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自己的作品系列寫序言，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回顧”的時刻。從2000年開始寫作《塵幾錄》到現在，已經過去了二十年。在回顧中，因為時間的流逝和視角的改變，有一些東西變得更加清晰起來。
三聯書店出版的這個作品系列，目前收入我2000年到2016年之間寫的四部書：《塵幾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烽火與流星：蕭梁王朝的文學文化》《神遊：早期中古時代與十九世紀中國的行旅寫作》《赤壁之戟：建安與三國》。這些書，在主題和結構方式上，各有不同的側重。在我眼裡，一本學術論著的寫作，不僅僅是收集材料、列舉例證，把得出的結論寫下來，也是對研究對象進行系統化思考的方式。寫作一本書的過程，是一個探索和發現的過程，是思想得以成熟和實作的管道。
《塵幾錄 : 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
《塵幾錄》從一個作者也是一位經典詩人的個案出發，讨論“抄本/寫本文化”的特點，和它對文學史以及具體作家作品的巨大影響。相對于在書籍文化和出版文化研究裡受到很多重視的印刷文化，這本書呼籲我們注意在抄本文化時代文本傳播的特質，對中國寫本文化研究與中世紀歐洲寫本文化研究做出理論性的聯系，提出“新式國文學或曰新考證派”的理念，指出被重新定義了範疇和意義的考證可以為古典文學研究“帶來一場革命”。古今中外對寫本的研究相當普遍，不過，以“手抄本文化”為題的《塵幾錄》，卻大概是最早歸納“抄本文化”的抽象性質，并就它對作家形象、作品闡釋和文學史書寫的影響做出探讨的專著。雖然以陶淵明和陶集為中心，但是“寫本文化”的意義是超越了個案的，它深深影響到經典的建構和解讀。這些想法，在我後來的論著裡陸續有所闡發。至于我對陶詩的賞愛，對我們沒有一個權威的陶淵明卻擁有多個陶淵明的強調，知音讀者自能體會和領悟。如果不能，則也無庸再多做解釋，就好比任何幽默，一旦需費唇舌進行分解，也就索然無味了。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寫《塵幾錄》的時候，在中國文學研究裡還極少有人使用“抄本文化”這一詞語，如今，對寫本文化和文本流動性的研究和讨論在海内外比比皆是，無論贊同還是反對，都讓人欣慰。有辯論，就說明存在着多元性；有不同意見，就說明存在着不同選擇，這從哪個方面看起來都是好事。可以繼續進行下去的工作，是對上古寫本文化、中古寫本文化，還有宋元以降印刷與寫本的互動，做出更細緻深入的差別對待，對“異文”的概念和處理，發展出更敏感、更富有層次感的意識。
《神遊 : 早期中古時代與十九世紀中國的行旅寫作》
《神遊》是對中國文化傳統中兩大分水嶺時代的勾勒和比較，同時，也集中讨論了一個我特别感興趣的問題，也就是說，我們對世界的觀看，如何不僅受到觀看者的信仰和價值觀的限制，而且受到語言——修辭手段、模式和意象——的中介。這裡的張力，在觀看者不僅遭遇異域，更遭遇到陌生異質文化的時候，表現得尤其突出。是以，這本書把六朝和晚清合在一部書裡來寫，希望超越對時代、文類和文體做出的孤島式分隔，看到它們相似中的不似、不似中的可比，一方面細緻深入地處理具體的時代和文本，另一方面庶可做出全景式綜觀。對這本書，曾有論者以為我想做的是所謂的“跨學科研究”，但我自己并不認同這一描述。如我在此書前言中所說，我采取的方法，是把通常被不同學科領域作為專門研究對象的文本放在一起進行考察，把這些文本還原到它們産生的語境中——在那個語境裡，并不存在現代學科領域的分界，這麼做的目的，是為了探索一個曆史時代所共同面對的文化問題，共有的文化關懷。
《神遊》一書的引言寫道：“在高等院校，在學術領域，古典和現代的分野常以各種機構化的形式表現出來……一方面，知識的專門化帶來的好處是深與精；另一方面，它也造成學問、智識上的隔閡與孤立，妨礙學者對一個漫長的、連續不斷的文化傳統的延續和變化進行檢視。當古典無法與現代交流，古典學者的研究和教學的重要性與時代相關性受到限制；當現代無法與古典通氣，現代學者也不能深刻地了解和分析現當代中國。”這種希望貫通古今的理念，也展現在《赤壁之戟》一書中。《赤壁之戟》在時間跨度上和《神遊》有相似之處，但是關注的問題性質不同，而且從建安時代一直寫到當代大衆文化，包括影視作品和網絡同人文學。這部書在微觀上試圖重新解讀某些文本，在宏觀上則企圖探讨某些具有内在關聯的文化現象。“建安”與“三國”在曆史時間上本來二而為一，後來卻一分為二，二者作為文學和文化史現象，從它們各自的起源，直到今天，都在不斷地被重新創造。檢視一千餘年以來這一傳承與再造的過程，是這本書的一個基本出發點，也是我身為現代人，對我們自己的時代、我們當下的文化感到的責任。
《赤壁之戟：建安與三國》
《烽火與流星》一書的英文版出版于2007年。它集中讨論一個王朝也就是公元六世紀前半葉的蕭梁王朝的“文學文化”（literary culture），被書評稱為“西方語言裡第一部聚焦于六朝之中一個特定時代的著作”。這本書的正式寫作雖說是從2003年開始的，但早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讀書期間，南朝就是一個讓我感到強烈興趣的時代，并成為我博士論文的題目：直覺上，我感到它既是中國文化傳統可以清楚辨識的一部分，又具有一些新穎的、異質的、和宋元明清一路傳遞下來的中國大相徑庭的因素。它健旺、自信，充滿了蓬勃旺盛的創造力與熱情奔放的想象力，它也是一個最易受到貶斥與誤解的時代；初唐史家對南朝文學特别是宮體詩的論斷被“不假思索”地接受下來，一直重複了一千餘年。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幫助讀者看到一些觀念是如何生成的，并因為了解這些觀念的生成過程，意識到很多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理念并不是“自然的存在”和“曆史的事實”，而是出于人為的擠壓與建構，出于各種服務于王朝意識形态或者糾結于當代文化政治的偏見，出于思想的懶惰或天真。
《烽火與流星 : 蕭梁王朝的文學與文化》
《塵幾錄》和《烽火與流星》都曾被視為“解構”之作。在一次學術訪談中，我曾談到“解構”這個詞在中文語境裡面常被混用和濫用的情況。解構主義（Deconstruction）本是一種學術思潮和理論，有具體切實的所指；但在中文語境裡，它卻往往被錯誤地和“破壞、消除”（destruction）等同起來。展示一台機器的内在結構和它的組裝過程是破壞和消除嗎？如果是，那麼唯一被破壞和消除的，隻是這台機器原本“渾然天成”的迷思而已。
給人最大收獲的研究，應該是帶來的問題比提供的答案更多的研究，因為它不是自足自閉的，而是予人啟發和靈感，給同行者和後來者打開一片新天地。它不是為一座孤零零的學術大廈添磚加瓦，而是旨在改變現狀，繼往開來。對于一個現象，從簡單的接受變為複雜的認知，慧心者會在其中看到更加豐富無限的可能。歸根結底，我們需要強大的曆史想象力：不是像小說家那樣天馬行空的虛構想象，而是認識與感覺和我們的時代完全不同的時代、和我們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的能力。我希望能夠和考古學家一樣，照亮沉睡在幽暗古墓裡的奇珍異寶，使人們能夠重新聽到一個時代的聲音。而《烽火》中最早完成的，就是關于燭火與“觀照詩學”的章節。
一般來說，一個年輕學者的第一本書總是基于自己的博士論文，我的情況卻并非如此，因為在我看來，在論文剛剛完成之後，暫時轉移視線，和論文産生一點時間的距離，多一些積累和沉澱，是一樁好事。但是，積累和沉澱未始不是一個更長期的過程。我目前寫作的書，可以說是《烽火》的續篇，一方面回望劉宋與蕭齊，一方面向前推進到隋代的宮廷政治與文學文化。這一項研究，與這些年來在專著之外陸續寫作的論文，無不是對早期中古文學的繼續探索和發現，構成一個帶有内在連貫性的整體，借以實作我在博士論文開題前曾經一度想要寫作“魏晉南北朝文學史”的心願。至于《劍橋中國文學史》裡我所撰寫的“東晉—初唐”章節，由于出版社對篇幅的嚴格限制，和尊重主編對預期讀者的設定，既可以說屬于不同的文體（譬如五言絕句與長篇歌行的差別），也可說是“壁畫的初稿”。
《劍橋中國文學史》上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6月出版，742頁，75.00元
編輯工作至為重要，而編輯在幕後的辛勤勞動，又很少得到應有的光榮。是以，我要特别感謝三聯書店的馮金紅編輯對這一作品系列的支援，尤其感謝這幾部書的責任編輯鐘韻和她的同僚宋林鞠細心與耐心的編校。也衷心感謝劉晨、寇陸、張元昕三位譯者，特别是在疫情肆虐的時日翻譯了《赤壁》全書、對書中“瘟疫與詩歌”章節深有感觸的元昕。書中的任何錯誤，都是作者的責任。
我也想借着這幾本書從英文到中文的“回家”的機會，向我在漢語學術界的朋友們表示感謝和緻意：不僅為這些年來學術上的交流，更是為了超越時間與空間、年齡與性别的友誼。從北京到南京，從蘇州到上海，從香港到台北，許多次暢談與酣飲，留下了溫暖的回憶和對未來的期待。
這些年來，很多讀者，無論是青年學子、出版界人士，還是學術圈外的文學愛好者，都曾給我熱情的支援和鼓勵，包括在國内演講時直接的互動，或者寫來電子郵件。因為學術研究、行政工作和個人生活的繁忙緊張，我不能做到一一回複，但是我的内心充滿感激。無論洞見還是偏見，這些書裡的見解都是我自己的，代表了我在不同階段的閱讀、探究與思考所得；精彩紛呈的文本，帶給我無限樂趣，如果我能通過這些文字和讀者分享萬一，就足以令我感到欣慰了。
（本文系“田曉菲作品系列”的總序，該系列将于2022年3月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