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歡：古代埃及的瘟疫與瘟疫叙事

作者：王歡

來源：《光明日報》（2022年3月21日 第14版）

艾德溫·史密斯紙草（圖源：“文明雜志”微信公衆号）

瘟疫作為烈性傳染病，是困擾人類社會的重大災難之一。作為人類文明發源地之一的古代埃及，亦曾飽受瘟疫折磨。對古代埃及瘟疫現象較為明确的記載出自醫學紙草文獻，目前留存于世的此類文獻大都發現于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斷代範圍集中于公元前兩千紀，部分紙草的底本可能産生于公元前三千紀甚至更早。有些文本雖然指明該文獻是在古王國某國王在位時期即已存在，但有可能隻是後世書吏為營造權威性而假托，這是諸多古代文明文獻傳統中常見的現象。

醫學紙草涉及古代埃及相當廣泛的醫學實踐知識，可分為兩類：一類是被早期埃及學家稱為“科學”的醫學知識，主要指對具體病症的檢查、診斷、治療和預後，記錄了數百種藥物處方；另一類是包含使用咒語治病的紙草，常被歸類為魔法文獻，有學者視其為古代埃及文明的糟粕。但今天的埃及學家已經意識到，必須綜合使用這兩類文獻，以及如宗教、神話和書信等類型的文獻，才能夠更為全面和準确地了解古代埃及醫學思想和實踐的内在邏輯。

以艾德溫·史密斯紙草為例，這份紙草文獻中有八條驅除瘟疫的咒語，反映了約公元前1600年前後埃及人對瘟疫的成因及其醫治的認識。在這些咒語中，瘟疫經常被認為是由邪惡的神明、惡魔、人或動物的靈魂帶來的。其中，女神塞亥麥特作為戰争、破壞以及瘟疫之神，她或她的使者經常帶來瘟疫。除超自然力量可以帶來瘟疫，自然界的生命也可以作為疫病的載體，如蒼蠅。第三種可能帶來瘟疫的載體是“惡風”，這說明古代埃及人對瘟疫可能通過空氣傳播已有一定程度的認知。針對不同的瘟疫成因，咒語給出了相應的除疫方法。對于神明帶來的瘟疫，同樣需要神明将其帶走，故而不少咒語都是向塞亥麥特等神明的祝禱。同時，另一些起保護作用的神祇也會出現在咒語中，站在受害者一邊，助其免受瘟疫的侵擾。對于自然界中的生命（如蒼蠅等）帶來的瘟疫，咒語要求對其從室内食物、床鋪等多處進行清理。對于“惡風”所傳播的瘟疫，施咒者須通過儀式獲得與超自然力量連通的能力。相應咒語要求“路過者”僅僅“路過”房屋，避免将瘟疫引入室内。雖然這是巫術性質的咒語，但切斷傳播途徑、将緻病因素隔離在外，是人類數千年來應對瘟疫最傳統、最基本的有效的方法。

古埃及醫學紙草提及瘟疫的方式是描述相關症狀，并提出應對方案，故無法與具體某一次瘟疫事件相關聯。在曆史文獻和考古材料的幫助下，有學者傾向于認為，新王國第18王朝阿蒙霍太普三世在位時期（約公元前1390—前1352年）可能發生過一次瘟疫。這一時期，埃及在東地中海世界的影響力達到頂點。阿蒙霍太普三世在位38年，留下了大量曆史記錄，僅紀念性的聖甲蟲就有200多件，其上的銘文主題包括國王與王後婚配、獵牛、建造人工湖等。他還建造了規模宏大的葬祭廟，以及超過250座留存至今的個人雕像，“門農巨像”就是其中最為著名的兩座。令人意外的是，他在位第12~20年間的曆史記錄是一片空白。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作為戰争和瘟疫女神的塞亥麥特在這一時期的雕像激增，現存超過700座，比國王本人的雕像還多得多。敬奉帶來瘟疫的女神是出于這樣一種邏輯：既然無法征服她，便希望與她結盟，利用她的力量來保護自身。考慮到古代君主報喜掩憂的習慣，阿蒙霍太普三世曆史記錄沉寂的八年，有可能是瘟疫肆虐所緻。在其統治的後半段，瘟疫是否仍時有發生，目前不得而知。另外，他的兒子埃赫那吞在位時期（約公元前1352—前1336年）曾收到一封巴比倫國王的回信，巴比倫王在信中提到埃赫那吞父親的一位嫔妃死于瘟疫。另一封當時的阿拉什亞（今塞普勒斯島）國王寫給埃及國王（有可能是埃赫那吞）的信中說，瘟疫之神殺死了他們所有的銅匠。這類外交書信從側面表明阿蒙霍太普三世和埃赫那吞時期瘟疫在埃及和周邊區域發生并蔓延的可能性。

埃赫那吞是埃及曆史上著名的“異端法老”，曾發動廢黜埃及傳統諸神崇拜、獨尊太陽圓盤神阿吞的宗教改革。傳統上對改革的原因分析多集中于這一時期王權與神權的沖突。如果考慮到瘟疫的影響，這次改革的發生則可能另有一番原委：為了躲避瘟疫嚴重的底比斯，埃赫那吞不得不将都城遷至一處沒有受到瘟疫影響的處女地——位于中埃及的阿瑪爾那城。同時，既然原有諸神不能從瘟疫中挽救國家，國王就需要廢棄舊神，在新都建立新崇拜，是為阿瑪爾那時代的宗教改革。這次改革失敗後，傳統宗教複辟，之後的埃及曆史文獻對埃赫那吞及之後幾位短暫在位的法老采取“除名毀譽”、故意遺忘的記載方式，将這一時期國王的統治時間計入相鄰正統法老的在位時間中，直到現代人對阿瑪爾那城進行考古發掘，方令這場改革事件重見天日。是以，“瘟疫說”為解釋這一時期埃及劇烈的社會變革提供了不同于“政教沖突說”的路徑。

一千餘年後，馬其頓-希臘人在埃及建立托勒密王朝，埃及本土祭司曼涅托受托勒密國王之命，用希臘語寫作《埃及史》。這部書稿今已不存，部分殘篇儲存在其他古典作家的作品中，如公元1世紀猶太史家約瑟夫斯的《駁阿庇安》等。這一版本的殘篇在關于埃及新王國時期的曆史表述中，記載了阿蒙霍太普三世時代曾發生瘟疫事件：國王因清除麻風病人而獲罪于神，麻風病人推舉了一位祭司（名為“摩西”）為他們制定不敬埃及神和神聖動物、與埃及宗教相反的律法，并邀請曾入侵埃及的喜克索斯人從亞洲傳回，與麻風病人一起統治埃及，阿蒙霍太普三世則退避至南方努比亞地區；13年後，國王攜其孫拉美西斯歸來，将麻風病人和喜克索斯人聯盟逐出埃及。羅馬史家塔西佗和其他古代作家所記載的摩西率領部衆建立新宗教律法并離開埃及的故事，盡管在細節上各有不同，但在基本叙事模式上與曼涅托頗為相似。這種模式繼承了将阿瑪爾那時代的埃赫那吞及其後幾位短暫在位的君主從曆史記憶中抹去的做法，并将埃赫那吞發動宗教改革的13年一并劃入其父阿蒙霍太普三世名下。但即便如此，其中的具體情節明顯與阿瑪爾那時代而非阿蒙霍太普三世時代相對應：埃及祭司摩西帶領麻風病人和喜克索斯人占領了埃及13年，這與埃赫那吞實際主導宗教改革的時長基本一緻；摩西為其追随者創立的新宗教處處與埃及傳統宗教相反，這與埃赫那吞的新宗教相似；同時，所謂從努比亞傳回埃及的阿蒙霍太普三世及其孫拉美西斯，暗示的是埃及正統宗教和統治者形象的回歸——此時早已去世的阿蒙霍太普三世代表過去的正統統治者，而拉美西斯則是“13年”之後，下一個王朝聲名顯赫的一系列正統君主的名字。兩個輝煌的正統時代前後相繼，中間由麻風病人和外族入侵者主導的混亂的“13年”，在曼涅托的記載中以最終被驅逐出埃及的方式來處理。

在“文化記憶”理論看來，包括外族入侵、埃赫那吞對傳統宗教的廢棄等古代埃及曆史上那些令人痛心的“創傷”時代會被刻意遺忘，形成一種“加密”的記憶，容易與其他令人不快的事件相關聯。希臘化時代的人口流動明顯增多，在各族群交流日益密切的時代背景下，猶太人的一神信仰與同時代占主流地位的多神宗教迥異，且猶太社團在政治、經濟方面的勢力不斷上升，經常引起周圍其他族群的嫉妒和敵視，在埃及亦是如此。于是，阿蒙霍太普三世時期發端的瘟疫事件雖被長期“抑制”，卻從未被真正遺忘，在希臘化時代的文化記憶中呈現出新的樣态：沾染麻風病的人、來自亞洲的入侵者喜克索斯人、不敬傳統諸神的“異端法老”埃赫那吞，與希臘化時代對猶太人的早期厭惡情緒相遇，這一切雜糅成曼涅托筆下一段時空錯置的記載，并經約瑟夫斯等古典作家的轉述，成為将猶太教中的摩西與埃赫那吞或其追随者相聯系的濫觞，也是弗洛伊德等人論述猶太教起源于古代埃及宗教最重要的證據之一。

與今天的情況類似，瘟疫同時牽動社會諸多面向，這為我們了解阿瑪爾那時代埃及國内外發生的一系列影響深遠的事件提供了一種特殊的可能性，以至于關于這一可能性的記載本身亦成為一種涉及猶太教起源的叙事傳統：摩西率領一群罹患瘟疫的人，與古代埃及新王國曆史上一段持續時間約13年之久的暴政和宗教改革事件密切相關。從這個層面來講，古代埃及的瘟疫記載不僅是醫學史，而且是文化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作者王歡，系上海外國語大學全球文明史研究所副教授

編輯：湘 宇

校審：水 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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