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中國封建社會曆史上最為輝煌的時期，書法藝術發展進 入了一個全新的境界。初唐書法有包括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和薛稷的“初唐楷書四 大家”，以及陸柬之、孫過庭等人，他們各有風貌，開啟了“唐書尚法”的新格局。
唐代楷書書體成熟，書家輩出，唐初的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中唐的顔真卿，晚唐的柳公權，其楷書作品均為後世所重，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中歐陽詢的書法從晉、北魏走來，吸收了“二王”書法的秀逸雅緻和魏碑險絕健勁的風格，形成了自己筆力險勁、骨氣勁峭、法度謹嚴、結構獨異的書風。其楷書法度之嚴謹、筆力之險峻，世無所匹，被稱之為唐人楷書第一。
歐陽詢初學王羲之，後又汲取北朝峻拔淳樸書風而漸變其體，由篆隸書得筆，晉帖得韻，隋碑得神，最終形成筆力遒勁、結構險峻的“圓暢方挺”的新體。
隋炀帝大業年間，歐陽詢寫下了《隋尚書左仆射元長壽碑》。唐朝建國之際，歐陽詢已是年逾六旬的老者。入唐之後的二十餘年，是其人生最豐滿而光彩的時期，期間留下了不少傳世名作，書法史上才有了“歐體”的稱呼。歐陽詢本是唐高祖李淵的親信，太宗接位後，禮遇父親身邊老臣但并不親近，把他安排到東宮做太子率更令，因而後世又稱歐陽詢為“歐陽率更”。
歐陽詢在東宮雖無案牍之勞形，寫碑的差事卻不少，且多是豐碑巨制。按北宋金石家的著錄統計，歐陽詢在 唐朝寫的碑志有十通以上。其中，有大臣、名僧的墓碑和墓志，也有皇家宮館陵園的銘刻文字。歐陽詢篆隸楷行皆精，其篆書在《九成宮醴泉銘》碑額上可以看到，隸書如《房彥謙碑》，然其行書隻是一筆之轉的楷書快寫體，結字是縱斜的姿态，令人動色，但因“驚奇跳宕，傷于清雅之緻”。米芾在湖州寫就的行書《苕溪詩帖》和《蜀書帖》，變本加厲地發揮了歐陽詢行書的縱斜之勢。
歐陽詢以楷書著稱，其楷書筆畫方銳挺直，字形瘦削，結構森嚴，猶如“矛戟森列”。結字上半部分寬舒，下半部分緊斂，造成一種重心偏低卻又高聳的态勢，既“穩”且“險”。歐陽詢“筆力勁險”，宋朝米芾稱之為“險絕”，清朝人說他敢用“險筆”，總不離一個“險”。
歐體的“勁險”赢得了書家的贊歎，也因“勁險刻厲”而失于溫秀，寡于潤色，有人喻為“金剛瞋目，力士揮拳”。唐代張懷瓘在《書斷》中指出:“詢八體盡能，筆力勁險，篆書尤精，飛白冠絕，峻于古人，擾成蛇戰鬥之象，雲霧輕籠之勢......”蘇轼評其書謂:“歐陽率更書妍緊拔群，尤工于小楷，率更貌寒寝，敏悟絕人，今觀其書，勁險刻厲，正稱其貌。”
縱觀其所書《化度寺碑》《皇甫誕碑》和《九成宮醴泉銘》《虞恭公碑》諸碑，于平正中見險絕，有執法面折庭争之風，可謂“出類撥萃，固非随波逐流者也”(明項穆語)，皆為唐代楷書典範。
其中《化度寺碑》清勁秀健，楷書法度最為嚴謹。清代書法家翁方綱一生精研歐集，對歐書各碑細察甚詳，對此碑極力推崇。曾在題跋中言之:“若以唐代書格而論，則《化度》第一，《醴泉》次之，《虞恭》又次之。若以欲追晉法而論，則《化度》第一，《虞恭》次之，《醴泉》又次之。”
《化度寺碑》敦煌殘本拓本
《化度寺碑》原碑在長安(今西安)終南山佛寺，北宋慶曆年間石毀後翻刻甚多。翻刻本分南瘦北肥兩種。相傳北宋慶曆初年，範雍在南山佛寺曾見《化度寺碑》原石，歎為至寶。寺中僧人誤以為石中有寶，破石求之，不得而棄，碑斷為三石。後經南宋靖康之亂，殘石碎佚。宋時有人依據宋拓本翻刻，後陸續翻刻甚多。
書界所稱道的《化度寺碑》，多指遺落在宋時的唐代原石，其臨摩镌石極為精絕。後人誤将宋人翻刻本當作唐朝原石，仍聲稱唐石宋拓，這主要是翁方綱的錯誤。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敦煌石室曾發現舊拓《化度寺碑》剪裱殘本六頁，即敦煌殘本，後為法國人伯希和攜往國外，分存于法國巴黎圖書館和英國倫敦博物館。敦煌殘本幅面單薄，每面四行，行計五字，殘字或剪或塗，僅餘二百三十六字，文獻收錄屢有錯載，誤記為二百二十六字。
《化度寺碑》傳世拓本中，唯吳縣吳氏四歐堂藏成親王舊藏本，簡稱“四歐堂本”，此本石花與斷痕最為自然，乃唐刻原拓孤本；冊首有吳湖帆繪《勘碑圖》《化度寺碑式》。冊中有翁方綱、羅振玉、吳湖帆、伯希和、沈尹默等人題跋，李鴻裔、朱孝臧、吳梅、蔣祖诒、葉恭綽等觀款，冊尾另裝入“敦煌殘本”影印件。
此本經明王偁(孟陽)、陳伯恭，清成親王、榮郡王、潘祖蔭等收藏，至潘氏又将其作為侄女潘靜淑的陪嫁物，歸今人吳湖帆收藏，吳氏合其所藏宋拓歐書《九成宮醴泉銘》《皇甫誕碑》《虞恭公溫彥博碑》三碑拓本為一匣，名曰“四歐秘笈”，現藏于上海圖書館。
由于《化度寺碑》原石早在唐或五代已斷裂，敦煌殘本可能為殘唐五代至宋初間翻刻後不久所拓，又據王壯弘考證敦煌殘本“實也是翻刻本”，故“四歐堂本”與敦煌殘本二者非出一石。
《化度寺碑》書法鑒評
《化度寺碑》早于《九成宮》一年而書，除了字型稍小之外，下筆、收筆、挑出或轉折之處，皆小心收斂，故二者形神酷肖，風格極為相似，可謂歐陽詢楷書理性規範的極緻。
《化度寺碑》書法平正清穆、豐腴悅澤，用筆瘦勁剛猛，結體内斂修長，法度森嚴，其妙處在于嚴謹缜密、神氣深隐，具有體方筆圓之妙，有超塵絕世之概，在結構空間的表現上是無懈可擊的，也是唐代其他書法家難以比拟的。同時，此碑模勒之工，非後世所及，故稱楷法極則。
《化度寺碑》清明、平穩，沒有絲毫的紊亂波動，點畫表現得有力、細緻，是以，謹嚴有餘舒展不足。但在結構方面，卻是無與倫比的。但是《化度寺碑》似乎比《九成宮》寫得更凝練一些，這便是楊守敬看出它比《九成宮》醇古的地方。
元趙孟頫跋此碑雲:“唐貞觀間能書者，歐陽率更為最善，而《邕禅師塔銘》又其最善者也。”明人王世貞更以為此碑“精緊，深合體方筆圓之妙”。清楊守敬《學書 迩言》評曰:“歐書之最醇古者，以《化度寺碑》為最烜赫。”康有為《廣藝舟雙楫》以為:“《化度》出于《晖福寺》及《惠輔造像記》耳。”郭尚先在《芳堅館題跋》中特意用了“淵穆”二字，以差別于歐陽詢的其他作品。
在這件作品中，歐陽詢書法一向所具有的北方書風，殘留的已經不多，而呈現出強烈的自我面目。從某些用筆特色來看，後來的柳公權似乎得力于此碑者頗多。
從《化度寺碑》審視歐陽詢
對楷法結構的研究意義
楷書妙在性情，能氣形質。“真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性情”。唐朝人對楷書的結構有特别的研究，因專講結構，故精于楷書法度的書家特别多。就連草書大家張旭、懷素、孫過庭等都有紮實的楷功。孫過庭雲:“若運用盡于精熟，規矩谙于胸襟，自然容與徘徊，意先筆後，潇灑流落，翰逸神飛”。随着初唐儒學傳統的恢複，孫過庭提出建立規矩法度的要求:“運用之方，雖由己出，規模所設，信屬目前”。張旭寫《郎官石柱記》，端莊謹嚴，規矩至極，這種楷書功底使他的書法 “守乎法度者至嚴，則出乎法度者至縱”。
在書法藝術的發展過程中，人們一直以線條美為書法的本質，對結構美的研究似 乎較為冷漠，直到唐初歐陽詢的出現，對漢字結構的研究和書法空間的構築表現才被重視。
歐陽詢對結構很有研究，其《傳授訣》雲:“每秉筆必在圓正，氣力縱橫輕重，凝神靜慮。當審字勢，四方停勻，八邊具備，短長合度，粗細折中，心眼準程，疏密敬正。”歐陽詢以為八法尚不能包括 一切字的點畫，故增益減少其 所有無，著運作《八訣》，生動詳盡地形容了行筆的姿态。
同時，歐陽詢的《結構三十六法》是他對書法空間意識的研究成果，概括了楷書布勢的基本規律，是唐代論結體法度最詳盡的，成為楷書準繩。明代李淳《大字結構八十四法》，清代黃自元《間架結構九十二法》，皆是在此基礎上發展而成。
該法從書寫前的精神準備、執筆方法、書寫意境到結構原則與墨色的掌握，從肥瘦剛柔的控制、總體布局的原則到各種結構的要領等入手，簡練而又全面地概括了作書的道理。尤其對諸如“排疊”“避就”“頂戴”“穿插”“向背”“覆寫”......不同結構的組合、移位、變形，相同字的變化，異體字的寫法等諸多問題，闡釋得簡 明而清晰。
歐陽詢的楷書結構規律對書法空間構築的貢獻，一直被後世所重視。陳振濂如此評說歐陽詢:
“他的成功似乎向後人揭示出一種奇怪的風格範型：一方面，他是以整齊與正規的缰繩去套住北碑那脫缰野馬似的縱橫恣肆，這看起來有點像李斯秦篆對詭怪陸離的金文大篆的改造，似乎為書法家們所不取；另一方面，他在規整的結構基調上酌取北碑的線條風格，進而展現出與魏碑相近的險勁氣息，這一點又頗使書法家們心醉神馳。他的存在标志着楷書在書法史上取得了真正的無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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