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醒山河》01｜《天演論》是怎麼“做”出來的？

作者：黃克武

出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天演論》的成就并非一蹴即得，而是多次修改的成果。事實上，呂增祥、吳汝綸都對《天演論》翻譯文字的修改、潤飾有重要的貢獻，可謂該書的幕後功臣。

——編者按

《天演論》是怎麼“做”出來的？

嚴複在天津時期，因為準備科舉，具備了中國古典文化與文字運用的修養，同時他比較系統地閱讀西方典籍，對西學有更深入的認識。不久即開始從事翻譯工作，其中使他“暴得大名”的第一個作品，即《天演論》。

随着1898年《天演論》的正式出版，嚴複不但躍居中國“第一流之人物”，同時也獲得國際性的聲望。1899年9月，日本《萬朝報》主筆、專研中國曆史的學者内藤虎次郎（1866—1934，号湖南）至天津通路，通過《國聞報》館主西村博，以及該報記者方若、安藤虎男等人的介紹，與天津“精通時務”的六位名士會面，其中名列首位者即嚴複。從兩人的會談内容，可見嚴複在當時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根據内藤虎次郎在《燕山楚水》中的記載，他在與嚴複見面之前，所得到的相關訊息如下：

嚴複字又陵，福建侯官人，現為北洋候補道、水師學堂總辦。……嚴複年齒四十七，二十年前曾遊日本，十年前遊學英國三年，能英語，已譯赫胥黎之書，名曰《天演論》，已經印行。

兩人見面時，采取筆談的方式，其中論及翻譯問題。内藤氏說閱讀《天演論》之後，覺得“文字雄偉，不似翻譯，真見大手筆”。嚴複則回答：“因欲使觀者易曉，不拘原文句次，然此實非譯書之正法眼藏。”又說：“近所譯《計學》一書，則謹守繩墨，他日書成，當有以求教。”内藤所說的“不似翻譯”一語是對《天演論》的贊美之詞，這也顯示《天演論》在“化西為中”的文字功夫上達到很高的造詣。不過，嚴複也感覺到《天演論》偏重“信、達、雅”翻譯三原則中的“達”，而在“信”方面有所缺失。

《天演論》的成就并非一蹴即得，而是多次修改的成果。在1901年南京富文書局版的《天演論》中，書名由呂增祥題字，内文則有吳汝綸的序言，由此可以顯示嚴複與呂、吳之深厚關系。事實上，呂、吳都對《天演論》翻譯文字的修改、潤飾有重要的貢獻，可謂該書的幕後功臣。

呂增祥（字君止，号皇道山人）乃嚴複“至交”“執友”，安徽滁州人。呂、嚴也是親家，呂的大女兒蘊玉嫁給嚴複的學生伍光建，二女兒蘊清則嫁給嚴複的長子嚴璩（伯玉），兒子呂彥直（曾設計南京中山陵、廣州中山紀念堂等建築）為著名的建築師。嚴複經常與呂增祥“商榷文字”，《天演論》初稿完成之後，嚴複亦曾請呂增祥修改。呂增祥也是嚴複與吳汝綸結交的牽線人。如1897年 3月，呂将《天演論》譯稿從天津帶到保定，請吳汝綸指正。

1900年義和團事件期間，吳汝綸擔心嚴複家庭與《原富》稿本的安危，曾寫信問呂增祥：“嚴又陵如何情形？兩令婿現在何處？盧木齋曾否在省？其所挾又陵《原富》底稿七冊未遺失否？至念！至念！”關懷之情表露無遺。呂增祥則告知嚴複全家南下上海避難，平安無恙。1901年初，呂增祥還幫助嚴複聯系吳汝綸，将修訂後的《原富》稿本，交同鄉鄧太守帶去上海，交還嚴複。

許多人都提到嚴複曾拜吳汝綸為師，學習桐城古文。但實際上嚴複隻能算是吳的私淑弟子，并非入室門生。如果從現存兩人的通信來看，吳汝綸寫給嚴複的信有 8封，最早的一封是 1896年8月所寫，最晚的一封是 1901年6月；嚴複寫給吳汝綸的信有3封，最早的一封是 1897年底，第二封在 1900年，第三封在1901年底。再者 1893年以前，嚴複忙于準備科舉，而水師學堂所在地的天津與吳汝綸擔任知州（1881—1889）的冀州，以及主講的保定蓮池書院（1889—1901）之距離，超過 150公裡，難以當面請教。由此可見，兩人認識無疑是嚴複 1880年到天津之後，但是比較密切的往來，應該是1896年至1903年之間的事情。

嚴複在1900年緻吳汝綸的信中，談到本身中學方面的背景，以及他與吳汝綸的交往。他感歎地說，如果早些遇到吳汝綸，自己在文章寫作上，可能會有更好的表現。嚴先後請吳指正《天演論》與《原富》譯稿，并請吳為這兩本書寫序，1902年，兩人同在京師大學堂共事，直至 1903年吳汝綸過世，才告終止。1903年春，嚴複翻譯的《群學肄言》完稿，拟寄請吳汝綸作序，這時才聽說吳已遽歸道山，嚴複在該書《譯餘贅語》的最後一段中，以充滿感傷的語調，寫下無比的思念與感懷。

在吳汝綸的“獎誘拂拭”之下，嚴複對他深感“服膺”。在晚清文界，吳師事曾國藩，乃桐城派後期大師，不但對古文有很深的造詣，“為文深邈古懿，使人往複不厭”，也是嚴複所謂和郭嵩焘一樣，是極少數的“舊學淹貫而不鄙夷新知者”。嚴複在他的影響之下，仔細研讀姚鼐（1731—1816）所編的《古文詞類纂》、曾國藩的《十八家詩鈔》等書，并進而探究六經，以及曾國藩所推薦的七部典籍：《史記》《漢書》《莊子》《韓文》《文選》《說文》《通鑒》，因而在文字功夫上，獲益良多。

吳汝綸又為嚴複譯稿“一為揚榷”以求“斟酌盡善”，《天演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嚴複寄給吳汝綸請求指正的稿本，現存于北京中國革命博物館，題為《赫胥黎治功天演論》。該手稿為墨書，并以紅、藍、綠各色筆做修改，其中黃、藍色的批注乃吳汝綸所下。吳汝綸為嚴複修改譯稿後，兩人又有書信往返，讨論相關問題。根據這些通信，吳汝綸對嚴複的翻譯工作，至少有以下的幾點建議：一、強調精确的重要性。二、當翻譯精确與文字典雅有沖突之時，吳汝綸主張“與其傷潔，勿甯失真”。三、吳主張參考晉、宋翻譯佛書的先例，将翻譯文本與個人的論述嚴格區分，“凡己意所發明”歸于文後“案語”。四、更改标題：他建議“用諸子舊例，随篇标目”，以明宗旨。五、吳汝綸斟酌字句得失，删除了一些原稿中不妥當之處。

從手稿本修改的痕迹可知，嚴複幾乎完全接受了吳的建議。再者，嚴複接受大部分吳汝綸所拟定的小标題。由此可見，《天演論》以目前的面目出現，吳汝綸扮演了一個非常關鍵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吳汝綸雖不通西文，但是他從中國翻譯傳統所汲取的觀念，使他對翻譯體例、文字精确與典雅等方面，有很清楚的想法。尤其是一方面尊重原作、重視精确，另一方面以“與其傷潔，毋甯失真”的原則來解決信與達雅之沖突，此一想法對嚴複後來的翻譯工作有深遠的影響。

吳汝綸對《天演論》的貢獻還有一個一般人較少注意之處，即《吳京卿節本天演論》一書。該書于 1903年6月由上海文明書局出版。同一年，北京華北譯書局出版的期刊《經濟叢編》第3冊至第6冊，也刊載了《吳京卿節本天演論》。對照此一節本與目前各種《天演論》的版本可知，它實際上是錄自吳汝綸的日記，也就是1897年春天，吳汝綸在為嚴複修改手稿本《赫胥黎治功天演論》時“手錄副本”者。

或許在吳過世後，其子吳闿生（1877—1950）整理其父手澤時發現此一節錄，因而交給廉泉（1868—1931，吳芝瑛之夫、吳汝綸之侄女婿）所經營的文明書局出版。吳闿生指出，“此編較之原本，删節過半，亦頗有更定，非僅錄副也”，這樣的觀察是非常正确的。

如對照嚴譯原文可見：一、節錄的字數隻有原文的三分之一左右；二、吳汝綸删除了枝蔓之後，使文字變得簡潔、緊湊，成為典雅、純正的中文，完全沒有翻譯的痕迹；三、文中以“物競”“天擇”之原則來觀察世變之主旨，顯得非常突出；四、吳汝綸增加了說明段落主旨之小标題，置于節錄文字之後。

此一節本在出版後頗受歡迎，當時有些學校即采用該書為國文教科書。

1905年，14歲的胡适就讀于上海澄衷學堂，他在《四十自述》中說：

澄衷的教員中，我受楊千裡（天骥）的影響最大……後來我在東二齋和西一齋，他都做過國文教員。有一次，他教我們班上買吳汝綸删節的嚴複譯本《天演論》來做讀本。這是我第一次讀《天演論》，高興的很。他出的作文題目也很特别，有一次的題目是“物競天擇，适者生存，試伸其義”。（我的一篇，前幾年澄衷校長曹錫爵先生和現在的校長葛祖蘭先生曾在舊課卷内尋出，至今還儲存在校内。）這個題目自然不是我們十幾歲小孩子能發揮，但讀《天演論》，做“物競天擇”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個時代的風氣。

《天演論》出版之後，不上幾年，便風行到全國，竟做了中學生的讀物了。讀這書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學史和思想史上的貢獻。他們能了解的隻是那“優勝劣敗”的公式在國際政治的意義。……幾年之中，這種思想像野火一樣，延燒着許多少年的心和血。

胡适的經驗應該有其代表性。《吳京卿節本天演論》除了由文明書局印行出版，還有一些人親手抄錄，蘇州大學圖書館即藏有一手抄本。這顯示吳汝綸的節本對于《天演論》的傳播，尤其是從“‘優勝劣敗’的公式在國際政治的意義”來了解該書，起了極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