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過去，中國的生育政策幾經調整，在此過程中，受教育程度提高、婚姻成本競争加劇、自我意識覺醒等複雜因素交織，結婚，越來越成為年輕人生活的一種“備選項”
2022年2月22日，北京朝陽區民政局婚姻登記處外大批新人排隊等待登記。圖/視覺中國
文 | 《财經》記者 金贻龍
編輯 | 朱弢
33歲的鄭立寒覺得，現在的北漂單身生活挺好。
她每天上午9點出門，如果工作不忙，通常能在晚上7點下班，回家簡單吃點速食後，一個人在房間裡，看書、做直播。到了周末，她喜歡參加心理沙龍，和朋友們暢聊痛飲。
從2009年離家上大學算起，鄭立寒已經在北京獨自生活了12年，從事過前端開發、網站編輯、新媒體營運等不同工作。盡管也會有“催婚”壓力，她卻顯得頗為淡定，“人生有那麼多大事要做，我為什麼非要先結婚生孩子？”——這或許是新一代年輕人婚育态度的縮影，與父輩們當初的選擇不盡相同。
鄭立寒的父母出生于20世紀60年代，他們的成長環境充滿了集體、宏大叙事，講究奉獻精神，受“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傳統觀念影響，那個年代，在20歲左右的年紀結婚生子，幾乎是人生“必選題”。
幾十年過去，中國的生育政策幾經調整，在此過程中，受教育程度提高、婚姻成本競争加劇、自我意識覺醒等複雜因素交織，結婚，越來越成為年輕人生活的一種“備選項”，更多像鄭立寒一樣的适婚人群，在都市裡獨居，過着單身生活。
民政部最新公布的資料顯示，2021年，中國結婚登記763.6萬對。這是在2019年跌破1000萬對、2020年跌破900萬對後，又跌破800萬對，同時也成為民政部自1986年開始公布結婚登記資料以來的曆史新低。
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南開大學經濟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指出，結婚登記數量下降背後是晚婚、不婚和獨居，這并非新現象，而是人口發展規律的必然結果，世界各國都經曆過類似情況。從中國現實情況來看，初婚年齡推遲、适婚人口總量減少，是影響結婚人口數量的基礎性因素。可以預見的是，随着結婚人數逐年減少，将直接壓低出生人口數量，同時對家庭領域的消費産生一定影響。
2022年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周燕芳提出建議，加快建立健全家庭社會友好的政策體系，其中提到的關于“鼓勵和保障在校碩士和博士生結婚生育”引發社會熱議。《财經》記者采訪了幾位年輕人，除了尋找獨居或晚婚的原因，也試圖展現當代年輕人的婚戀困境、對生育的思考，以及他們對于生活方式的選擇。
“為什麼非要結婚生子？”
北京五環外，鄭立寒以每月2000元的價格租了一個10平方米的單間。房間面積不大，卻容納了小書桌、1.5米寬的床，還有衣櫃、空調……總之，該有的家具一樣不少。“夠我住了，以前也是這麼過來的。”聽起來，她好像習慣了現在的獨居生活。
下班回家路上，鄭立寒習慣到商店買螺蛳粉、餃子等速食，替代晚餐，那款網購的1L電鍋正适合她一個人用。
鄭立寒是在2021年9月搬到這裡的，主卧和次卧也都住着單身室友。除了能大概猜出對方的年齡，幾個住在同一套居所的年輕人彼此并沒有更多接觸和了解。這種互不打擾的室友關系，反倒讓鄭立寒覺得輕松。
七年前，鄭立寒的狀态不是這樣的。她當時在一家汽車服務公司做營運，那個時候，O2O大戰正酣，公司融了不少錢，于是大規模招兵買馬。可是風口來得快去得也快，才轉正四個月，她就被裁員了。同年，她又進入一家能源創業公司，但老闆的新項目投資失敗，她再次被裁員。
“腦子一片混沌狀态，覺得自己不夠好。”鄭立寒形容當時的心情。那一年，她26歲，正值女性在婚戀市場的黃金期，母親不時地在電話裡催她找對象，父親也傳來生意失敗的消息，當這些情緒堆積到一起，她發現自己患上了中度抑郁。
鄭立寒扭轉抑郁的方式是自我學習。從2017年起，她看了許多與親密關系相關的書籍和電影。一年之後，本是計算機專業的鄭立寒決定轉入心理情感咨詢行業。春節回家，親戚們聊起她的工作，有些不了解：“你都到結婚生子的年齡了，為什麼還要折騰？”“幹得好不如嫁得好。”鄭立寒坦言，她确實被這些說辭影響過，也曾因年齡而焦慮，但參加幾次心理沙龍後，她松了一口氣，因為好幾位優秀女性都是四五十歲，仍在追求事業和愛情，“為什麼非要結婚生子呢？我們的價值不應該被他人定義。”她說。
“随着社會發展的多元化，年輕一代有了更多人生目标，不再是‘嫁漢嫁漢穿衣吃飯’，他們更注重精神層面的滿足。“上海大學社會學院教授計迎春長期研究中國的婚姻家庭問題，在她看來，獨居作為一種生活方式興起，實際上也反映了婚姻的傳統功能逐漸解體，以及婚戀觀念的時代變遷。
據民政部統計，2019年，中國單身成年人口數量高達2.6億人，其中有8000萬人像鄭立寒一樣處于獨居狀态。
獨居的日子裡，鄭立寒在知乎、抖音、微網誌上發視訊、寫文章，戲稱自己是“十八線村花”。她講述自己原生家庭的故事，也分享對婚姻與家庭的了解。“我不擔心别人怎麼評價我，我比以前更勇敢和敞開了，也更接近真實的自己了。”鄭立寒現在是一個有着3萬粉絲的心理咨詢部落客。
但當被問及是否已經準備好不婚時，鄭立寒想了想：“結婚、不婚，都是走走看看，沒有遇到合适的就（先）單着。”對于現階段的她來說，比起簡單地确定一段關系，尋找自我更加重要。
城市相親角的日常
鄭立寒在南方長大，母親塑造着傳統的賢妻良母形象，從小給她灌輸“女孩子要獨立”的思想。她努力讀書，20歲那年考上了中華女子學院，這所大學是全國婦聯培養婦女幹部和婦女人才的地方。入學後，她慢慢意識到，原來女性也可以參與社會競争，不必整天圍着家庭轉。
那時，她喜歡看納蘭容若的詩歌，被裡面描述的愛情吸引，曾向男生表白，也被一些男生追求過，但每段感情都隻能維持幾個月，遠未走到談婚論嫁的地步。“我向往真正的愛情，也不排斥相親，談得越多，經曆越豐富。”這是鄭立寒的一貫态度，可是過了30歲，她發現，女性會因年齡被男人挑來挑去，從這一點來說，在大城市接受過高等教育的鄭立寒，可能并不比農村一些早婚女孩要幸運多少。
有一年鄭立寒回家考公務員，親戚借機給她張羅了一個相親對象，對方30多歲，武漢本地人，有房有車，無貸款，父母均有終身俸，家裡開着棋牌室，收益穩定。見面那天，男孩穿着名牌，似乎在顯示某種實力。“人家看我這條件馬上沖過來……我還可以找20多歲的小姑娘”，“跟了我，你就不用為房子奮鬥了”，對方在談話也頗有優越感。
鄭立寒承認，物質對維持婚姻穩定性固然重要，但這不該是考慮的首要因素，不過她當時沒有說出口，隻問了一個問題：以後家務誰做？男孩脫口而出—— “誰工資低誰做。” 實際上，對方每月工資隻有4000多元，抛開他的高中學曆，這個回答卻讓鄭立寒瞬間感到一種不平等，在年齡面前，她的情緒、性格、愛好統統都不被“看見”。
鄭立寒所遇到的失衡，在常人看來帶有戲劇色彩，但走進今天蔚然成風的城市公園相親角，你會發現這不過是日常，且那麼真實而自然地上演着。《财經》記者循着一個周五的“出攤”時間，探訪了北京天壇公園七星石——據說這裡是北京規模最大的相親角。
穿過一條小徑，放眼望去，擠滿着上了年紀的男女，他們人手一份A4紙大小的“履歷”，上面寫着子女們的征婚資訊，有的直接挂在脖子上，俨然一個明碼标價的市場。偶有紅娘混迹在人群中：“小夥子，來，加個微信，阿姨給你介紹女孩認識。”
從擺在路邊的“履歷”來看，女孩們的出生時間大多集中于1980年-1990年；清一色的擁有京戶；均就職于央企、事業機關、金融機構、科研院所或網際網路大廠；大部分畢業于重點大學，其中不乏海外名校，最低也是211大學學曆。
按理說，這樣的條件應該算得上婚戀市場中的優質人群，但為什麼會成為“剩女”？這一現象引起了計迎春的關注。2019年前後，她帶着研究團隊到上海人民公園相親角調研，一個有趣的發現是，很多父母其實是瞞着女兒來的，有的一來就是十幾年，但是他們的女兒好像并不着急進入婚姻，甚至覺得到相親角征婚是一件丢臉的事。雖然已經30多歲，超過了晚婚年齡。
2019年出版的《單身時代》一書中，複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社會學系特聘教授王豐估計，在中國的城市中，至少有700萬年齡在25歲至30歲之間的女性從未結過婚，她們都集中在一線城市裡，北京、深圳和上海排在前三位。
對于“城市剩女”現象的出現，一種解釋是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根據教育部統計，無論大學、碩士還是博士階段，女性的入校比例都比男性高。
原新向《财經》記者坦言，“現在是一個競争激烈的社會，無論是為了獲得更高薪資的工作崗位，還是讓自己在婚戀市場中更有優勢，接受高等教育已經成為普遍選擇，男性和女性都是如此。” 這将不可避免地延長畢業時間，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壓縮戀愛機會，并進一步減少結婚機率。
中國經曆了農業經濟到工業經濟的過程，如今正在向知識經濟轉變，這勢必對勞動者提出更高要求，受教育程度提高也是社會所樂見的，但随之而來的問題是，大城市相親市場優質男青年稀缺。相親機構陌上花開HIMMR釋出的五周年使用者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3月，在該平台“挂牌”的嘉賓男女比例約為29∶71。計迎春也發現，上海人民公園相親角看似很熱鬧，其實混雜着不少婚介所的人和網絡部落客，除去這些，擺攤資訊當中，男女比例大緻為2∶8。
在相親角，年齡是一個敏感話題。《财經》記者探訪時聽到這樣一段對話：“85（年）的呀，不要不要，我們隻考慮86（年）以後的。”面對大同小異的征婚資訊，為什麼對年齡格外苛刻？計迎春提供了一種解釋：雙方的擇偶标準并不完全一緻，盡管都是為子女張羅婚事。
根據計迎春的觀察，通常情況下，男方在考慮年齡是否般配時，更多是将女性與生育能力、基因水準、教育孩子的能力挂鈎，他們雖然不一定要求女性有多高收入，但是期待有一定學曆；而女方則看重男性否有本地戶口、獨立住房、經濟能力和身高，對年齡差距倒不太看重。
學者鄒小華、李明桧撰文指出，不能簡單地把大齡優質未婚女性較高的擇偶标準歸結為她們的觀念問題或者是“拜金”行為，而應該看到這實際上是社會結構的原因。
上述兩位學者在一篇論文中表示，中國以二進制戶籍制度為基礎的勞動力市場的多重分割，造成了薪酬制度、就業制度以及社會保障制度的差異，使得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城市勞動力以及農村勞動力很難流入城市中較高層次的勞動力市場，也就難以享受高層次勞動市場所具有的醫療、養老、子女教育等各個方面的社會福利。而處在較高層次勞動力市場的大齡優質女性，不願意選擇較低層次勞動力市場的男士作為其配偶，在沒有滿足其期望名額的男士出現的情況下，她們甯願單身。
讓計迎春印象深刻的是，多年前，在做另一項“城市剩女”主題研究時訪談過一個女孩，她通過中間人介紹認識了一個男孩，兩人在首次約會中聊得很投緣，但第二次約會時，女孩告訴對方自己的年齡後，就沒有了下文。
和《财經》記者聊起這個案例時，計迎春的内心仍有些不平，“這女孩是大公司裡的中高層上司，性格爽朗，長得也漂亮，倆人經濟條件也相當。” 為了吸引關注，有的女孩家長甚至将100萬元以上的真實年薪“降”到30萬元，可即便如此，物色一個合适的對象也并不容易。
随着“90後”年輕人不斷湧入，現在這批“80後剩女”的處境将更加尴尬，但她們所面臨的問題又遠不隻是結婚。
“婚姻市場”擠壓了誰？
事實上，婚戀困境不隻發生在城市公園相親角，在中國更廣闊的農村地區，還散落着衆多大齡未婚男青年，他們有着相似的特點：30多歲，高中以下學曆，外出務工，拿不出高額彩禮。
自1982 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公布後，因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導緻的婚姻市場中男女婚配問題就持續引發社會關注， “婚姻擠壓”“剩鬥士”等新詞層出不窮，一些學者紛紛預測未來會有多少男性無法找到配偶，數量從500萬人到5000萬人不等，這場争論至今仍然沒有停止。近年來，各大媒體又提出“光棍村”的說法。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人口發展“十一五”和2020年規劃的通知》中提到，到2020年，預計20歲-45歲男性将比女性多出3000萬左右。
在自然情況下，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一般介于103-107之間。20世紀80年代前，中國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基本正常，1982年開始出現偏高勢頭，此後逐年攀升，到2004年沖到最高峰121.18。盡管自2009年開始有所下降，但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下稱“七人普”）顯示，2021年，中國出生人口性别比為111.3，仍屬于超正常性别比。
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楊華認為，中國出生性别比超正常化主要源于農村出生性别比的快速升高。他在一項研究中指出，農村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社會後果并不是一開始就顯現出來，而是等待“80後”進入适婚年齡後才逐漸暴露出來的，而“90後”“00後”超正常性别比的局面就更嚴峻，其直接後果是一大批适婚男子無法找到配偶。
2020年底，楊華回湖南農村老家時聽到一個故事，他們家村落旁邊的工地上，一位中原籍中年勞工深夜痛哭，小包工頭跑過去問起原因，這位勞工說，他有三個兒子，都到了結婚年齡，大兒子結婚時，女方要了30萬元彩禮，按照這個價格，即便彩禮不漲、女方不要新房，無論他怎麼努力，後半輩子也賺不到二兒子、三兒子結婚要的60萬元彩禮。
“彩禮任何時期都有，給多給少至少是個“意思”，這個“意思”原來是納彩，象征吉利，現在逐漸失去它原有的文化含義，變成了讨價還價的市場交易。盡管沒有人會認為自己是一件商品，也沒有哪個父母會認為自己是在賣女兒，但在現實生活中，如果談到手的彩禮比鄰家少，就會在心理上覺得不平衡，甚至會琢磨：我們家女兒難道就是便宜貨嗎？”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劉燕舞向《财經》記者分析，這種現象反映了婚姻市場的形成。
劉燕舞長期研究家庭社會學、農村社會學與鄉村治理，他發現，傳統的本地婚姻市場中，一般方圓5公裡-10公裡左右就是一個婚姻圈，20世紀60年代及以前出生的人，結婚半徑普遍在這一範圍内，市場邊界相對封閉，基本遵循着“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男的願娶，女的願嫁”的傳統，彩禮容易形成相對固定的标準。
學者李永萍在河南、山東、山西等北方地區的農村做過調研，以2016年5月至6月調研的豫北南村為例，20世紀60年代，當地彩禮标準是“六件衣服六斤棉花六張布”，當時價值50元，到了80年代，部分條件較好的家庭在彩禮中開始興起縫紉機等簡要家具。
如今在中國一些農村地區，彩禮的性質已經變了味。劉燕舞說：“現在的婚姻市場是全國性的，2010年前後，随着‘90後’進入結婚年齡，各地彩禮出現明顯上漲，有的地方稍早，大約在2005年就開始了，現在已經處于一種泡沫化狀态，大家的普遍心理是通過一錘子買賣，為新婚夫婦争取盡可能多的物質支援。”而高昂的彩禮要價，也為新一代農民工進城買房、讓子女接受城市教育提供了可能。
劉燕舞所說的全國婚姻市場形成背後，有一個不容忽視的背景。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打工經濟”逐漸興起，中西部地區的大量農村勞動力向東部沿海地區轉移，意味着女性婚姻資源同時加速外流，傳統通婚圈失去平衡。這些因素對本地婚姻市場形成擠壓，進一步擡高了2010年以後的農村适婚性别比，加劇了農村婚姻市場競争。
“新一代農民工進城後，就業性質發生了變化，生活方式出現反差，他們從一個自由的農民變成了有紀律限制的産業勞工，雖然身在城市，但是人際圈相對單一，原有的親緣、血緣關系變得疏遠。” 原新表示，當家庭和社會不能提供更多支援時，這一代人年輕人找對象反而比過去更加困難。
更為嚴峻的現實是，根據楊華的研究，農村“90後”不僅性别比要普遍高于“80後”，而且還比“80後”少了300萬人。在這種情況下，農村男子要想留住本地女孩，或者吸引外地女孩，就得付出更高的代價。
26歲的小董是湖北鐘祥人，2018年從武漢一所高校畢業時，當地正掀起一場聲勢浩大的“搶人大戰”，但猶豫過後，農村出身的他還是選擇到經濟更發達的江蘇闖蕩，原因很簡單：“女友是那邊的。”
這是他的第一任女朋友，兩人是在打遊戲時認識的，如今戀愛已經四年。“她性格很溫柔，容易溝通，不是那種非常追求物質的人。”這是小董喜歡的類型，他打算奔着結婚去。為維系感情，他會在周末與女朋友相聚，其餘時間一心撲在工作上。
眼下，小董的日子不太好過。他聽說，女朋友的表妹将來結婚，男方大概要出80萬元彩禮，“人家（女朋友的表妹一家）開公司的，條件不錯，嫁妝絕對要超過100萬元。”小董的女朋友父母是江蘇南部某縣城的普通上班族，比較通情達理，現在還沒有明确彩禮數額，但小董心裡明白，彩禮多少要意思點，老家村裡近些年的标準在7萬元左右，江蘇這邊估計會高一點。
對于現階段的小董來說，最要緊的是攢錢買房——這既是女方提出的結婚條件，也是小董證明自己能在這座城市立足的一種方式，計劃買一套總價80萬-90萬元的房子。按照目前這個價格，他要準備20萬-30萬元的首付。
一想到這些，畢業才四年的小董就覺得有壓力，而在老家的父母已經50多歲，能提供的支援也有限，是以他每天下班之後還會兼職送外賣掙點外快，“我們90後結個婚壓力太大了，争取早點買房吧，明年或者後年。”
晚婚時代來了，影響幾何？
在愈演愈烈的婚戀市場競争中，小董算是幸運的，在适當的年紀遇到了願意等自己的女孩，但對于更多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輕人來說，光是建立起對婚姻的信心已經殊為不易。在沒有做好準備之前，他們隻能無限推遲結婚年齡。
南京建邺區民政局婚姻登記處婚姻家庭輔導師吳俊見過太多因婚姻而焦慮的年輕人，其中一些讓她印象深刻。2021年12月的一天，女孩安子（化名）來到這裡，先是細數男朋友對她的好，“我下班他就來接我，我想吃什麼他都給我買，我覺得下輩子都找不到這麼好的男人了……”吳俊豎起耳朵，聽安子絮說了20多分鐘，她心想：“既然人家對你這麼好，那你到底在猶豫或糾結什麼呢？”當吳俊把這個問題抛給安子時，這個28歲的女孩心事重重，“結婚之後，他會不會對我不好？會有這麼一天嗎？”
安子的困惑可以看作是當代年輕人恐婚的一種表現，但吳俊沒有急于下判斷，從事婚姻咨詢工作五年，她更想知道“大家為什麼恐婚？”在随後的咨詢服務中，吳俊得知，安子的閨蜜三天兩頭向她吐槽婚姻的不快，而弟弟結婚一年多就鬧離婚，受這些負面情緒影響，安子在“結與不結”之間躊躇了好幾年。
一開始，南京建邺區民政局婚姻登記處設立的婚姻家庭輔導室隻提供離婚咨詢，并做一些挽救工作，但從2018年起，像安子這樣的咨詢者越來越多，是以現在增加了婚前輔導、單身交友會等項目，希望加強适婚青年婚戀觀、家庭觀教育引導，而這正是民政部“婚俗改革實驗”所倡導的方向。
幾年下來，婚姻家庭輔導師們從中看到了新一代年輕人婚戀觀的變遷。吳俊記得，有一次她們邀請當地高校學生參加單身交友會，其中不乏碩士生、博士生，電話打過去，得到的回答卻是“老師，我們沒時間，談戀愛好沒勁，科研更有意思。”用這些女生的話說，在當下這個時代，男性對于婚姻、家庭的功能越來越弱化。
吳俊了解這種心理。她說：“很多90後都是獨生子女，從小在溫室長大，成年後，他們迫切地想要自己做主，誰都不想遷就誰，既然一個人也能解決自己的生活，就沒必要依附另一半。”而越來越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和便捷到家的社會服務，也颠覆了傳統的“養兒防老”觀念。
雖然自給自足的獨居生活方式在年輕人群體中日益流行，但吳俊提醒，随着年齡的增加，可能會降低人的社交能力，并進一步引發孤獨症等心理問題。
30歲的陳成（化名）是一名害怕孤獨的男子。四年前，他在一家媒體當駐京記者，因為不用坐班，每天一個人窩在機關租的160平米的三房間裡，早晨起床後，第一件事是看新聞，在各類新聞用戶端之間切換，從中找選題、寫稿，和總部上司線上溝通，肚子餓了就點份外賣。這樣的生活讓陳成倍感焦慮，他希望身邊有個人能說說話，一些朋友甚至開玩笑，建議他把剩下的兩間卧室租出去，至少有個伴。在此之前，他有過一次短暫的異地戀，但沒有結果。
北漂六年，陳成認識了不少人，微信好友數量從大學時期的100多個漲到現在的2800多個，但很多同齡女生隻是備注了姓名和機關，并沒有深交。在他看來，之是以長期單身，與自己偏内向型性格和對男女情感的認知不足不無關系。
從27歲起，陳成的“脫單”欲望更加強烈了。他先後購買過兩家網際網路相親項目的會員服務，花費過萬。一開始，他覺得這是一筆值得的“投資”，但參加幾次相親活動下來，卻有一種“被勸退”的感覺。
在一次集體相親會上，男女嘉賓對視而坐，進入自我介紹環節，幾個東北男生一口氣講了十幾分鐘，即興表演的“二人轉”把大家都逗樂了。輪到陳成，他發現自己連個笑話都講不出來。走完流程後，一個有眼緣的女孩也沒遇到。
“我想早點結婚，以後也會要孩子。”陳成坦言，這個決定來自他的内心驅動，早在2020年，他就在華中地區一個省會城市購置了婚房，以他現在的收入狀況，房貸也負擔得起。不過要想留在北京，戶口是個大問題，而回老家，他不确定能找到滿意的工作。
“随着城市發展，經濟水準提升，青年男女的壓力日益增大，這種壓力既有來自經濟層面的，也有對未來生養子女、教育子女的恐懼，這意味着結婚後的責任與付出越來越大，能承擔這種責任的人越來越少。”黑龍江哈爾濱市南崗區民政局局長趙曉春回複《财經》記者采訪時稱，當地結婚率逐年下滑，初婚年齡推遲現象明顯，晚婚現象越來越突出。
從更大範圍來看，根據賀丹、張許穎、莊亞兒等人的一項研究《2006-2016年中國生育狀況報告——基于2017年全國生育狀況抽樣調查資料分析》顯示，中國女性的初婚年齡從2006年的23.6歲推遲到2016年的26.3歲，十年間上升了2.7歲。2006年以來，中國生育旺盛期女性已婚比例持續下降，20歲-29歲女性的已婚比例從2006年的66.8%降至2016年的55.2%；20歲-34歲女性的已婚比例從77.9%降至68.5%。
“婚姻推遲已經成為中國低生育率的決定性因素。”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陳衛接受《财經》記者采訪時表示，東亞文化地區結婚和生育呈現強關系，結婚率下降、初婚年齡推遲必然導緻生育率下降。
目前，少子化已經成為全球共同面臨的危機，但相比之下，中國的少子化轉變尤為迅速。“七人普”資料顯示，2020年，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僅為1.3，已低于學界共識的1.5的低生育陷阱“紅線”。
但如果單純将原因歸咎于女性，在計迎春看來并不可取。“晚婚晚育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的必然選擇，關鍵在于我們的支援手段如何變得更有吸引力。”她表示，受父權制文化影響，家庭内部傳統性别分工方式在今天仍在持續，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女性在勞動力市場和家庭中的雙重地位和雙重負擔，這是一個死結，在如今低生育的讨論中，有必要納入性别視角，關注想生育但有顧慮的人群。
原新認為，從統計數字來看，中國有14億的人口總量和近9億的勞動人口，人口規模依然龐大，即便人口出現零增長甚至負增長，短期内也不會對經濟産生巨大沖擊，是以不必過度恐慌。但需要注意的是，網際網路浪潮下成長起來的這一代年輕人，不在意“傳宗接代”了，不願意讓後代經曆自己正在參與的激烈的城市社會競争，這才是真正警惕的地方。
原新指出，從短期來看，越來越多年輕人選擇晚婚、不婚，但這一群體的占比仍然較小，對經濟的影響較小。但是從長期來看，他們很容易形成閑散的人生态度，認為隻需要養活自己，更關注自身消費，比如娛樂、旅遊等，可能會進而影響工作動力，乃至對于社會經濟産生一定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