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疫情時代人類命運“反思錄” ——評盧新華小說新作《米勒》

作家盧新華自1978年發表轟動一時的《傷痕》以來，至今40餘年來，就其文學創作數量而言，并非多産豐收的一位。他在文壇産生較大影響的，除《傷痕》外，還有《紫禁女》《傷魂》《财富如水》《三本書主義》等。這些作品，顯示了雖然其身份經曆了從中國知名作家到美籍華人作家的轉變，但卻初心不改，從《傷痕》至《傷魂》，其小說作品的取材，依舊較多地取自中國大地的城鄉變化，以及由此帶給中國人從物質到精神，從思想到觀念，從道德到心理層面的沖擊與嬗變。2019年他當選為國際新移民華文作家筆會會長。其小說新作《米勒》（刊于《江南》2021年第6期）讓人看到了盧新華近年來思想和創作變化。與他之前的作品相比，無論是題材的廣度、描寫的深度還是視野的開闊性、人物的多義性，都不可同日而語，也是以使不少讀過此新作的讀者感到“震動”。

一

首先，這部中篇小說講述了兩個本屬不同世界的人物在異國他鄉的“奇遇”及其人生角色、身份和命運的反轉。小說一開頭交代了“我”（泰瑞）和主人公米勒在洛杉矶卡莫司撲克牌賭場相識和後來的相遇：“那時，我是賭場發牌員，他是我牌桌上的玩家。我在牌桌上給他發過很多牌，他在牌桌上也丢給過我不少小費。而當我離開賭場若幹年後，又與他在塞布瑞士市的一個跳蚤市場不期而遇。不過，這時我們的身份已經反轉，他是市場裡的商家或者說小販，我則成了他的顧客。他賣給過我青竹、鐵海棠和松紅梅等，我付給過他美元現鈔。”一般而言，賭場發牌員與賭客之間，離開了賭場和牌桌，不太會再有什麼交集，發牌員每天要面對那麼多形形色色各種各樣的賭場玩家，為何“我”獨獨會對米勒留下較深的印象？是因為他“比朋友還朋友！我隻要想起當發牌員那會兒的事，第一個就會想起他”；還是因為他嗜賭如命、散盡家财，賠光了一切家當而淪落為跳蚤市場的小販？這樣的邏輯推理我們在不少以戒賭為題材的作品中司空見慣。《米勒》卻反其道而行之，雖以其為主人公，但卻圍繞着“我”與他幾度相遇的不同身份與心理感受而展開。這位曾給“我”後來寫“那本《财富如水》”以“啟發”的人生失敗者和命運多舛者，到底是何許人也？小說以層層剝筍的手法，将曾經的“出家人”與衆不同的人生哲學和生活态度一步步展現出來。最初，“這個音容笑貌，言談舉止皆有彌勒佛之相，甚至名字也叫米勒的人”，雖“公然違背了佛教的戒律，成了坐在我牌桌上一個賭客”，卻又“似乎輸赢全不在乎，得失亦不系挂于心”，甚至當“我”好心提醒他“見好就收”時，他答曰：“什麼是好？”并補充道“我不是來賭錢的”，令“我”心生狐疑，卻又不得不承認：“這一定是個高人”。随着“我”與米勒接觸多了，發現他來賭場确實“不是來賭錢的”，更多地似乎是來“現身說法”的：正是他在賭場如菩薩顯靈般的指點，終使“我”覺悟：财富“都是水，會一直流來流去的”，促使我擺脫了賭場的金錢誘惑，重操筆墨，“那以後，我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自由撰稿人，經常往返于中美兩地，一邊寫作，一邊講學，同時也兼做慈善事業，不僅遠離了賭場，甚至也遠離了有關賭場的所有記憶。”這使我們不由得想起了作者本人的人生閱曆。在作者之前的作品中，有關他從賭場牌桌上得到的人生與财富的啟悟，主要展現在其紀實性随筆集《财富如水》中，而很少顯露在小說中。而《米勒》，則将二者結合起來，小說中的“我”（泰瑞）既是叙事者，也是當事人；既是作者的化身，也是“米勒”的閱聽人或顧客，幾重身份疊加，大大增強了小說的代入感與真實性。從接受美學的角度而言，作品的社會功能和審美功能是在讀者閱讀中實作的，而代入感和真實性的增強，無疑可以強化讀者的接受度與信服感。這也是當今某些純虛構的“穿越”小說越來越受到讀者冷遇的原因之一。《米勒》通過這兩位人物的賭場“奇遇”及其人生角色的互換和身份、命運的反轉，表現了即使是在“隻認金錢不認人”的西方世界和瘋狂賭場上，也還有來自東方的“覺悟者”的靈光閃耀，提醒人們在金錢世界裡别“丢失自己”，正如米勒所言，“人很容易丢失自己的。丢失别人也是丢失自己。”

二

其次，“天涯淪落人”的主題再現和人生命運在現實世界的無奈、無助、無救和難以把握的形象演繹。《米勒》絕非小說版《财富如水》。疫情時代的世界發生了巨變，作家筆下的人物也有了明顯變化。在《米勒》中，我們再也看不到盧新華之前小說中較為純粹的某些人物：比如盲目服從“組織”而釀成親情倫理悲劇的知青王曉華（《傷痕》）；在政治漩渦中類似阿Q般跌宕起伏最終喝農藥“自殺”的生産隊長馬駿奇（《魔》）；在美國打開其天生閉鎖的身體而又發生“血崩”的東方魔女石玉（《紫禁女》）……這些小說中的人物較容易歸為某種類型，而“米勒”（喬森）卻很難将其歸于某種人物類型：他既是遁入空門、一心想修成“無漏”之身的僧侶，又是出入賭場牌桌的玩家與參透金錢奧秘的“高人”；既是一個受其祖國高棉通緝追捕多年的“殺人犯”，又是一個數十年來不管所處何地皆守住“清白”之身的自食其力者。他來曆不明，用其自己的話說：“是哪裡人我一下子也說不清楚。我在泰國、法國、希臘、意大利和西班牙都待過，能說七國語言。不過，我的出生地卻是高棉。”又補充一句，“當然，三代以上應該也有中國血統。”可謂實實足足一位浪迹天涯的“地球人”。但這位從高棉的叢林廟宇，為躲避殺身之禍，踏過千山萬水，終于逃亡到“自由女神”國度的出家人，“出家”既是他的宿命，也是他的隐喻。作者以較為廣闊的國際視野寫出了這個人物形象的複雜性與多元性：生于高棉“紅色革命”時期的他，全家人遭殺害，唯一的“妹妹”失散，曆經了人生九九八十一難，“出家”成了真正“等是有家歸未得”的背井離鄉，本意逃離殺伐奪命的黑暗屠場，偏偏又浮沉于西方充滿各種感官、精神誘惑的紅塵俗世，最後淪落到僅能勉強維持生計的底層跳蚤市場。雖然有“無漏”的宗教修煉作為其待人處世的精神支撐，但人（哪怕是頭上現有靈光圈的“高人”）在現實世間無法主宰自己命運的無力、無奈、無助，莫過于此。何況，人的生死命運的掌控，在疫情時代更是連上帝佛祖都無法把握：“我”終于把“米勒”近半個世紀朝思暮想、心心念念的“妹妹”圖圖帶到他的面前，然而，這對曆經憂患、苦難和離散的兄妹相認的戲劇性場面，卻以“米勒”突然死亡的生命結局，宣告了人類生命的脆弱與無救。新冠肺炎疫情暴發至今，世界已變得面目全非。人的生命悲劇每天都在疫情肆虐之下以成千上萬病例死去的數字上演，這是疫情時代人類無法把握、也無法主宰自身命運的“斯芬克斯之謎”。

再者，“出家”的多重含義與疫情時代“地球村”的消解及其人與人“隔離”狀态的生存哲學探究。在經曆了近兩年疫情全球蔓延、各國紛紛采取封鎖、“隔離”政策之後，盧新華對于人的生存困境及其現實境遇以及如何擺脫這一生命“囚籠”的哲學思考，顯然已在《米勒》中顯露端倪。作者在《米勒》中深切地表達了對疫情時代人類命運的深深憂慮與深刻反思：“整個世界像是患上了漸凍症，幾乎所有的國家，所有的人類成員都被看似小小的新冠肺炎病毒控制住了，限制住了，再不能随心所欲地出遊和探親訪友，甚至也不能如先前那般暢快地呼吸，人人的臉上都蒙上了一塊遮羞布一樣的醫用口罩，以至于面目全非。”何以家為？既是形而上的哲學命題，更是當下人類的生存命題。是以，小說中的“出家人”豈止隻是曾經遁入空門的米勒一人，“我”和圖圖等，從某種意義而言，都是去國離家、疫情期間更是“等是有家歸未得”之人。當今世界的最大變化，莫過于“地球村”的瓦解和消失。在“地球村”時代，不同國度、不同膚色的人們交往日益密切與頻繁，空間的阻隔日漸為交通的便捷所跨越和消弭。然而，疫情時代的來臨，迅速改變了“地球村”時代人際交往密切和頻繁的格局，“隔離”“封閉”這種醫學上遏制病毒在世間傳播的手段如今成了人與人之間相處的常态。“隔離”與“封閉”，首先使人際關系由親密無間變得疏離與隔膜；其次使人與人之間由互相信任、彼此親善變成互懷戒心、以鄰為壑。《米勒》中的兄妹倆，“跨過了約半個世紀的時光和浩瀚的太平洋而達成的重逢，是越過了苦難的沼澤和令人窒息的思念，以及人世間精神和物質的種種藩籬而終于達成的重逢”，豈料重逢即死别。當米勒猝死需要急救，“妹妹”圖圖茫然無措，“我”提醒她“可能需要做人工呼吸”，然而兩人都不約而同懷疑他是不是“感染了新冠病毒”，“會不會是新冠肺炎呢？”雖然親情迅速戰勝了“新冠肺炎可怕的傳染性和緻命性”的恐懼，圖圖在“我”的指導下，對“哥哥”嘴對嘴做了長時間人工呼吸，終究回天乏術。救護車拉走了死亡的米勒，“一位女醫生告訴我們他會被送到附近的醫院再做檢測，看是不是感染了新冠肺炎。并要求我們也找地方去做檢測，并盡量少接觸人，實行自我隔離一周。”

從“出家”到“居家”，從“浪迹天涯”到“自我隔離”，這個世界在疫情時代的巨變，被盧新華敏銳地捕捉到并寫進了小說《米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