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根
結婚率又一次降到了谷底。
根據民政部最新釋出的統計季報資料，2021年大陸結婚登記資料為763.6萬對。這是繼2019年跌破1000萬對、2020年跌破900萬對大關後，結婚登記資料再次跌破800萬對大關。這也創下了1986年以來結婚登記資料的新低，僅為2013年最高峰的56.6%。
無疑，婚姻作為一種情感關系的締結，既是一種制度，也是窺視文化和社會變遷的視窗。現代化程序的推進，讓婚姻的變革随之而來。可以說，過去幾十年中國的婚姻變化是空前的，而婚姻的變革要把婚姻的未來推向哪裡，還是個未知數。
現代婚姻意義之變
婚姻的變革表現在許多方面，其中，最敏感也最重大的改變大概就是對婚姻認識的改變。
美國社會學家Andrew J. Cherlin曾研究過美國的婚姻意義的變化。基于美國的婚姻曆史，他認為婚姻意義已經曆了3個階段的流變：
第一個階段Andrew J. Cherlin稱之為“制度化婚姻”。這個時期，婚姻是社會分工的結果。女性需要男性來維持生計，男性需要女性來照看家務，婚姻的首要目的并不是個人需要和男女之欲。人們通過婚姻積累資源、鞏固财富、建立同盟，婚姻是更大的政治和經濟同盟系統中的一環。當然，這個時期的婚姻也更為保守——人們隻有在結了婚之後才可以發生性行為，才可以生孩子和養孩子。
從19世紀50年代開始，婚姻開始轉變成為一種陪伴式的婚姻關系，人們開始強調夫妻雙方不僅是彼此的夫妻，更是彼此的朋友。造成轉變的原因，主要是家庭分工的改變，受到市場經濟的影響，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從家務中解脫出來走向社會，和男人一樣成為支撐家庭的人而非被供養的人，轉變自然而然發生。
而到了近幾十年，随着女性的教育水準越來越高，婚姻的觀念又發生了進一步的變化——個人式婚姻。于是，個人主義的興起，讓親密關系不再像父輩一樣與衆多因素相關，而變得隻與個人有關。在這樣的婚姻中，人們強調的是個人的自我成長，不支援為了婚姻而犧牲自我。
雖然有例外情況，但絕大多數情況下，它已經是一種純粹的、個體與個體之間的關系。這種關聯反應在婚姻關系裡，就很自然地成為了既要戀愛的甜蜜，也不放棄個人的“獨立”和“開放”，“自我”并不為任何人臣服。即便是在婚姻中，人們也如同掃雷般地排除着可以預估的束縛和對個人利益産生的威脅。
中國也分别經曆了類似的幾個階段。在大陸傳統社會中，血緣宗法制度綿延千年，家庭倫理觀念較為強烈，而這種制度主要依托于婚姻和生育形成。
盡管婚姻屬于個人化的私事，但中國并非一個宗教社會，因而婚姻自古以來都受到制度和習俗的制約。春秋時期齊桓公就曾下令“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宋代初規定“男年十五歲，女年十三歲，聽嫁娶”，儒家文化更是将“齊家”作為“治國、平天下”的前提。
然而，20世紀90年代，市場化改革和經濟發展沖擊國人的價值觀與婚育觀，在最近的幾十年間，社會經濟因素對婚姻行為的作用力增強，婚姻變革拉開序幕。目前一代的年輕人的婚姻觀，已經走到了第二甚至第三階段的位置。比起父母了解中的“結婚搭夥過日子”，當代年輕人更在意，在這段婚姻中個人能否獲得快樂，又能否獲得成長。
基于婚姻意義認識的變革，影響着年輕人結婚的意願，這也就不難了解為什麼在現代，願意結婚的人會日漸減少。
阻礙結婚的理由
當然，婚姻的變革不是單因素作用的結果，婚姻的變遷還受到婚姻可獲得性、可行性等多方面的互動影響。
婚姻的可獲得性主要取決于适婚人群總量、婚配人口性别比等人口結構的影響。一方面，結婚人數快速下降，與适婚人群總量減少有關。從近四十年資料看，大陸出生人口在經曆1987年這一近40年的最高峰之後，連續多年下行。也就是說，随着95後乃至00後進入到婚育階段，處于适婚年齡的年輕人數量也在下降。
另一方面，當适婚年齡的性别比出現失衡，婚姻市場就會受到男性相對于女性的“供過于求”或“赤字”的影響。男多女少，一直都是大陸人口結構面臨的最大問題之一。20世紀80年代以來，大陸人口出生性别比出現持續偏高趨勢，導緻進入适婚年齡後婚配性别比的失衡。
“七普”資料顯示，在2020年20-34歲年齡組的未婚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出2400餘萬；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21，性别比超過110的年齡段集中在0-29歲，對應的正好是正在成為婚姻、生育主力“Z世代”群體，其中，性别比最失衡當屬00後，15-19歲群體的性别比高達116,10-14歲的也超過115。這将在很大程度會影響男性配偶的可獲得性，造成婚姻擠壓。
從可行性來看，經濟發展固然帶來了觀念進步，但伴随着經濟發展，也滋生出了一系列社會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極大降低了年輕人的結婚意願。
作為婚育主體的“70後”和“80後”是第一代獨生子女，成長于經濟高速增長階段，享受着改革帶來的紅利；但“90後”和“95後”們的婚育行為卻發生在經濟高速增長之後的轉型期。而在這一時期，住房制度改革和高等教育擴招讓年輕人在提高受教育程度、延長受教育年限的同時，也要面臨一路攀升的房價和巨大的就業壓力。
目前，在中國，結婚生育，就意味着将開啟高房價、高物價、高生育成本的階段，在這樣的情況下，單身反而成為了更好的選擇。就房價而言，在過去十多年裡，中國的房價經曆了一個讓人心跳的上漲，尤其在一線城市，以年輕人的收入，要麼望房興歎，要麼背負着沉重的房貸。
就生育成本來看，無論是立業在先還是成家在後，或者相反，隻要結婚就必然面對生兒育女的問題，除非不要孩子，但丁克族在年輕人中畢竟不多，大部分丁克家庭也是因為生育成本高而不想生小孩。高生育成本雖然和高房價也有關系，但在養育孩子的過程中其他成本特别是教育也是一筆不少的負擔。
在競争激烈的時代，每個人都想給小孩提供最優質的教育，而優質教育是需要财力才支撐得起的。養育孩子也有時間成本，影響職業發展，如果沒有老人幫忙照看孩子，隻能請保姆或者夫妻有一人在家帶小孩，這都是生育成本，特别是後者，有時甚至意味着要放棄職業發展。可以說，在加速内卷的今天，年輕群體“安居樂業”的難度較之父代已然更高。
婚姻變革推動社會變化
結婚率不僅受到時代、社會、家庭、個體各種因素的互動影響，也反作用于這個時代、人類社會，以及家庭和個體。
婚姻變革帶來的諸多後果中，生育首當其沖。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資料中，2021年末，全國人口14.12億人，比上年末增加48萬人。全年出生人口1062萬人，人口出生率為7.52‰；死亡人口1014萬人，人口死亡率為7.18‰；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34‰。創下1978年以來的曆史新低，全年淨增長僅48萬人。
而這一趨勢幾乎是不可逆的，在人口的慣性下，每一年育齡女性的人數都會比前一年更少。而更無法逆轉的是伴随着低生育率而來的心态變化，人口學家将這種心态稱為“低生育陷阱”，即假使一個社會有一代人以上的生育率都低于1.5，那麼這一比率就會成為新常态，而這是一種幾乎無法改變的常态。
婚姻變革還會改變家庭的結構、關系和功能，進而影響家庭的發展。婚姻是家庭生命周期的開端，婚姻行為的變化最先改變家庭系統的規模和結構。“六普”資料顯示，2010年大陸平均家庭戶規模是3.1人，2020年的“七普”資料降低至2.62人，家庭規模進一步小型化。
在這樣的背景下，家庭的居住方式也呈現多樣化，未婚群體可以繼續生活在原生家庭，也可能選擇獨居或是同居，家庭不再隻是血緣或是姻親的生活共同體。生育、養育、贍養等家庭承載的傳統功能都受到影響，家庭的良性發展受到制約。
不僅如此，随着數字時代的降臨，網際網路、人工智能與每個人的生活都緊密相連，婚姻中最重要的因素陪伴，都可以由技術代勞。現在，陪着我們的或許還是網際網路的虛拟網友，但未來，與我們對話的卻可能是高度智能的兩性機器人。
而當兩性機器人足夠代替伴侶時，男性女性一直穩固的“共生關系”将變成一種持平的“競争關系”。未來，甚至将再不複“家庭”的觀念，因為每一個由夫妻雙方組成的家庭，屆時都将變成社會上一個又一個獨立的“個體”。
當人們越來越依賴技術帶來的便利性時，便越來越能從親密關系的共同體中脫落出來，人和人之間也将變得越來越原子化，生活本來是複合的有機體，但這種社會結構把人際關系做了切割。
婚姻變革正如人口轉變一樣，都是現代化程序的必然産物，是時代變遷之下人們價值觀最直接的反映，既無法阻擋，也不可逆轉。是以，我們不僅要關注影響婚姻變革的因素，還要做好準備來應對婚姻變革帶來的社會經濟後果，不管婚姻變革将把人類社會推向怎樣的未來，我們都需要做好相應的準備，去迎接未來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