她，坐上一會兒，又回醫院。“沒有陪我吃過一餐飯，也沒有到他食堂打過一份菜給我吃。”
章紅推測父親在結婚之初的心理，其中固然有時代因素，擔憂自己下放，需要在醫院裡及時接收消息，但更多的是，過慣了單身生活的他，彼時的情感歸屬尚在機關。
婚姻生活徐徐展開，以一種不由分說的方式。用楊本芬的話形容，“性格不合的夫妻，結了筋又和好”。初遇時那雙“頂有柔情”的眼睛、同病相憐的家世，織成了“他會對我好”的期待，在實際相處中，這期待屢屢落空。呂不懂得體貼，惠才需要幫助時，他的回應幾乎總是，“不要搞得嬌生慣養”。
新婚不久，惠才去鄉下探望呂的生父母，呂父臨走前抓了兩隻雞讓她帶回去。這一對油光锃亮的白雞，後來不翼而飛。惠才告訴呂，那日未鎖大門，想必是遭了賊。呂兩三個月對她愛搭不理。直至多年後，在一次争吵中，惠才發現，呂一直認為是她把白雞賣了錢寄回家。這因誤解而來的冷暴力令惠才深感受傷。現在看來，也是物資匮乏給婚姻籠罩上的陰影。
“文革”開始，呂經常下鄉，留下已懷着二女兒的惠才在家。精心飼養的黑兔子深夜被人偷走，惠才聽見了動靜，卻無能為力。呂得知後，沒有安慰的話，連連逼問惠才“是好人還是壞人，好人怎麼不出來打賊”，這令她無語。
楊本芬覺得自己對伴侶的要求并不高，“能夠疼惜我，愛護我，給我一點溫暖，在我遇到困難的時候講幾句安慰話，就可以了。”她擁有十分和睦的原生家庭，家人之間幾乎沒有吵過架。“别人家為了一碗飯打得頭破血流，我們就是大家都不吃，你讓我吃，我讓你吃。是以我根本不了解夫妻還有這樣的情況。”
書房裡，母親的單人照與子女們的照片挂在兩面牆上，靜靜相對。楊本芬起身從書櫃裡拿出哥哥生前的照片，“我哥哥很英俊，對老婆體貼入微。在鄉下，洗個蚊帳，洗個被子，要去水塘洗，我哥哥就不讓她去，太重了，怕她拿不動。他自己去洗。”
章紅認為，如果用光譜來描述人們的性格，父母可能正好處于光譜的兩極。母親情感豐富，父親則提供不了她所渴求的精神滋養和所謂的情緒價值。現實中，楊本芬的丈夫章醫生在兩歲多時被送到一戶不能生育的人家當養子。土改時養父母被劃成地主，在一個夜晚雙雙上吊自殺。其時他尚未成年，想回到親生父母家，卻被拒絕。這段經曆成為他永久的創傷。
“沒有‘應該’。你是你，他是他，你不能叫他按你的性格去維持這個家庭模式。”楊本芬嘗試從原生家庭的角度去了解伴侶，找到内心的平衡，她歎了口氣，“我實在沒有太多要求，就是希望有一點點體貼。”
2
“為什麼我也會對眼淚存在厭惡呢？”
《我本芬芳》中講述的婚姻狀況，引起了許多讀者共鳴。豆瓣上有一條熱評寫道：“想起了父母輩和祖父母輩的婚姻，和家族中所有女性的一生。”
故事情節以惠才的視角展開，呂則沒有剖析自己内心的機會，這使得個别讀者在對惠才共情憐恤的同時，抛出了一些較為激烈的發言，看見有人将呂視作“渣男”，楊本芬有些難受，對章紅說，“你爸爸不是渣男。”
“他可能不算一個好丈夫，但絕對是個很不錯的父親。他還是個稱職的醫生，給予過許多人幫助。這樣的人，怎麼能貼上一個簡單粗暴‘渣’的标簽？”章紅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作品一旦寫出來，解讀權就不在作者手上而是在讀者手中了。”當了多年編輯和作家，章紅深知其中玄機。
主人公呂的稱呼，也引來了一些揣測。隻取一個姓，是不是有意為之？“當時沒有想到什麼中意的名字，僅以姓稱呼好像也挺自然。”楊本芬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完全沒有想到讀者會有這種猜測。寫這本書的時候，我沒有控訴老爺子的想法，沒有。”
針對第三本書，楊本芬原來不打算接受任何采訪，擔心會對伴侶不公平，因為現在隻有她擁有講述的權利。最後的解決辦法是，請章紅在場，有一個相對中立的聲音，“這裡面涉及家庭内部的關系，沒有那麼黑是黑，白是白，很糾結，也很複雜。”
站在妻子的位置上，面臨的窘況是真實存在的。書中記叙了一件事：呂将一家人當月的肉票全買了肉，與過年留下的墨魚一起炖湯給客人喝，未曾考慮家人接下來的生活。書外的楊本芬和書中的惠才一樣，遇到這樣的事，隻能以淚水排解憤懑與委屈。
但眼淚沒有得到正向回應，溝通被躲避與抗拒替代。章紅一方面覺得這種做法對母親很殘酷，但在某種程度上，她也能夠了解父親的感受。她和一位朋友吃飯時，對方講起傷心事，突然哭了。那一刻，章紅僵住了，沒做任何安慰的舉動。她發現自己的反應和父親太像了。“為什麼我也會對眼淚存在厭惡呢？這其中也有厭女的成分，就是我會對軟弱有偏見。”
第一個孫輩降生後，楊本芬一家請了個保姆幫助照看孩子。嬰兒的尿片要換，丈夫絕不喊保姆，而是喊妻子去換。保姆把聲音拖得老長說：“楊阿姨，虧得你唷，章叔叔也是親外型的人，和我爸爸一樣。隻不過我爸爸還打我媽媽，章叔叔不打人。”
“所謂的親外型，不是一種人格，是文化作為基因在個人身上留下的烙印。老婆是可以随便對待的。如果我對外人不好，是會有後果的；我若對别人好，則會得到贊許。對待外人時，人性中這種獎懲機制在正常地起作用。”章紅分析道。
如同多數傳統婚姻裡的妻子一樣，楊本芬為操持家務、照顧孩子付出了更多心力。天長日久，自然有因家庭分工而生的沖突。
在飯桌上，楊本芬曾指責丈夫“不幹活”，章醫生不擅長為自己辯解，有一次輕微提出異議，說自己砍柴、劈柴、種菜，把這些“外面的事”都做了。“這是他的觀點，他覺得家務事就應該是老婆做的，他既不愛做家務事，在觀念上也認為他是可以不做家務事的。”章紅這樣了解父親。
3
“燦爛就是一個人笑得很開心”
1984年，章紅準備聯考，為了給她籌備上大學的開銷，家中買來兩隻小豬養着，到放榜時賣掉。也許是因為養豬過于勞累，章醫生年輕時的肺結核複發了。在治療過程中，用藥過量，以緻得了球後視神經炎，視力急劇減退。
章醫生在長沙住院的26天裡，楊本芬無法陪在他身邊。中途她去探視過一次，他像個小孩般執拗地要和她一起回去。第二天早上，楊本芬剛坐上回程的機關班車，就看見丈夫出現在車邊。“我要跟你回去。”那隻沒有蒙紗布的眼睛裡浮現出淚光。望着他離去的背影，楊本芬的雙眼也盈滿淚水。
相伴大半生，楊本芬說不清丈夫對伴侶的需求，隻知道在生活中他很依賴自己。家中電話鈴響，一定由她來接。2008年搬進的這間三室兩廳的房子，裝修事宜也是她一手安排的。
“他的歸屬感還是在這個家庭，在我母親身邊。”章紅記得，在他們三姐弟小時候，父親隻要一會兒不見母親，就會問：“姆媽哩？姆媽哩（媽媽呢）？”
三個孩子長大成人，在1980年代都考上了大學，優秀的子女成為兩人最大的慰藉。“我也經常跟自己講，我做得對，堅持下來還是好。如果我不堅持，肯定他們不可能成為三個大學生，我不願意離婚的原因都在這裡，沒有孩子時，就是往好裡過，慢慢會好的，也盼望有了孩子，會對我更好。等有了孩子以後，更不願意離婚。”
“他真的老了，我現在還是對他特别好的。他也無力傷害我了。”時光逐漸磨平了互相碰擦的棱角，但沒有改變兩人的性情，楊本芬喜歡幽默，樂于制造一些生趣，章醫生則不苟言笑。
“寶氣”，在楊本芬的家鄉方言裡指的是喜歡談笑、談笑有時不得體的人。有時，這個詞從章醫生口中蹦出，化作對妻子的評價。她不以為意：“有朝一日，我不能寶氣了，你的日子就不好過了，沒有第二個人像我一樣哄着你。”
老來伴，老來伴，即便認清了其殘酷的本質——“彼此被枷住了，躲無可躲，逃無可逃”，楊本芬仍不甘于隻背負責任的沉重與苦澀，她對婚姻中溫情的追求從未止歇。
2021年10月，楊本芬在電話裡和章紅讨論《我本芬芳》的封面，一旁的章醫生問，“燦爛是什麼意思？”章紅聽到媽媽轉頭對爸爸說，“燦爛就是一個人笑得很開心。”
如今，年近九十的章醫生由老家來的一位中年男子照料起居，在請護工之前的十幾年裡，楊本芬一直擔任着照護者的角色。章醫生醒得早，淩晨四五點，“啪哒”把床頭燈開亮，楊本芬便會立刻跟着醒來，擔心他有什麼需求，即便他隻是翻了個身，她也會惦記着是不是踢掉了被子。
采訪進行到下午4點多時，章醫生由護工攙扶着從房間走出，他的面容還依稀留着年輕時的痕迹，深眼窩，高顴骨。雖不大能說話，見到陌生晚輩向自己問好，一絲憨厚的笑意浮現在他臉上。
章醫生看了一會兒電視，昏沉睡意再次籠罩住他。楊本芬輕手輕腳地走過去，幫他把被子角掖好。
▲楊本芬的三個子女都考上了大學，章紅定居南京，姐姐和弟弟留在了南昌。1970年代，章紅(下圖左一)和姐姐、弟弟站在包菜地裡。1988年，楊本芬、章醫生和他們的子女、大女婿拍攝了全家福(上圖) （受訪者供圖/圖）
4
“耄耋之年，直面婚姻的真相”
随着第一個孩子的到來，楊本芬上學的夢想再沒有實作。一日，她抱着大女兒在馬路上玩耍，望見遠處一片茶園，采茶女人們的身影，穿梭于濃郁又飄渺的綠意之中。這幅景緻将她迷住了。那天晚上，女兒睡了，她悄悄地爬起來，将腦海中的風景形諸文字。作品後來在本地雜志上發表了，她仍記得牽着女兒去縣文化館領取稿費的那天，陽光耀眼。
“我本身就是愛寫、愛閱讀的人，那時候就是因為沒有條件。”履行了世俗生活對自身的要求，卸去柴米油鹽的重擔，楊本芬晚年在寫作中覓得了一份自由。她愛了一輩子文學，書架上五百多本藏書，暗示着她部分的創作來路。
在章紅看來，母親的寫作是真正的“救贖”。從前兩部對大時代下個體命運的書寫轉向更隐秘的精神剖析，“我媽媽說她覺得自己很勇敢，我也是同意這個判斷的，當你過了一輩子之後，在耄耋之年，能夠直面婚姻的真相。”
楊本芬也很清楚，并非所有人都像自己一樣，擁有書寫的能力。“上了年紀的人呢，更加不被人家看見。認為他們也老了，根本不需要情感。但事實上不是這麼一回事，怎麼可能咧，一個活活的人。他們還是希望在婚姻裡面得到溫暖，得到體貼。”
“像我這種婚姻的比比皆是，跟别人聊起天來呀，都是差不多同類的，沒有得到疼惜，那我也感同身受。”在楊本芬的記憶裡，那個年代，恩愛夫妻有，但不好的婚姻要更多一點。
在銅鼓縣汽車隊時，隔壁高個子男人打老婆，“像抓雞一樣地把她從平房裡丢出去”。楊本芬目睹過兩次家暴，其中一次，男人抄起竹椅向女人砸去，女人毫發無損——椅子碰巧像頭盔一樣卡在了她頭上。後來，女人“強悍了一次”，男人跑步回來，坐在一張矮凳子上，她将滿滿的痰盂兜頭倒下，屎、尿、衛生巾都貼在他的臉上。
楊本芬把這樣的故事也仔細記下。第三本書出版之後，她先後寫了關于母親和哥哥的文章，現在活躍于筆端的，都是在鄉下生活時的鄰居。“我喜歡寫，因為放不下。”她在創作中沒有感受過壓力，想說的話、想寫的事鮮活而磅礴，一氣揮灑于紙上。
如今家中大小事務，皆已托人打點妥帖，唯一令楊本芬憂心的是她的膝蓋，兩三年前那場糟糕的微創手術，讓疼痛加劇了。南昌高新區圖書館邀請她開講座，本已答應，膝蓋卻疼起來，“遠呀，要坐車”，最終是章紅代她去的。一百多本新書被帶回家，高高低低堆放在書房的桌子上，等待楊本芬簽名。
幾年前，章醫生還很清醒的時候，楊本芬問了他一個問題，“如果有下輩子，你還願意和我在一起嗎？”
他搖了搖頭。
她覺得不可思議，心想，我這一生做得這麼好，為你付出這麼多，也培育了很好的孩子。
過了一會兒，她又跑到老伴身邊。“下輩子你還願意和我在一起嗎？搖頭不算，你親口告訴我。”
“不願意。”三個字說得清晰。
章紅在其中看見兩個同樣受傷的人，“一個人婚姻不幸，而另一個人覺得幸福，這種情況基本上不會有的。一個女性的覺知提高，獲得解放之後，也意味着一個男性獲得了解放，得到幸福的可能性變大了。不要以為僅僅是男性在欺負女性，不是這樣簡單的對立關系，而是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互相傷害了。如果毫無覺知，這種互相的傷害會一代一代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