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岡石窟造像
參觀石窟時，
我們總将目光或鏡頭投向精美的造像，
而忽視那些殘破的、未完成的部分。
巨佛不語，
如何才能知道這些造像的雕鑿過程？
未完成的窟龛，
便是一把解密的鑰匙。
本期推出的是，
雲岡研究院院長、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杭侃先生文章：
沉默的佛尊：
雲岡石窟中的主尊造像與脅侍造像
有一位考古專業的同學曾經給我發過一條短信，大意是說她大學時上曆史系的課，一位老師直接說考古就是給曆史打工的，引得課堂一片嘩然，是以她對這件事記得很清楚，她問藝術史不會也把考古看成打工的吧？
我沒有回複她的短信，但是一直在想怎麼回答她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不是她一個人會問到的。直到最近帶學生在雲岡石窟測繪，由于雲岡石窟中部窟群正在搭架維修，我們有機會調查到一些未完成的窟龛造像，使我又想起了這位學生的問題。
我想可以用雲岡石窟調查的執行個體來回答這個問題了。
雲岡石窟位于山西大同城西15公裡的十裡河北岸，武州山南側崖面上，東西延綿約1公裡。石窟絕大部分開鑿于北魏中後期，其“龛之大者，舉高二十餘丈，可受三千許人，面别镌像，窮諸巧麗，龛别異狀，駭動人神”。
▲雲岡第20号窟
雲岡石窟是佛教傳入中國後，在新疆以東地區最早開鑿的皇家石窟，是當時統治北中國的北魏皇室集中全國人力、物力和财力開鑿的大型石窟。它所創造和不斷發展的新模式，在北中國影響的範圍之廣、時間之長，是任何其他石窟無法比拟的，在佛教藝術的東傳和石窟藝術的中國化程序中具有重要意義。
是以，國内外學術界均對雲岡石窟給予了很大關注。通過多年的努力，學者們建立了雲岡石窟分期的基本架構體系。
目前對雲岡石窟分期比較一緻的看法認為可以分為三期，其中第一期即所謂的昙曜五窟。第二期洞窟一般認為是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前開鑿的。第三期洞窟開鑿于遷都洛陽到北魏正光年間。
雲岡中區編号為9至13号的五座第二期洞窟雕飾繁缛，有“五華洞”之稱。這五座洞窟外壁風化嚴重，9、10号窟的前檐柱雕刻精美，前檐柱朝南的一面風化殆盡，朝北（朝裡）的一面儲存情況要好得多。
我們在雲岡的時候，有一天下大雨，雨水順着9、10号窟的前檐柱流下來，形成的分界線正好是朝南的殘破面與朝北的儲存較好面之間的分界線，說明風雨等自然因素對雲岡石窟造成的損害很明顯。
為減緩“五華洞”遭受的自然侵蝕，國家決定在洞前搭建保護性窟檐，而為實施保護工程在洞前搭起來的腳手架，使我們有機會認真觀察、記錄到一些以前沒有注意到的遺迹現象。
▲雲岡中區維修工程施工照
13号窟明窗東側編号13-29的小窟，從下面看是一個龛，但實際上是一個方形平頂的洞窟，現在尚能看到窟内上方西南角保留下來的一小部分前壁。窟内三壁設壇，壇上高浮雕造像，現存五尊。正壁主尊為坐像，僅鑿出了粗坯。
東西壁均為一佛一菩薩，靠近窟門的兩身立佛稍高，已經完工。靠近主尊的兩身菩薩，身體輪廓和衣紋大樣都已經鑿出，面部還是粗坯。主尊完成度最差，僅鑿出了輪廓。
▲第13－29号窟西壁造像
雲岡還有一些未完成的窟龛，且完成程度不一。通過這些窟龛造像，我們基本上可以複原雲岡石窟的開鑿工序。這些工序對于我們認識過去學術界關注較少的石窟開鑿工程相關問題，以及重新認識雲岡石窟的補修和改作，進而認識其原來的布局設計等問題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13-29号窟較完整地再現了當時的雕鑿方法及造像次第，窟内造像從窟口到正壁完成程度逐漸降低。門口的兩身立佛高肉髻，臉型橢圓，穿褒衣博帶式袈裟，肩部較為瘦削。右手施無畏印，左手施與願印，跣足立于低壇上，造像已經全部雕鑿完工。
保留造像過程資訊最多的是側壁裡端的兩身菩薩，整體分為冠部、頭部、頸部、上身、下身、基壇等六部分，各部分組成要素如頭部的額發、雙耳，上身的手臂、手掌、帔帛，胸前項飾以及下身着裙的輪廓都已雕鑿出來，有規律地分布着錾刻痕迹。
結合同期同類已經完工的造像，可以判斷此處原本計劃雕鑿一尊高冠、帶項圈、左手執拂塵、帔帛交叉于腹前的菩薩像。
尤其難得的是，菩薩像的高冠、臉部和身體上還保留着豎向的中軸線以及與之近乎垂直的橫線，菩薩冠部、臉部的幾道橫線分别用來控制發髻、眼、鼻尖的位置。
▲第13－29号窟西壁菩薩
頭部的控制線和剖面示意圖
這種控制線在兩身菩薩與坐佛石坯的臉部都有，尤其以西側壁上的菩薩像最為清晰，且正好與我們傳統測繪佛像時所設定的測繪線一緻，由此回答了雲岡石窟造像是如何控制各部分比例的問題。
▲第13－29号窟西壁菩薩頭部的控制線
完成程度最差的是正壁的坐佛，僅鑿出坯形，整體分為頭部、身部及座部（含腿部）三大段。其中頭部留出橢圓形的石塊，尚未作任何雕飾；身部鑿出輪廓和手勢，并預留了手臂上搭附佛衣的石料；座部大略鑿出了佛腿部與基座的界限。石坯上的鑿痕間距3厘米，斜向，加工粗糙，造像的各組成要素尚未區分。
▲第13－29号窟正壁主尊造像
第13-29号窟正壁主尊和東西壁立佛、菩薩像的面部，正好反映了雲岡造像面部加工的不同工序。
正壁主尊的面部僅鑿出一個粗坯，這個粗坯應該就是文獻中所說的“面璞”。
劉勰在《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裡記述浙江新昌寶相寺彌勒大佛開鑿過程時說，南朝齊永明四年（公元486年），高僧僧護到此遊曆，見寺北石壁上有如佛焰之形，于是“願造彌勒，敬拟千尺，故坐形十丈……克勤心力，允集勸助，疏鑿積年，僅成面璞”。
可見開鑿程式是從上而下進行的，首先鑿成的是“面璞”。從主尊的“面璞”加工到立佛的面部雕刻完工，中間經曆了雕刻菩薩面部等環節。
菩薩的頭部加工成一個上部略小于下部的蛋狀圓坯，與已完成的佛像面部對比，可以發現它已經具備了從額頭至眉心、鼻梁一線的斷面輪廓，下巴底緣位置也已确定。圓坯上縱、橫輔助線卡定了面部各細節的比例，下一步就是參考這些輔助線，在石坯上鑿去多餘的石料。用減地法雕刻出五官。
▲第13－29号窟西壁佛像的控制線和剖面示意圖
也就是說，雲岡造像并非用凸起的五官來表現臉部，而是将額頭至下巴的外輪廓線大體設計在一條弧線上，然後通過減去面部石料的手法來表現五官。
這種用平直刀法加工而成的造像面部，可以用“斬金削玉”來形容，與唐代用圓刀法雕刻成的佛像有顯著差别。
西壁的佛像和菩薩像相距不遠，當用雙手同時撫摸這一身完成、另一身正在加工過程中的造像面部時，這種凹凸有緻的加工手法可以清晰地傳達至人的感官，而這種雕刻技法從現場的三維立體造像轉變為二維圖檔時是看不出來的。
雲岡造像在雕刻頭部過程中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即很多主尊的頭部反而是最後雕鑿完成的。例如13-30号西壁主像，雙領下垂的袈裟已經雕刻完畢，唯獨頸部以上還留有規律的錾鑿痕迹。從這種痕迹可以知道，這尊佛像的面部不是後來被破壞的，而是計劃留到衣紋雕刻完成之後再進行細刻。
類似情況并非孤例，如5-36号窟正壁佛像，衣紋已打磨，唯獨手部和頭部沒有加工；又如40-4号窟，窟内僅主尊和脅侍頭部未完成。
頭部直接表現造像神情，是造像當中最難雕刻的，有資格進行主尊頭部雕刻的人，應該是技藝最高的工匠。
從上述資訊我們推測，洞窟主尊頭部完成的時間，可能就是整座洞窟完成的時間。具體到雲岡石窟而言，文獻所記一些皇帝巡幸武州山石窟寺的時間，當與某座大窟主體造像的最終完工相關。
雲岡石窟保留下來的這批未完成的窟龛，連同補鑿遺迹和打破關系，為我們提供了深入進行雲岡石窟研究的許多有用資訊。如以雲岡石窟主尊的大小而論，最大的造像并不在雲岡中部的昙曜五窟，而是在第5窟。第5窟和昙曜五窟形制接近，均為馬蹄形窟，主尊占據窟内的大部分面積，題材上以三世佛為主，這樣規模的大像肯定是為皇家所開鑿的。
在雲岡二期石窟中，也隻有第5窟上述特點能與第一期昙曜五窟相連。問題是不論從主尊還是從東、西壁的兩身佛像看，三身佛像的佛衣都是雲岡偏晚的，是以過去一般認為7、8号窟最早，9、10号窟次之，5、6号窟已經接近遷都洛陽之際了。但是，第5窟主尊背光上的火焰紋依舊屬于第一期的典型樣式。
▲雲岡第5号窟
從目前調查所見雲岡造像的雕鑿程式看，一座洞窟中的造像，往往是裝飾紋樣和次要造像先完成，然後才是主要造像，主要造像又是主尊的臉部最後完成。
是以，第5窟目前所呈現給世人的面貌，可能是由于某種原因停工之後，再次補鑿時留下來的。第5窟的開鑿時間早，和完工時間不一緻。故推測第5窟就是為獻文帝開鑿的石窟，由于獻文集團在與馮太後集團的政治鬥争中很快失敗而停工，在孝文帝居平城後期又再次補鑿完工。
像雲岡石窟這樣規模宏大的工程在當時如何開鑿，文獻上沒有明确記載。由于中國古代輕視工匠技藝，文獻中關于石窟開鑿的記載都是粗略的，但通過綴合這些片段，我們還是能夠知道古代石窟開鑿的大緻工序。
開鑿石窟首先要“斬山”，就是将坡狀的自然山體修整出平整的崖面。《魏書·釋老志》在記載龍門石窟開鑿工程時說：
“景明初，世宗诏大長秋卿白整準代京靈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為高祖、文昭皇太後營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頂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斬山二十三丈。至大長秋卿王質，謂斬山太高，費功難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中尹劉騰奏為世宗複造石窟一，凡為三所。從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已前，用功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六。”
由于有高差，“斬山”還需要修築類似棧道的腳手架。
劉勰在《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中記述新昌大佛開鑿過程時說：“構立棧道……椎鑿響于霞上，剖石灑于雲表，命世之壯觀，曠代之鴻作也。”說明開鑿石窟所用的工具為椎、鑿等傳統工具，需要“剖石”，還要“構立棧道”，以便施工。
石窟工程中的“斬山”遺迹一般容易被注意到的是開窟的那一面崖壁，實際上，伴随着“斬山”工作還會形成三個“斬山”壁面，分别為正壁兩側的“斬山”側壁，以及正壁下緣向前的“斬山”平台。“斬山”平台為進一步開窟提供了基礎工作面，有的“斬山”平台就成為後來參觀者的地面。
▲第16号窟附近的“斬山”痕迹
與洞窟開鑿之間的關系示意圖
在以往的工作中，研究者對造像比較精美的洞窟給予了重視，但對殘破的洞窟、石窟中大量存在的打破關系、未完成窟龛和施工遺迹注意得比較少。
實際上，完整記錄所有洞窟的資訊，使石窟寺的研究建立在科學基礎之上，這種研究既不是單純的文獻研究所能完成的，也不同于以往藝術史的解析。
文博山西杭侃教授專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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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杭侃，1965年5月出生，博導。曾供職上海博物館、上海市曆史博物館，曾任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山西大學副校長。現任雲岡研究院院長。
主要研究方向為宋元考古、佛教考古、文化遺産學。先後發表《宋元時期的地方城址》、《清明上河圖再研究》、《雲岡第20窟西壁坍塌的時間與雲岡五窟最初的布局》等論文四十餘篇，出版有《東京夢清明上河圖》、《中華文明傳真》兩宋卷和遼金元卷、《永遠的三峽》等。
BY｜美成在久
文｜杭侃
圖｜雲岡研究院 美成在久
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或機構所有
輯｜山西晚報全媒體編輯 南麗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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