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3月10日，南韓大選終于塵埃落定。
國民力量黨的候選人尹錫悅，以0.73%的微弱票數優勢，戰勝共同民主黨的候選人李在明，赢得南韓第20屆總統選舉，再過幾月就要入主青瓦台，執掌南韓的政局。
據南韓的選情專家說，尹錫悅能夠當選，主要是利用了總統文在寅執政期間，對貧富差距擴大和房價高漲的控制不力，赢得20—30歲的年輕人選票。
而且尹錫悅為了得到年輕男性的選票，特意标榜自己是反女權主義者，說一旦當選總統，便要廢除女性家族部，因為20—30歲的年輕男性，将近90%反對或不支援女權。
這就很有意思了，男女的性别戰争能影響總統選舉，也算是自古以來未有的奇聞了。
那我們今天的文章，就以南韓總統選舉做切入點，聊一下“性别戰争”這道南韓的靓麗風景線，主要有三個關鍵點：
南韓女權為什麼異化成南韓女拳？
女拳師到底想要什麼？
南韓的性别戰争為什麼難以平息？
正好，大陸最近些年也盛産女拳師，我們可以看看南韓的性别戰争，能不能給我們一些借鑒參考。
二、
南韓的女權崛起，要從樸正熙說起。
1961年，南韓軍人樸正熙發動“五一六軍事政變”上台，由此開啟長達十八年的獨裁統治。
那時的南韓正處于低投資—低生産—低收入的惡性循環之中，各項産業都很落後，唯一能大宗出口的就是糧食，别說和發達國家相比了，就是和北韓相比也是貧窮落後的農業國。
樸正熙說：“當時我感到好像一個被竊空的家，或是一個破産的商行甩給我，讓我去收拾。”
為了挽救經濟困境，樸正熙提出“貿易立國、出口第一”的口号，開啟南韓出口主導的經濟戰略。
一方面，樸正熙吸納外國的資本和技術，做為南韓經濟起步的燃料。
1965年6月，南韓和日本簽訂《日韓基本條約》，規定日本向南韓提供無償援助3億美元、有償援助2億美元、商業貸款1億美元，共計6億美元。
要知道，南韓當年的出口額也隻有1.75億美元，是以日本能輸入6億美元的資本，對于南韓來說已經是大規模投資了。
有了國家之間的合作關系，日本民間資本也紛紛到南韓投資，截止到1970年，東洋、住友、三井等企業在南韓投資143項，總價值5500萬美元。
伴随投資而來的是技術引進。1966—1972年間，南韓引進電氣電子、機械等技術356件，其中日本技術就占250件，将近70%的規模。
可以說，南韓經濟崛起的最大動力，就是來自于日本。
另一方面，為了承接國外的資本和技術，樸正熙選中一批南韓企業家進行重點扶持，讓他們努力生産商品，給南韓經濟開疆拓土。
在這波時代紅利中，三星的李秉哲、LG的具仁會、SK的崔鐘建、現代的鄭周永等企業家趁勢崛起，成為站在時代前列的弄潮兒。
樸正熙指令政府給這些企業提供減免稅收、增加外彙供應、貼息貸款等支援，幫助他們擴大生産規模，而企業家以參加樸正熙例行午餐會的方式，接受樸正熙的直接控制。
政權和資本有共同的利益訴求，萬事自然順風順水，南韓的制造業也就此起步。
南韓的内外循環基本打通了，但商品出口到哪裡呢？這時候美國站出來說，都賣給我吧。
因為樸正熙和美國達成協定，派出南韓軍隊和勞工參加越南戰争。
雖然他的初衷是讓南韓人領取美國工資寄回國内，增加南韓的外匯存底，但美國為了回報南韓參戰助拳，答應采購南韓的商品做為軍需品，美國成為南韓的大買家。
從1968—1972年，南韓對美國的出口，一直占南韓總出口額的50%以上，賺回将近10億美元的利潤。
這樣一套流程下來，“美日韓三角貿易”便形成了。
日本出資本技術和原材料，南韓在中間加工成商品，最後由美國負責采購，各方皆大歡喜，南韓也賺到經濟崛起的第一桶金。
經過1962—1972年的發展，南韓有了紡織、日用品、服裝等勞動密集型産業，經過1972—1977年的轉型，南韓有了鋼鐵、船舶、機械、電子等資本密集型重工産業，經過1977—1995年的更新，南韓有了電腦、電子、精密機械等技術密集型産業。
随着産業的不斷更新，出口範圍的不斷擴大，南韓的經濟規模也不斷增長。
長達三十多年的時間裡，南韓的GDP保持8%以上的增速，國家經濟總量從60年代的21億美元，暴漲到21世紀初的8771億美元，翻了四百多倍。人均國民收入從60年代的87美元，一路增長到一萬多美元。
所有的南韓人，都在經濟崛起的浪潮中，得到屬于自己的一份利益。
但獲利最大的還是樸正熙重點扶持的企業家。
他們在樸正熙執政的18年間壯大起來，成為南韓經濟的龍頭。1979年樸正熙遇刺身亡，控制他們的龍頭大哥也不在了，于是此後10年，這批企業家徹底放飛自我，财富膨脹近10倍。
現在，這些傳承下來的企業，已經控制了南韓的經濟命脈，轉型成尾大不掉的财閥。
其實樸正熙和南韓财閥的關系，類似于普京和阿布等俄羅斯寡頭的關系，自己做為帶頭大哥，有絕對的權威來控制他們，但是等自己下台或去世，繼任的總統由于缺乏天然權威，便不可能有效控制财閥們。
為了争取他們的配合與服從，就不可避免的要讓渡利益。
于是曆任總統的權威不斷下降，财閥的實力不斷上漲，最終形成财閥綁架國家經濟、總統施政要看财閥臉色的尴尬局面。
不管怎麼說吧，南韓起碼富了，富總比貧窮要好。
三、
在南韓經濟騰飛的過程中，女性付出極大的代價。
國家要完成工業化，需要廉價的勞動力，才能降低工業品的成本，然後以極低的價格赢得競争力，最終占領市場回籠資金，投入下一輪的生産研發。
在這樣的資本循環中，國家的工業化程序也随之向前。
南韓當然也不能例外。
樸正熙時代的工業化程序，就是建立在剝削農村勞動力剩餘價值的基礎上，而其中的重要一環就是剝削女性的剩餘價值。
那些南韓女性被政府動員起來，一方面号召“每天攢下一勺飯”，限制日常消費，另一方面鼓勵她們進入紡織、鞋帽、服裝等行業工作。
60年代以前，南韓女性的勞動率是很低的，随着國家工業化的需要和政府鼓勵，到了70年代南韓女性就業率已經達到34.9%，人數由最初的12.7萬人，增長到百萬以上。
但和勞動強度相比，南韓女性的收益和付出極不比對。
6、70年代的時候，南韓工業勞工的日工資最低為0.48美元，最高也隻有1.24美元，不僅美國的工資水準是南韓的十倍，連墨西哥的工資水準都是南韓的1.2倍。
說到底，這些女性是用自己的剩餘價值，給國家經濟做貢獻，想想大陸的第一代建設者們，就知道這些南韓女性，吃了多少苦。
在貧窮落後的年代，不管男性還是女性，最大的訴求是吃飽飯活下去，是以工資低是可以忍受的，而等國家經濟有了起色，物質生活逐漸豐富起來，那麼付出和收益的不比對，就讓南韓女性非常不滿意。
于是從70年代起，南韓女性便有了追求女性權益的動機。
而且當時的南韓家庭實行戶主制，也就是一個家庭的男性家長去世以後，家庭中的女性成員都不能繼任家長，也沒資格繼承家庭的财産，隻有家長的兒子才是理所當然的繼承人。
在戶主制度下，男性在家庭中有絕對的權力，所有女性都是男性的附庸，從本質上來說，這依然是古代農業社會的封建殘餘。
以前在農業社會的時候，女性缺乏足夠的勞動力，自然不能給家庭創造财富，依附于男性是天經地義的，誰都不能說什麼。
可現在南韓逐漸進入工業社會，女性在工廠裡勞動，不僅能給家庭創造财富，也可以通過工作實作自我的社會價值。
那她們就要想了，我是有價值的，憑什麼要依附于男性？
于是，南韓的女權運動開始興起。
這時候的南韓女權運動，和世界範圍内的女權運動同步，都是為争取女性的勞動收益、破除封建男權壓迫、消除社會性别歧視而奮鬥。
和其他國家的女權運動一樣，南韓的女權運動也取得一系列成果。
例如1977年梨花女子大學成立南韓首個女性研究學系，80年代建立了“婦女平友會”等民間女性團體，出現大量表現經濟獨立的職業女性的電影，90年代為反對性暴力成立的“南韓性暴力救助中心”，20年間累計提供了44303宗法律援助和咨詢。
這些都是特别正常的女權運動，我們應該鼓勵這樣的女權運動，讓婦女也能頂起半邊天來。
這次正常健康的女權運動，标志性的勝利，便是2005年南韓國會通過廢除戶主制的民法修改案，在制度層面上實作了男女平等。
也隻有在女權運動不斷勝利的背景下，樸正熙的女兒樸槿惠，才能在競選大國家黨副總裁的時候，放棄專門留給女性的保障名額，而是要和其他人一起參加競選。
她說：
“我不想因為是女性而被保護，或受到特别待遇，也不想因為是女性而坐到保障名額的位置上，這并不符合我的政治信念。我認為，應該公平競争由黨員們選出的位子，才能充滿自信的說話。”
典型的大女主瑪麗蘇語氣。
在樸正熙時代，女性參加競選是不可想象的，但到了樸槿惠時代，女性參加競選已經很平常了，而且她還雄心勃勃的要赢。
是以在那段時間，樸槿惠一度被認為是南韓女權的代表人物。
這是南韓女性的成功，更是南韓經濟的成功。
四、
如果南韓的好日子就這樣繼續下去，雖然國内有财閥和不平等，但依然是一個不完美但可以接受的結果。
畢竟經濟進步可以掩蓋一切沖突，隻要普通人的小日子能過下去，一切都好說。
但是經濟不可能一直進步，南韓不可能永遠高速增長，自從進入2001年以來，長達40年的GDP高速增長便跌落下來，大部分年份保持在5%以下，尤其是2012年以來，更是長期保持在3%以下。
也就是說，南韓的經濟增長停滞了。
經濟增長停滞意味着蛋糕固定，蛋糕固定意味着競争激烈，競争激烈意味着付出更多努力甚至撕咬同類，才能吃到極小份額的蛋糕，這種社會走到底便是内卷化。
内卷的核心是競争。
但不論體力、智力還是社會屬性，内卷社會中的女性都有天然的劣勢，根本拼不過同等條件的男性，于是在最近十幾年的時間裡，南韓女性逐漸成為競争的失敗者。
具體的表現方式，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一方面是公司招聘員工的時候，不願意招女性。
因為女性職工的戰鬥力較差，加班的強度很難和男性相比，要是結婚的話還有家庭的負擔，對于公司來說，招女職工是很不劃算的。
以至于《經濟學人》雜志，一直将南韓列為“對職業女性最不友善”的國家。
另一方面是南韓出現“呼籲女性回歸家庭”的思潮，背後的意思就是，職場都這麼卷了，女性就不要來湊熱鬧了，把工作崗位讓給男同胞吧。
要工作崗位，其實就是要利益。
也就是說，南韓女性面臨着物質和精神的雙重歧視。
于是用40多年的時間，好不容易争取到社會地位的南韓女性，在經濟停滞的背景下走向另一個極端。
她們不再要求男女平權，以及通過自我提升争取社會地位，而是不自覺的把女權改造成殺人誅心的輿論手段，可以打神滅佛的道德大棒，以女性的天然身份，要求男性無條件尊重和服從女性。
總而言之，南韓的女性要把男性馴化成舔狗，以不用付出太多努力和犧牲的方式，得到讓自己滿足的利益。
走到這一步，曾經人人尊重的女權，便成了人見人厭的女拳師。
說到底，南韓性别戰争的背後是利益戰争，争奪社會資源的戰争。
國民力量黨的黨魁李俊錫就說：“女權主義者在以犧牲南韓男性為代價，讓後者遭受不公平的待遇，激進的女權主義和恐怖主義一樣有毒。”
甚至在這些女拳師裡，還有一部分更極端的極品女拳師，他們和魔怔了似的，出現一種“厭男”的情緒。
有的會在包裡藏一把榔頭，走在路上看誰不順眼就上去打一頓。有的用刀子對準睡覺的父親，自拍發在社交網絡，說可以趁機消滅一個男性。有的則把矛頭對準嬰幼兒，說要徹底消滅南韓的男性。
人家女拳師無非是打拳而已，這些信女權教的直接要命了。
面對女拳師的全方位進攻，南韓男性為了守住自己的基本盤，很默契的達成共識：
你要打拳那我就不追女孩。
你想竊取利益那我就不結婚。
你要殺人誅心那我就直接躺平。
女拳師打過來的招數，南韓男性完全不接，讓你有勁沒處使，哎，就是玩，看誰耗得過誰。
性别戰争走到現在，結果就是男權和女拳互撕，年輕人大量躺平，以及南韓的生育率下降。
這次南韓大選，尹錫悅說一句反對女權的話，就給自己掙到大量年輕男性的選票，可見南韓的社會撕裂有多麼嚴重。
美國的特朗普煽動紅脖子，南韓的尹錫悅煽動男權，難怪人家說尹錫悅是南韓的特朗普。
五、
南韓的性别戰争都成這樣了，政府難道不管嗎？
其實也管，隻是路線不一樣。
南韓“進步派”是中間偏左翼的政治派别，他們認為年輕人的困境在于階層固化，應該在不同階層之間重新配置設定财富。
這是從階級來說的。
南韓“保守派”是偏右翼的政治派别，他們認為是老中青之間的資源配置設定不公平，導緻了現在年輕人的困境。
這是從社會和人口年齡來說的。
不可否認啊，南韓的老年和中年，經曆了長期經濟高速增長的年代，能力強的抓住機遇積累财富，能力差的按部就班工作，也能享受到豐厚的社會福利，讓自己過上不錯的生活。
表面上看，保守派的理論沒問題，政府可以通過政策和稅收等手段，把中老年的财富轉移給年輕人，但問題是，絕大部分的中老年人，也是處于南韓社會的中下層。
轉移中老年的财富給年輕人，其實是挑動同為中下層的中老年和年輕人互撕，本質上和男女性别戰争是一樣的性質，都是底層互撕，治标不治本。
南韓問題的深層次邏輯，不是中老年和年輕人的對立，更不是男性和女性的對立，而是财閥壟斷各行業，又以壟斷的優勢吞沒小企業生存的空間，導緻社會上新增的就業崗位不足。
而最核心的邏輯是，南韓政府沒有能力解散财閥，釋放就業機會，更沒有能力，把有限的資源進行階層之間的公平配置設定。
老中青的沖突也好，性别戰争也罷，都不是南韓的主要沖突。
階級沖突才是南韓的主要沖突。
保守派和财閥當然明白這個道理，是以他們挑動中下層的老中青互撕，放任男女之間的性别戰争，都是把激烈的社會沖突向下傳導。
這樣便将可以團結在一起、有共同訴求的南韓無産階級，分化成男性、女性、城市、農村、老年、中年、青年等泾渭分明的社會群體。
隻有這樣，南韓人才不能團結起來，向上輸出火力。
用中國的話講，這叫分而治之，衆建諸侯少其力。
面對這麼有利的條件，那些和财閥沆瀣一氣的政客，是沒有動機消除性别戰争的，即便有極個别理想主義政治家，也必須為了選票去迎合現實。
這也是選票政治難以根治的痼疾。
而被分割成碎片的南韓人，有資源的繼續有，沒資源的繼續沒有，想翻身難如登天。
很多看不到希望的年輕人，轉而崇拜起出身優越的“金湯匙”，完全喪失了努力奮鬥的欲望，隻恨自己為什麼沒有成功的父母。
六、
尹錫悅在競選的時候，曾經說過一系列施政傾向。
例如堅定捍衛自由市場經濟、邀請美國在南韓部署戰術核武、請美國在南韓部署薩德、南韓半導體要和中國脫鈎、廢除女性家族部、廢除最低工資和每周52小時工作制等等。
但是看待一個政治家，不能看他怎麼說，而要看他怎麼做。不能看他準備做什麼，還要看他能做成什麼。
對于尹錫悅一年來的表态，我們目前看看就行了，不必太認真。南韓到底走向何處，等他入主青瓦台，我們自然見分曉。
我們真正應該關心的，應該是南韓的經濟結構，性别戰争背後的社會思潮，以及年輕人積極進取或保守躺平的态度。
這些都比南韓更換總統更重要。
而這些南韓的核心問題，都不是換一個總統就能改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