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時期的陳布文
“假如我有了夫妻，脫離這煙火氣的社會，到鄉村，到湖濱或到海邊，搭兩間茅蓬，早晨同着鬥大的朝陽從東海升起，傍晚目送五色的晚霞在西天幻滅……”
這段話出自一篇題名為《假如我有了夫妻》的文章，字裡行間滿滿的都是對愛情的期待，少女詩一樣的情懷躍然紙上。
老成的筆觸、平淡的愛情，如果不是已經知道獲獎者的身份，恐怕誰都不會想到，這是13歲的姑娘能夠寫出來的文章。
《女子月刊》将這篇文章評為一等獎，13歲的陳布文一下子就被人記住了，那個在小小年紀憧憬愛情的姑娘，成了家喻戶曉的才女。
可是啊，才女憧憬的愛情，也隻停留在了13歲那年的文字裡，終其一生，幻影而已。
陳布文
陳布文出生在1920年，那個新文化産生的年代，注定了她這一生要做時代的先驅。
她的家庭普普通通，她住在江蘇常州的一個村子裡，父親是清朝的秀才。
舊時代的文人，雖接受新時代的思想與教育，但骨子裡的舊觀念卻根深蒂固。
人說女子無才便是德，在陳父這裡就不是，他的孩子，無論男女，都要接受文化的洗禮。
那時陳布文覺得自己何其幸運，有這樣一個開明的父親，後來又想自己何其不幸，有這樣一個頑固的父親。
陳布文（右）
十幾歲的年紀，除了要擔心學習成績，便是無憂無慮了。在學堂裡，她整日沉浸在書中，妙筆生花，又有思想深度，人稱“小魯迅”。
可在情窦初開的少女心中，生活似乎少了點什麼。
那年13歲，獎拿了，名氣有了，可是夫妻呢？此時的陳布文還不知道，未來等待她的是什麼樣的愛情？
十幾歲的少女始終相信未來可期，殊不知人生中的大多數時候，命運都不在自己的手裡。
中學畢業，她滿懷期待地規劃自己的未來，期待愛情，期待生活。
可此時，她的父母也在為女兒的未來做打算，那是全然不同的一條路。
張仃畫中的陳布文
他們始終認為做父母的永遠是為孩子好，也從來沒有想過自己的女兒竟會忤逆他們。
一個女子的一生應該是怎樣的？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随子。
這種荒謬的說法在舊時代卻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一個傳統的“秀才”父親也是這麼認為的。
十六七歲的姑娘，是到了可以嫁人的年齡了，再接着讀書，年紀就大了。
他們為陳布文物色了一個滿意的結婚對象，以為這樣可以讓女兒衣食無憂、一生圓滿。
但他們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始終活在舊時代裡，孩子已經朝着新時代的方向走了很遠，他們追不上，也叫不回來了。
陳布文與張仃
一個接受過進步思想熏陶的姑娘不可能接受包辦婚姻，更不可能選擇在家相夫教子，至少陳布文十幾歲的時候，是這樣想的。
父母的安排她自然是萬般不願，可是她向來尊敬的父親，在家庭裡擁有絕對的威嚴。
她不敢忤逆，但更不願接受，當後者的意願更加強烈一些的時候，迫使她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出走。
兩個家庭咬定“包辦”兩個字不放，為了追求自由，她不得已選擇自私一次，離開這個封建的牢籠。
如果沒有成功出逃呢？那就以死抗争，總之，決不嫁！
陳布文：張仃頭像速寫（焦墨）
世人總覺得女子“逃婚”都是因為已經有了心上人，是私奔的行為，但陳布文不是。
那時陳布文的愛情隻在文字裡出現過，選擇做一個出逃的娜拉，無非是為了自由。
可“娜拉”走後會怎樣？這個問題其實世人早已有了答案，但大多數人都不願去面對。
結局無非隻有兩個：不是堕落，就是回家。
陳布文讀過很多書，小小年紀的她比誰都清楚，至于此後的結局，她早已做好了打算，而且是最壞的打算。
她說：“我不怕，我不會屈服的，因為我有死！”
不自由，毋甯死。
張仃、陳布文、蕭軍
她颠沛流離的一生從十七歲那年的“逃婚”開始。
離家出走這件事本來是“集體行動”，陳布文有兩個夥伴，三個人一起謀劃，做出走的“娜拉”。
可等到真正要出發的那一刻，兩個同行者卻都打了退堂鼓，隻有陳布文一個人堅定地要離開。
從常州到南京，她孤身一人，前面的路該怎樣走，陳布文并不知道，可後退于她而言，是荊棘叢，她沒得選。
離開父母，意味着她不得不自己解決生存問題，為了謀生，她開始給南京的《扶輪日報》撰稿。
陳布文與孩子
“小魯迅”式的辛辣筆觸，犀利的文風，使她的文章大受歡迎，報社給陳布文提供了施展才華的場所。
但《扶輪日報》給予她的，又不僅僅是這些，除了生存，還有愛情，那種愛情，和她13歲那年期待的一樣。
清晨看日出，黃昏看日落，她在世俗人間，邂逅了她不食人間煙火的愛情。
那時南京的《扶輪日報》上，除了文章，時事漫畫總是會占去很大的篇幅，漫畫中的諷刺與批判思想都與陳布文不謀而合。
也許漫畫的作者正是與自己靈魂契合的人，懷着一種好奇與崇拜的心理，她結識了漫畫的作者——張仃。
張仃與陳布文
張仃比陳布文大三歲，自幼便在繪畫方面表現出驚人的天賦，據說少年時期他就已經是當地小有名氣的畫家了。
因為國難，他的故鄉東北淪陷，15歲那年，便獨自流亡到北平，和陳布文極其相似，他颠沛流離的生活也是從少年時期便開始了。
但在北平，他的精神得到了極大的充實，考進北平華北美術專門學校，師從國畫大師齊白石，為他此生的創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有天賦，又師出名門，張仃的畫功自不必說，他以繪畫抗日，陳布文則寫文，兩個人便占了《扶輪日報》的半壁江山。
陳布文雖然年紀小，但讀書多，眼光也十分毒辣，張仃的畫功，張仃畫作裡面的思想，她窺探得一清二楚。
張仃陳布文全家福
那年陳布文17歲，張仃20歲，他們一見鐘情，從此一人成二人，二人卻默契如一人。
崇拜是愛情的基礎，一見鐘情，要麼是顔值，要麼是才華，張仃和陳布文顯然是後者。
他喜歡魯迅的文風，而她又是“小魯迅”，兩人的思想契合程度甚至讓她覺得，張仃大概就是命中注定的那個人吧。
一個繪畫，一個寫文，許多年後回想起那年在南京的時光，都不得不感慨一句：人生若隻如初見！
自從初見，一個人的冒險便成了兩個人的相伴，他們把艱難的歲月過成了詩。
晚年時期的張仃與陳布文
“他們在城外玄武湖附近租了一間民房，租了幾件最簡單的家具，開始共同生活。當時的生活雖然清苦、簡單，卻很充實，每天早晨有小販背着箱子叫賣饅頭，那就是他們的早點。”
友人說起陳布文和張仃的婚後生活，總是難以置信，卻又十分豔羨這樣的婚姻。
年少時陳布文以為的愛情是脫離了煙火氣的，直到真正擁有了張仃，才發現，原來愛也可以是和他一起共度人間煙火。
她曾經一時沖動，一個人自私地離開父母，漫漫長路也許有過懊悔，有過對父母的愧疚。
如今午夜夢回發現身邊總有夫妻陪伴時，她便再也沒有後悔過。
此後數年，她愛他如同愛生命，卻絲毫沒有發現，她的人生和父親的安排是那麼的相似。
和張仃相識于戰火連天的年代，婚後上海、南京淪陷，大批文化人隻得向大後方撤退，他們選擇了投奔革命勝地延安。
在延安的文化條件遠遠比不上南京和上海，張仃無法融入延安的文藝圈，被安置在魯藝美術系任教。
而陳布文在延安的文學圈大受歡迎，比起張仃，她似乎才是那個更适合文藝工作的人。
可自從遇上張仃，她的事業心變得沒那麼強烈了，和愛的人生下孩子，然後相夫教子，她似乎過上了父親期待的樣子。
但這種“相夫教子”和父親所說的那種又是不一樣的，和愛的人在一起，無論做什麼，她都心甘情願。
張仃空有才華，卻沒有發揮之地，他整日郁郁寡歡，陳布文的文學路卻順風順水，她既要參加文學活動，又要照顧孩子，幫助他走出困境。
陳布文希望丈夫也能夠愛上文學，那時魯藝圖書館的借書卡上，幾乎每一張都寫有陳布文的名字。
默契的靈魂，共同的愛好，他們宛如一對神仙眷侶，将人世間的煩惱隔離在外，但人都是會變的。
張仃有他自己的浪漫，而陳布文的浪漫主義早已為了生活、為了張仃而妥協。
當一個人發生改變的時候，也就意味着，總有一天，他們會漸行漸遠。
陳布文書信
1940年夏天，張仃去往重慶，而那時的陳布文不僅身懷六甲，還要照看着女兒。
那年寒冬，在延安的窯洞裡，陳布文生下了第二個孩子“郎郎”。
陳布文此生永遠無法忘記在延安窯洞裡噩夢般的生活，那些夜晚她總是獨自面對着未知的恐懼。
她一個南方的姑娘住在破爛不堪的北方窯洞裡，習不習慣都是小事，更可怕的是，她永遠不知道晚上會發生什麼事。
那個夜晚，大風吹開了門，竄進來的一隻動物讓她瞬間驚醒，看樣子，那應該是條狼。
所幸後來有驚無險，那個晚上的意外沒有威脅到她的生命，後來，她給這個孩子取名為“郎郎”。
這個在艱難時期出生的孩子，後來過得也十分坎坷。
1941年，他們跟随中央從延安撤離，為防止路途中孩子哭鬧，上頭規定，一家隻能帶一個孩子。
大女兒喬喬已經懂事了，送給人家不合适，陳布文隻能忍痛把剛滿周歲的郎郎交給組織，對一個母親來說，這是她的命根子。
但是為了一家人的生活，她不得不這麼做。
那段歲月在他們的人生中像是一個傷口，此後的人生并沒有讓這個傷口愈合，反而讓人遍體鱗傷。
張仃、陳布文與孩子
從南京到延安，再從延安到東北，他們這個小家庭從來就沒有安定過幾年，直到後來，盼來了新中國成立的曙光。
張仃有幸被選中和林徽因、梁思成等人一起設計新中國的國徽和紀念郵票，而陳布文也被選為周總理的秘書。
從前總有“懷才不遇”之感的張仃終于有了施展才華的機會，能為總理工作的陳布文也感到十分榮幸。
但他們工作的共同特點就是：忙，一忙起來，完全顧不上孩子，可家中的四個孩子，總得有一個人專門去照顧。
兩個人的才氣誰也不輸誰，作為幾個孩子的母親，陳布文選擇了讓步，放棄這份工作。
晚年張仃
她果斷辭去總理秘書的崗位，選擇去中學當老師，這樣一來，工作會相對輕松一些。
在學校工作，她身體抱恙，不得不卧床休息，八個月的休養之後，她被“自動離職”，後來索性回歸家庭，徹底過上“相夫教子”的生活。
可張仃年輕時候所作的那些畫并沒有讓他和他的家人好過，别人的劫難他一個都沒錯過。
1974年，張仃因病回到北京時，他們連個家都沒有。
陳布文在香山租了一間廢棄的老屋，以一己之力撐起這個家，讓丈夫靜心養病。
在老屋的幾年，竟是幾十年來難得的靜谧時光，張仃開始拿起墨盒和毛筆，重新創作。
灰娃
生活終于放過了這對多苦多難的夫婦，可是他們沒有放過自己，幾十年的患難與共，卻在晚年分崩離析。
1985年的夏天，一次偶然發現的信件，使陳布文半個多世紀的信念一下子崩塌了，從此卧床不起。
寫信人是一個叫灰娃的詩人，這個人陳布文并不陌生，她不僅認識，甚至還非常喜歡她，她的小說《曼莉的愛情故事》，就有灰娃的影子。
在延安時期，他們夫妻二人就認識灰娃，那時她隻是一個十幾歲的學生，誰能想到，這個小姑娘後來與他們糾纏了幾十年。
張仃和陳布文到北京後，灰娃也來到北京讀書，故人他鄉重逢，十分難得，于是灰娃成了陳布文家的常客。
敏銳如陳布文，卻沒有發現，張仃和灰娃之間早已産生了不該有的情感，或者她事情早已有端倪，隻是相信丈夫不會做那樣的事。
如今事實擺在她眼前，書信中的暧昧之語讓她不忍細讀，她精心維護了半個世紀，那麼堅不可摧的愛情，為何到了晚年卻破碎了？
霎時間，她覺得整個世界都崩塌了，她去質問丈夫，希望聽他說：“這隻是一個玩笑。”
張仃卻絲毫不掩飾，隻說：“我們兩個是分散在世界上的瘋子，現在終于相遇了。”
他說出這句話的時候是否會想到，他曾經和眼前這位白發蒼蒼的妻子也是這樣相遇的。
陳布文這一生都以為，他們是天下最默契的夫妻，但人心變的時候，沒有任何預告。
張仃與灰娃
臨終前她說：“生而何歡，死而何懼。”
十幾歲的時候她已經無懼死亡了，如今連愛情都沒有了，還怕什麼呢？
65歲的陳布文病倒在床，拒絕治療，以絕食對抗背叛，以死亡祭奠他們的過去。
臨終前，她叮囑兒女：“忘掉一切，各自開辟新的生活。”
若人生若隻如初見，何事秋風悲畫扇，這世間最值得期待的是愛情，最容易幻滅的也是愛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