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蓋茨比》是菲茨傑拉德永遠的痛。
上世紀20年代初，菲茨傑拉德正春風得意。《人間天堂》的熱銷和評論界的追捧使他的野心不斷膨脹，他渴望享譽世界文壇，更希望賺得盆滿缽滿來支撐他和妻子澤爾達奢靡生活的巨大開支。1922年，菲茨傑拉德着手策劃他的第三本小說，一部能讓他名利雙收的作品。7月，在跟他的編輯馬克斯·伯金斯的通信中，菲茨傑拉德第一次透露了他對新作的期待：“我想寫點不一樣的東西，一部非同尋常的、美妙的、簡約而精緻的作品。”此時的菲茨傑拉德還是流行雜志的熱門作家，不斷大獲成功的短篇小說創作經驗使他深谙作品暢銷的秘籍：“一個作家該為誰而寫？應是他同時代的年輕人、下一時代的批評家、以及之後不同時代的中學校長。”1924年8月，旅居法國的菲茨傑拉德在南部小城聖拉斐爾完成了《了不起的蓋茨比》的初稿，在寄給伯金斯之前，他又花了兩個月對它修改，從故事架構、情節設計、到場景描寫都發生了颠覆性的變化。用菲茨傑拉德自己的話來說：“我删掉重寫的那些内容幾乎能構成一部新小說。”
《了不起的蓋茨比》曾被寄予的厚望、傾注的心力、以及精益求精的打磨，多年後已被評論界公認為成就其卓越的緣由。然而，對菲茨傑拉德而言，這些隻不過加劇了小說出版後他的失望。1925年4月20日，《了不起的蓋茨比》問世後的第十天，伯金斯給菲茨傑拉德發來電報：“書評反響尚可，市場銷量不太樂觀”。事實上，此時的評論界雖有褒贊的聲音，但更多的是不溫不火的評價，甚至不乏質疑。有評論稱“小說讀起來誇張怪異、不時顯露出廉價小說的痕迹”；有人将其歸為二流作品，因為“小說沒有激動人心的沸點、沒有醇厚與深刻的回味，作者顯得有些無聊和倦怠”，甚至調侃它不如幹脆把題目改成《長島的十個夜晚》；還有批評稱“小說過于散漫與孱弱，矯揉造作的刻意感會讓它很快被人遺忘”；就連菲茨傑拉德的好友H.L.門肯在肯定小說人物塑造、細節描寫等方面的亮點後，依然遺憾地聲稱“《了不起的蓋茨比》難以比肩諸如《人間天堂》這樣的傑作”，伊迪斯·華頓私下與菲茨傑拉德通信，指出他對蓋茨比的刻畫還不夠“了不起”，蓋茨比最終的結局也缺乏“悲劇性”，讀起來更像是晨報角落上的一則“社會新聞”。市場的反應則更令人沮喪，小說出版當年隻賣出了兩萬冊出頭，不及《人間天堂》銷量的一半，而同年其他暢銷書的銷售體量都是數十萬冊計的。直至1940年菲茨傑拉德去世時，簽約出版社的倉庫裡還堆着賣不出去的再版庫存，要知道再版的數量僅僅3000冊。
慘淡的銷量給菲茨傑拉德帶來的不僅是失望，更多的是困惑。在給伯金斯的信中他自我剖白，将滞銷歸于小說缺乏正面的女性人物、因而無法引起女性讀者的興趣；他還抱怨說小說之是以反響不好，都是書名的錯。因為《了不起的蓋茨比》是出版社為小說標明的題目，菲茨傑拉德對此很不滿意。在他看來，相比他自己拟定的幾個題目——《西卵的特裡馬爾喬》《通往西卵之路》《戴金帽子的蓋茨比》和《一飛沖天的夫妻》，《了不起的蓋茨比》這個題目“含糊其辭且不夠充分，虛飾有餘而精準不足”。但菲茨傑拉德最終說服不了伯金斯和出版人，妥協接受了這個名字。
期待與現實的巨大落差讓菲茨傑拉德一度消沉，酗酒的惡習再度更新。餘生的十幾年，他非但沒被封上他畢生追求的“偉大小說家”的标簽，更是幾乎被市場和讀者抛棄。1937年，菲茨傑拉德走進好萊塢的一家書店，當他發現書架上連一本他的書都沒有，他驚愕與不解，開始自我否定甚至瀕臨絕望：“我厭倦透了司各特·菲茨傑拉德這個名字，一個與金錢絕緣的名字。我很想知道，人們讀我的作品是不是隻因為我叫司各特·菲茨傑拉德，或者更可能的情況，因為冠上了這個名字，他們不願讀我的書。”
“《蓋茨比》還有機會嗎？如果把它加進一個暢銷書系列再版發行，請一位欣賞它的人（而不是我）為它作序，能否為它赢得課堂、大學教授、或任何英國文學愛好者的青睐？它就這樣死了，盡管一點都不公平，它卻徹徹底底地死了，哪怕我們曾為它付出了那麼多。”這是1940年5月20日菲茨傑拉德寫給伯金斯的信。
七個月後，菲茨傑拉德因心髒病猝發逝世。他不得而知的是：過不了五年，《了不起的蓋茨比》成了家喻戶曉的小說；僅在上世紀40年代，它就有17個新版或再版發行，并開始走進高中和大學課堂；1960年，《紐約時報》将其定義為“20世紀美國小說的經典之作”；時至今日，它已累計賣出近3000萬冊，單單電影就拍過五個版本。倘若菲茨傑拉德還活着，他完全可以在版稅裡打滾兒，而不是拿着最後一筆僅有13美金的版稅支票抱憾而逝。
促成《了不起的蓋茨比》命運轉折的是二戰。美國參戰後，美國紅十字會同出版社合作，推行了一項“口袋書”計劃，一批篇幅不長、可讀性強的小說印成了小開本，寄往美軍前線。截至1945年，共計12300餘冊《了不起的蓋茨比》被分發到了士兵手裡，同是一戰軍官的蓋茨比使他們産生了強烈的代入感。這些年輕的戰士不僅被蓋茨比奮不顧身的愛情故事打動，更透過菲茨傑拉德對一戰後美國社會的描述，仿佛預見到他們打完仗回國後的樣子。如果等待他們的和喧嚣的20年代如出一轍，那麼在一個國力興盛、物欲橫流、價值真空的社會，他們将何去何從？如果力争上遊、緻富成名的夢想本身無可厚非，那麼為實作夢想而不擇手段、夢想成真後紙醉金迷的生活是否能夠自圓其說？如果蓋茨比的執着堅韌令他們心生敬意，那麼蓋茨比令人唏噓的結局是否也讓他們不寒而栗？
“蓋茨比相信那綠色的燈火，相信那年複一年離我們而去的令人迷醉的未來。它在過去曾從我們身邊溜走，不過這算不了什麼——明天我們将更快地奔跑……終将有一天——”小說結尾，菲茨傑拉德将蓋茨比的故事變成了“我們”的故事，為将近一個世紀及未來若幹年後的讀者舉起了一面鏡子。從一個恃強淩弱、暴力與腐敗泛濫的世界，一種物質至上、信仰蒙塵的社會氛圍，一種貪婪恣意、揮霍浪費的生活方式，“我們”若隐若現地看到了當下。從一個無足輕重的小人物，一條不斷攀爬、又不斷下墜的生命軌迹，一種充滿樂觀與希望、卻注定消逝與幻滅的宿命感，“我們”同樣或多或少地看到了自己。一定程度上，這種重制是否也印證了菲茨傑拉德在小說中最後的預言：無論“我們”多麼“奮力地向前劃”，也無法阻擋“逆流而上的小舟，不停地倒退、進入過去”？
或許正是這個不免掃興的“預言”讓《了不起的蓋茨比》在問世之初備受冷落，畢竟沉浸于20年代流光溢彩的人們不會相信，經濟大蕭條的烏雲正在積聚，等待他們的将是一場世紀寒冬。或許正是這個具有跨時代警示意義的“預言”讓《了不起的蓋茨比》成為曆久彌新的世界文學經典，一代一代的讀者從中獲得啟迪，又在不斷更疊的新時代一次次看到了似曾相識的過去。
作者：孫璐 文學博士、上海外國語大學副教授
策劃：陳熙涵
編輯：徐璐明
責任編輯：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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