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公文化，是基于對曆史英雄人物關公的人格事迹、精神氣韻、道德情操、思想觀念的敬仰、推崇、效仿、膜拜而逐漸發展形成的一種獨具特質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關公文化的核心在于關公精神中蘊含的道德價值，及其對社會生活帶來的積極、廣泛的影響。在中華群眾心目中，關公不僅是武藝高強、叱咤風雲的曆史英雄人物，更是忠肝義膽、義薄雲天的道德楷模與人格典範。關公身上所展現出來的忠、義、仁、勇、禮、智、信、節、廉等人格操守，蘊涵了中華傳統文化一貫推崇、傳承的道德倫理、道德理想、道德修養、為人品質的思想精華，“允文允武、乃聖乃神”的關公形象，順理成章地成為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及民族精神的“形象代言人”，在中華傳統文化的大家園中占據“絕倫逸群”的曆史地位。
關公文化的精神内涵極為廣泛，比如廣為人知的忠義精神、仁義精神、誠信精神、義勇精神、俠義精神、桃園結義精神、感恩圖報精神等，都是關公文化精神内涵的重要組成部分。
忠義精神是關公精神中傳播最為廣泛的精神品質。關公一生忠于漢室，忠于劉備，忠于國家和人民，忠肝義膽，矢志不移。土山約三事之時，關公首個條件就是“降漢不降曹”，展現了對漢室的忠貞不二；被困曹營之時，曹操為籠絡關公，費盡心機，但關公絲毫不為所動。張遼試探關公：“倘玄德已棄世，公何所歸乎?”關公曰：“願從于地下。”這斬釘截鐵的回答，展現了關公對劉備的忠義堅如磐石。關公以志興漢室、匡扶漢室為人生志向和理想，忠不顧死，義不負心，成為中華民族忠義精神的文化符号和形象代表。
仁義精神在關公的史書傳記及演義小說、傳說故事中也比較常見。史書《三國志》稱關公“善待卒伍”，鎮守荊州時，“恩信大行”。最有名的劇情片段是關公戰長沙時“仁釋黃忠”。關公與老将黃忠對戰，黃忠馬失前蹄被掀倒在地，關公絕不趁人之危，反讓黃忠換馬再戰，展現了關公的大仁大義、仁德風範。
誠信精神在史書《三國志》中也有過明确記載。曹操多次拉攏關公失敗後，察覺到關公沒有久留的心意，叫張遼以私人感情詢問關公。關公對張遼坦誠相告：“我知道曹公對我的厚愛，但我受劉備将軍的厚恩，發誓共死，不可背棄。我終究不會留下，在為曹公立下功勞後我便會離去。”官渡之戰時，顔良率大軍包圍白馬，曹操束手無策。關公“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于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将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完成了當日對曹操的允諾，得知劉備下落後，便挂印封金，千裡走單騎，回到劉備身邊。
關公“恩怨分明，信義卓著”的為人品質由此也為同時代的人所熟知。在曹操赤壁之戰後，敗走華容道時，曹操以舊日恩情哀告，關公義重如山，華容道義釋曹操，展現了關公知恩感恩，有恩必報的優良品格。
義勇精神主要展現在三塊，一是展現關公的武藝高強，英勇善戰，如溫酒斬華雄，斬顔良誅文醜，過五關斬六将，三通鼓斬蔡陽等；二是展現關公的勇者無懼，神威凜然。如單刀赴會；三是展現關公的文韬武略，智勇雙全。如水淹七軍，擒于禁，斬龐德，威震華夏等。關公義勇精神也成為後世奮勇作戰的英雄榜樣，并由此衍生出大刀精神、抗戰精神等。
桃園結義精神既包含着對兄弟的情義，也包含着對國家、民族的精忠大義，桃園結義誓約：“雖然異姓，既結為兄弟，則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展現了桃園結義精神具有着更高的人生理想和追求，更容易引起民間社會對關公精神的崇拜和敬重，由此産生群眾情感上的共鳴，道義上的認可，道德上的追随，精神上的向往。
關公文化植根于中華民族文化的肥沃土壤，有着厚重的道德文化曆史底蘊，有着廣泛的群衆基礎，随着關公的英雄事迹、人格魅力、精神品質、文化内涵在民間社會的深入人心、世代傳承，關公文化蘊含的中華傳統美德凝結成為中華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中華民族共同追求和崇尚的做人準則和價值觀念。
--本文刊載于《香港商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