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冰
近年來，在最具大衆媒介傳播力的影視圈裡，似乎講述一線都市故事的作品多發生在北京和上海，從2020年熱播的電視劇《什刹海》《三十而已》，到前不久引起熱議的滬語電影《愛情神話》。那麼廣州呢？财富之地，千年古城，生活方式獨一無二，移民大省，深圳，奇迹之城，在改革開放的巨變中成長，多少奇人奇事，風雲變幻。萬衆期待的具有強烈地域色彩的廣深故事又在哪裡呢？是不是随着廣東工業化時代的崛起漸漸消失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恰恰相反，在全球化時代背景下，重新審視腳下這片故土，重新了解本土文化，尋找到廣東文藝創作的“出口”，正是廣東地域文化“本土叙述”的最終指歸和願望所系。
值得一提的是，作為國家戰略的粵港澳大灣區，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重新認識嶺南文化的契機。以廣州為例，作為千年商都、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港口，它已經在曆史上構成歐洲乃至世界想象中國的最初來源之一。這種形象實際上指向了嶺南文化中的都市色彩和現代氣質——海洋性與世界性，前瞻性和開放性，在今天大灣區的文化建構中必須予以充分重視。它不時地提醒我們，觀念的落後是文化建設面臨的最大障礙之一。
除了保持文化觀念的領先，基于廣東地域文化的文藝創作，特别是長篇小說，還有兩個方面亟待提升——第一，講好廣東故事，需要高超的語言藝術技巧。對于今時今日深受讀圖時代與網際網路文化影響的青年讀者，作家們需要認真研究這個閱聽人群體，作品沒有傳播，就沒有讀者、沒有效果。如何才有良好的藝術效果？離不開新穎的故事、精巧的結構和精緻的語言藝術技巧，必須最大程度地調動文學自身的魅力，方可吸引讀者的注意力。對于需要“長度、密度、深度”的長篇小說來說，如果缺少複雜與深度、激情與變化，節奏依舊緩慢、滞遲，文筆偏于拖沓，想象力受到束縛，藝術手法相對陳舊，那這樣的作品是很難引人入勝的。
第二，凸顯地域文化個性是廣東文學“走出去”的有效路徑。在這方面，廣東作家阿菩的《十三行 》系列，是廣東本土文學一個重要突破。小說中的本土事件、本土人物、本土語言融入、本土文化氣息，以及小說造勢、商道闡釋、商戰激烈、清朝羊城氛圍、潮汕閩南民俗、各式人物刻畫，均可圈可點，嶺南文化借由小說變得容光煥發。
廣東作家吳君的長篇小說《萬福》則依托于作者對深港兩地互動交流的觀察，包含了關于“時間”與“空間”的延續性思考。小說開場便獨具大灣區特色，香港風與深圳風交彙碰撞，帶出一場大戲的各個角色。作者在粵語方言的吸納、廣東民俗的生動描述上，都進行了不懈的嘗試，對廣東“本土化”創作帶來有益啟示。
有人說：一個作家首先拼生活，其次拼技巧，最後拼人生感悟。廣東的小說家大多對生活有着豐富的積累，對社會萬象有着長期的觀察。期望他們開闊視野，博采衆長，從理性上把握處理好藝術作品表層叙事與深層叙事之間相輔相成的微妙關系，同時反複琢磨藝術表達的多種方式，努力讓作品的藝術表達力更上一層樓。
（作者系廣州嶺南文化研究會會長、廣東财經大學教授）
原文發表于2022年3月27日南方日封包化周刊文藝評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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