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松浦文學獎”獲得者羅偉章：寫作就是潛水，碎片化資訊有損精神

第十三屆“萬松浦文學獎”日前揭曉，劉玉棟的短篇小說《芬芳四溢的早晨》、羅偉章的中篇小說《鏡城》、樹才的詩歌《雅歌》、龐餘亮的散文《在那個濕漉漉的平原上》、叢新強的評論《文學生活：全球對話主義語境中的文學路向》分别獲得小說、詩歌、散文、理論獎等。

公開資料顯示，“萬松浦文學獎”由萬松浦書院、魯東大學、山東教育出版社、山東文學館聯合主辦，為獎掖華語寫作而設。

獲獎者羅偉章是四川達州人，現為《四川文學》主編、四川省作協副主席。羅偉章告訴紅星新聞記者，其獲獎小說《鏡城》原載于《鐘山》雜志2021年第5期，講述了“一個小鎮人物到全國各地漂泊的故事。”萬松浦文學獎評價稱，“羅偉章以曆史與當下、城市與鄉村、現實與虛構的多重鏡像，構築了一座小說的《鏡城》，以‘劇中劇’的方式呈現一種亦真亦幻、亦夢亦覺、生與死交替、曆史與現實往返的生存狀态，在個人遭遇與家國曆史的回憶和想象中，書寫了現實邏輯與曆史悖論的互為糾纏，精神寄寓和價值歸宿的自我诘問。”3月20日，紅星新聞記者采訪了羅偉章。

羅偉章 圖據受訪者

紅星新聞：獲得第十三屆“萬松浦文學獎”，在您的預料之中嗎？

羅偉章：那沒有。獲獎是好事，會給寫作者一些鼓勵，并鞭策自己要寫得更好才行。但獲獎都是添加的、意外的，并不構成寫作的目的。一個真正的寫作者，大概不會去想獲獎那件事。如何更加完整地表達自己，才是根本和命脈。

紅星新聞：寫作《鏡城》的緣由是怎樣的？

羅偉章：三十年前，我當時的機關上有個人突然離職了，半年後回來，說自己在北京一家公司寫劇本，說自己在公司裡很吃香，是個骨幹。這讓我很驚訝。他在機關上燒鍋爐，平時沒聽說他能寫，更沒聽說他寫過什麼。那時候我是單身漢，他愛到我寝室來聊，有天他來告辭，說又要上北京去了，同時帶來一份他新寫的文章，寫在學生作業本上，隻有半頁，我當即看了，幾乎沒有一句話是通順的。這讓心裡為他悲涼起來，我知道他不可能進什麼公司，更不可能成為骨幹，他隻是用想象為自己塑造了一種生活。這件事一直擱在心裡，有天想起來，就寫成了這個小說。現在寫得慢了，具體寫了多久，也沒在意。

紅星新聞：您怎麼評價陳永安這個人物？

羅偉章：陳永安這個人，當然已經不是三十年前我們機關上那個人了，他有了更豐富寬闊的次元。他在現實中有着夢想，卻并不因夢想而看輕了現實。現實是他必須面對、應付的，但夢想也是他的權利。我覺得萬松浦文學獎的評語說得比較到位，對小說的評價同時也可以看成是對陳永安這個人物的審視。

紅星新聞：陳永安數次在漫遊的長夢中離開故鄉。在您看來，故鄉，是精神的原鄉，還是意味着自我認同的困境？

羅偉章：精神的原鄉倒不一定，但你說的“自我認同的困境”說得好。在困境中掙紮，掙紮無力，就用長夢去實作，這也是一種人生。人生并非隻是看得見摸得着的部分，更不隻是訃告上的部分，還有很多潛伏起來的部分，潛伏起來的部分更多更寬廣，寫作者的使命，就是打撈出那一部分，寫作者的能力，也就是潛水的能力。

紅星新聞：您的筆下，呈現了農民工問題、教育問題等現狀。在您看來，作家是否有關注現實的義務？

羅偉章：不能叫義務，叫本職更妥當些。作家們都在寫現實，差別隻在于怎樣寫，以什麼視角和時空設定去寫。我也不喜歡用人物身份去界定小說類别，所有小說的人物首先是人，歸結起來還是人。

紅星新聞：您曾說，寫作是“為心靈找到一條通往自由的路徑”，現在您找到了這條路徑嗎？

羅偉章：我在努力尋找。呈現在小說文本上，就是我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小說這種文體，全部本質就是“由我說了算”。當我帶着寬博之心去看待世間萬物，有一種明白之後的慈悲，有對巨大和微物的尊重，事情就成了，怎樣去結構故事、塑造人物，就看我的了。這時候，小說的規範和界線，都不存在。

紅星新聞：您最推崇托爾斯泰，他對您的寫作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羅偉章：莊嚴。托爾斯泰和魯迅他們，都讓我明白了莊嚴的尊貴。不管你是什麼類型的作家，莊嚴都應成為底色。莊嚴不能僞裝，想僞裝也僞裝不來。有些作品，通篇插科打诨，但讓我們讀出了真正的、富有力量的生活，讀出了生活中笑與淚；有些作品，滿臉正經，卻四處漏風，四處露出卑瑣和狹隘。托爾斯泰這樣一批偉大的作家，從來不視寫作本身為最高目标，思考人生才是，同時盡其所能，讓自己變得闊大豐饒，成為世界的增光者——而不是名利場中渺小的一員。

紅星新聞：您曾說，因工作需要，才用微信，“但到底隻把微信當成短信用，幾乎不刷朋友圈”。碎片化資訊時代，對您的寫作帶來沖擊了嗎？

羅偉章：說一點沖擊沒有是不可能的，總有那麼多資訊要來填塞你，而那些資訊與你的精神生命毫無關系，要說有，也多半是損。我要做的隻是止損。但要說根本性的沖擊，完全說不上。建立自主性的寫作立場，是一個作家的基本功。

紅星新聞記者 彭莉

編輯 段雪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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