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歲生日的時候，馮骥才畫了一片大樹，時值金秋，樹葉在陽光中斑斓璀璨，流光溢彩。六十歲生日的時候，馮骥才畫了浩蕩江流中一隻揚帆的船舶，那時他正投身民間文化遺産的保護，以此給自己信念與鼓舞。2022年3月11日，是馮骥才先生80周歲誕辰。在這個特殊的日子，他又将畫下怎樣壯美的畫卷？
馮骥才1942年出生于天津。他自小嗜好丹青，十四五歲就開始跟着嚴六符、惠孝同等先生學畫。高中畢業報考中央美術學院，因家庭出身遺憾落榜。又去天津書畫社工作，專事摹制古畫。20世紀六七十年代，大量“秘密”的閱讀讓他心中湧起寫作的沖動。1977年，他被人文社“借調”到社裡修改長篇小說《義和拳》，由此從繪畫“轉戰”于文學。
著名作家馮骥才
80年代是他文學創作的豐收期，《雕花煙鬥》《鋪花的歧路》《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蓮》等代表作相繼問世，馮骥才在文學界一舉成名。雪片般的讀者來信從全國各地飛向他小小的書齋。90年代他一度出畫冊、辦畫展，潑墨揮灑，轟轟烈烈。後來機緣巧合，投身文化遺産的搶救性保護工作，“好比從大地山林縱入茫茫大海，”一切純屬個人的藝術事業，比如寫作與畫畫，全被棄置。
最近幾年，由于年事漸長，馮骥才從田野山林傳回書齋畫室。他與文學闊别了20年，再次提筆，多年的積澱迸發而出，如月出山關，如大河奔湧。《俗世奇人》《單筒望遠鏡》《藝術家們》……一部部厚重之作，以精彩凝練的語言，刻畫入神的形象，帶着對生活的種種審視，種種悲憫，種種體悟，種種驚歎，顯示出作家非凡的創造力與對人生、對文學不竭的熱愛。
“實際上我是回到一種審美創造的快樂裡了。”馮骥才說。
2022年初，他的兩本新作：中短篇小說集《多瑙河峽谷》和随筆集《畫室一洞天》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前者包括《多瑙河峽谷》《枯井》《跛腳貓》《木佛》《我是傑森》等五篇小說，當中既有現實主義筆法，也有天馬行空、稀奇魔幻，可看作馮骥才在小說風格上的一次大膽而嶄新的自我超越。後者則是随筆集《書房一世界》的姊妹篇，是他思考自己數十年的藝術生涯、人生軌迹，以“一半的文學的自己”，面對“另一半的繪畫的自己”，做一次文字的“探詢與記錄”。
在他的家裡，書房和畫室之間隔着一條走廊。走廊上花木蔥茏，綠蔓纏繞，還有生動的陽光悠然遊走。而這裡的主人，有寫作的沖動便步入書房，有繪畫的念想便鑽進畫室，文字與丹青互相激蕩，猶如一種“甜蜜的往返”。馮骥才說：“這個感覺有的時候很幸福，很幸福。”
Q&A
生日時和媽媽一起吃頓面
Q：您曾經寫道，“我喜歡在人生每一個重要的節點上過得深一點，在記憶中刻下一個印記，讓生命多一點縱向的東西”。80歲生日是重要節點，您打算怎麼過？
馮骥才：這是我的一個想法，我覺得每個人的人生都會有一些節點，你比如說重要的生日，比如結婚紀念日。一個年輕人，考上大學或者大學畢業工作了，這樣一些日子，我希望過得深一點。
我覺得有的時候人的努力是為了給未來留下一些記憶。我希望在這樣的日子裡做一點什麼事呢？比如說今年我80歲，我不想像一般的人過80歲生日的時候，很多人給他來祝壽，穿上唐裝，後邊擺一個壽星老，前邊再擺倆果籃，擺一些鮮花。大夥兒給他鞠躬、拜壽。
我母親今年105歲了，還很健康。我今天才去看了她。她25歲生的我，我80歲了還能去看我的媽媽，我覺得很難得。我跟我母親說好了，我生日那一天，就是3月11号的中午，就我和我媽兩個人吃一頓面，我覺得這個面是特别意味深長的。這樣我會有很多觸動。将來說不定我會寫一些散文，寫我吃面的時候心裡的感覺。
還有一個想法，我想在我學院裡邊搞一個活動，這個活動不是給我祝壽，是拿我的生日說事，做一點研究。作家們不一樣，有的作家從故鄉出生，長大之後就飛走了，像鳥一樣，到社會上闖蕩去了，有很多人生的閱曆。
我不這樣。我從出生到現在近80年裡，基本上全是在天津，全是在一塊土地上。我跟土地的感覺不一樣。有的作家的寫作跟土地的關系特别地糾結。我想做一個讨論，通過我和天津這塊土地的關系，讨論一個知識分子與土地的關系，他跟他的故土，故土上的人民，是一種什麼樣的關系？他這種情感是什麼樣的情感？我覺得這樣的一個讨論，對文學，對作家，恐怕都是有意義的。
Q：在以往許多人生重要的日子，你都會畫畫留念。您今年要為自己畫一幅什麼樣的畫？
馮骥才：我記得50 歲生日的時候，我畫了一大片樹，已經入秋了，但是在陽光裡樹葉都在閃光。我想畫人生的輝煌時期，我進入了這樣的一個時期。我還畫過人生進入“黃金時代”，即收獲的年代的一種感受。
60歲的時候我，畫了一幅畫叫《豪情依舊》。我畫了一片大江的中流，一隻船在揚帆，那時候正好開始做民間文化遺産搶救，我需要這麼一股力量。今年的我即将80歲，我還不知道生日那天會有什麼樣的一種情感。
在每一個結婚紀念日的時候我都會畫畫。比如銀婚、金婚，去年過的綠寶石婚，我跟我夫妻結婚55周年。反正每到這個時間，我倆都要共同畫一幅畫，畫一對小鳥。
最早的時候在六七十年代，最艱苦的時候，因為我夫妻也是畫畫的，我們一起畫了一對小鳥在風雪裡邊。那幅畫我現在還留着。後來我們一直畫鳥，風景在不斷的變化，有的時候風景變得很燦爛，這跟時代有很大的關系，跟我們對時代生活的感受也有很大的關系。
Q：在80歲這樣的年紀，您還能有許多新的人生感悟，是因為您個人有探索精神，還是因為時下社會變得太快？
馮骥才：80年代初的時候，從一個封閉的比較艱辛的時代進入改革開放的時代，我那時候充滿了創作的激情，一年寫幾十萬字。實在扛不住了，忽然重病一場。
在大病的時候，我的前一代有一個很有名的作家叫嚴文井先生，他當時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社長，他給我寫過一封信，裡邊有一句話，他說馮骥才一定要活得久，你隻有活得久，你對人、對人生的了解會才會更深透。因為在不同的年齡段，對人生、對命運，對人、對很多事物的了解是不同的，隻有你活長了，你把生活的各個面都看了，包括你同時代人的命運，你也跟他共同經曆了，你自己的命運經曆也太多了，這樣你對于生活、對人生的感受才是不一樣的，它可能會更豐富，也可能更深刻。
Q：您祖籍是浙江甯波慈城，1942年出生在天津，童年時居住在英租界大理道，家中有六兄妹。從家族這方面來說，您認為您父母的哪些教導讓您終身受益？
馮骥才：我母親是山東濟甯人，濟甯這個地方是又文又武，文的方面，是孟子和孔子的故鄉；武的方面，水泊梁山在我母親的家鄉，武松魯智深當年都活躍在母親的老家。我父親家從唐代以來就在甯波，世代都是文人或者為官，到現在還有很多家族的遺迹。
我家裡的兩種文化對我都有影響，都從父母身上帶來。一個就是孔孟的東西，尤其山東人，這個地方的人重情重義，特别是重義，而且厚道、忠厚、樸實。另外山東文化裡邊的一種陽剛之氣，也從母親這個體系帶來。浙江人就不一樣了。甯波是越劇的故鄉，那個地方的人比較細膩，比較重情，慈孝文化很發達。是以鄧小平同志說“甯波幫愛甯波”，甯波這個地方因為慈孝文化，重視自己的故鄉故土，熱愛自己的故鄉故土，這一點也深深地影響了我。父母的影響不是幾句話的事兒，真正影響你是在骨子裡、在精神上。
是以我50歲的時候，在我的老家辦一個畫展，叫“敬鄉畫展”。我第一個畫展就到我老家去，我敬我的老鄉，敬我的老家，那是我生命的發源地。結果我跟我的老家有了密切的關系，我也為老家做了好些事情。
我知道賀知章的祠堂要拆，拆的時候給文聯，文聯沒有錢修。我第一次賣畫就是在我老家甯波，我在畫展裡邊選了5幅我最自己最喜歡的畫，把這5幅畫賣掉了以後，把錢捐給政府，修賀知章的祠堂，要不就拆掉了。修好了以後給了甯波文聯，現在還是歸甯波文聯管，但是又變成了甯波的一個很重要的文化和旅遊的景點。
這樣的事情我做得挺多。沒有任何功利，沒有任何想法，就是因為熱愛，就是因為是我老家的東西，覺得它分外地親切。
我們追求自己精神來源，都能找到自己的源頭。是以直到今天我80歲的時候，我為什麼要研究一個知識分子跟土地的關系？因為我在天津這個地方80年，做了很多天津老城老街的保護，我也跟這塊土地有了很深的關聯。
在文學和繪畫之間甜蜜往返
Q：作為一位在文學和繪畫領域雙栖的作家，您曾經說“寫作于我，更多是對社會的責任方式，繪畫于我，更多個人心靈的表達與抒發，”能否談談您的繪畫與寫作是如何互相影響的？
馮骥才：我最早是畫家。我畫了15年的畫，現在當然還在畫，但是不多了。繪畫我覺得對于我更私人化一些，更多是一種個人的心靈生活感受，一種排遣，一種抒發。
文學更多的承擔了一些社會的責任，闡發對生活的思考，和讀者一起來認識生活，這都是我的文學追求。文學影響了我的繪畫，比如說在繪畫裡追求文學性，追求詩意，追求意境，這也是中國繪畫的傳統，特别是文人畫的傳統。
那麼繪畫也影響我的文學，因為繪畫跟文學有共通的一點，都要産生視覺的形象，要喚起讀者的一種形象的想象。另外要給讀者營造一個看得見的空間，看得見的人物，看得見的一種景象，而且越鮮明、越簡潔越好。是以我在寫小說的時候，我看得見我的人物，甚至有很多人物面孔的細節我也看到了，但是我不見得寫下來。這對我很重要，因為我看到了再來寫這個人物，跟我沒看到是不一樣的。
Q：在寫作和繪畫兩件事上，您如何配置設定自己的時間，在不同的人生階段，這兩件事對您分别有什麼樣的意義？
馮骥才：我不需要配置設定時間。我有文學的想法的時候，我有文學創作沖動的時候，我一定到我書房裡去，我就埋頭去寫。
而當我有一種感受，這種感受我覺得用畫可以表達出來的時候，我就走進畫室。是以我的畫室跟我的書房是在我家裡一個廊子上的兩頭。我住一個複式的房子，上一層就是我的寫作的地方和畫畫的地方。我有時候走上來，如果是為了文學的想象，有文學創作的沖動，我就去到書房。可有時候寫着寫着，會産生繪畫的感覺，一種用藝術表達的欲望，我又會鑽到畫室裡去。這是一個甜蜜的往返，這個感覺有的時候很幸福，很幸福。
《畫室一洞天》完稿留影
Q：《書房一世界》和《畫室一洞天》是不是您寫得最輕松最快樂的作品？就像是自己和老朋友對話，完全在一種放松狀态。
馮骥才：《書房一世界》《畫室一洞天》兩本書，雖然寫的是身邊的，我天天和它相處的東西，但是我知道每個東西裡邊的故事，我知道它的記憶，我知道哪些東西是值得寫出來的，是有意味的，是不能忽視的。
是以寫這些東西就像宋人寫筆記一樣，的确很輕松，散文随筆式的一種寫法，但是我也比較注意語言，用一些白描的，非常簡單的，不雕琢的，不刻意的語言來寫，也寫出平淡的生活裡的那種意味。
Q：《多瑙河峽谷》中5篇小說的寫作方式，對您來說都是嶄新的文學嘗試。是什麼讓您在寫作中始終有着熱情，并敢于創新？
馮骥才：我覺得對文學對藝術的熱愛都是一種天性。當他有了對生活的熱情的時候，他必須要用文字表達，那就是搞文學的人的天性；他必須要用筆墨用色彩去表達，那就是搞繪畫的人的天性。
《多瑙河峽谷》這部集子裡，隻有《多瑙河峽谷》這一篇是現實主義的寫法，其他幾篇有的比較荒誕，有的更像一個寓言。不同的寫法，原因跟我寫《藝術家們》有很大的關系。因為《藝術家們》寫完了以後，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我從這小說裡出不來。盡管我還想寫别的長篇，偶爾還會有沖動，還會有想象，但是我從那個小說，從人物内心的氛圍和小說的境界裡出不來，因為我對我們這一代的搞藝術的人，我們精神的經曆，我們心靈的經曆鑽得太深了。
是以我必須要想一個辦法。怎麼辦？我要放開我的想法。
第一個是寫《木佛》。我有意識地換一個角度，用物來寫人，把物人格化，變成一個有精神的、有思考的、有靈魂的人去寫。我寫進去以後就鑽進了一個特殊的生活範疇。因為我喜歡收藏，收藏就必須要了解收藏界，了解這個行當。古玩這個行當我很熟悉。當我進入這個小說之後，特别是進入這種獨特的想象的時候，我不知不覺地一點一點就從《藝術家們》裡退出來了，這個感覺特别好。
退出來以後我覺得特别自由，好像我到了一個從來沒有去過的空間裡，連空氣的感覺都不一樣。
當《木佛》這篇小說寫完了之後，我覺得自由了。因為我腦子裡冒出了很多的想法，有很多的生活素材，它變成了不同的形式，有不同的故事在腦子裡産生。那個時候思維特别活躍，一口氣寫了好幾篇，包括《跛腳貓》。
基本這幾個小說就是這麼寫下來的。《多瑙河峽谷》這一篇寫完以後，我也有點出不來。但是我覺得最近很好，因為我最近把小說寫作全放下了。我在做一個學科建設的事情，純學科的理論的文化的事情。我必須要使我完全出來了，進入一個完全自由的狀态，才好寫下一部。
2021年10月12日，剛寫完中短篇集《多瑙河峽谷》留影
Q：《多瑙河峽谷》這篇小說涉及了現代社會的很多命題，比如愛情的脆弱，人的選擇，人的有限性等等，非常切中當下這個時代。很想知道這個小說的靈感來源是怎樣的，裡邊的人物和故事有沒有真實的原型？
馮骥才：實際作家寫一個小說的時候，不見得是來自于一個情節或者來自一個原型，往往來自于對生活的感情、感覺。
像我一個80歲的人，應該說是生活裡的過來人，常常感受到你剛才說的一個詞兒，脆弱。人的脆弱，命運的脆弱，個體的脆弱。
個體經常對于自己的未來是未知的，經常會感到無奈和無助。你選擇不了生活，雖然有的時候你也能選擇生活，當你選擇的時候，那些古往今來有價值有意義的箴言，前人的一些積極的思考，是能起到作用的。但有的時候你不能發揮你的選擇，你選擇不了，你是被動的，這時候你就感受到你的脆弱。
我經常感受到生活的陰錯陽差，人在命運中的陰錯陽差。我特别想把這個東西寫到小說裡。這個小說你看完了你還會思考，如果當時情節不是這樣，中間有好些環節，如果不是這樣，誰要是先知道這個事情的真相，或者誰不知道這個真相，這小說可能完全是另外一個故事。但是在陰錯陽差中，我的所有的主人公，他們都是無辜的。他們也都改變不了這樣的一個故事的程序。
但是這個故事的後邊有一個東西是珍貴的，就是愛情，真正的愛情。這些東西在他們心裡邊仍然是最有價值的，仍然是他們對待生活的一個出發點。但是他們知道什麼是真正的愛情，人應該堅守的是什麼東西。
一輩子不會跟文化遺産保護松綁
Q：從《俗世奇人》到去年的《藝術家們》，再到今年的《多瑙河峽谷》，您近些年的重點是否從文學文化遺産保護回到文學上了？
馮骥才：從寫作的意義上，我跟文學闊别了20年。但是我不會離開文學，為什麼？因為我熱愛文學，是以在做文化遺産搶救的時候，經常有文學的沖動，有文學的想象，但是我不可能寫，因為我沒時間。
我曾經說過這樣一個例子。我的文學想象最多的時候就是在大地上奔跑的時候，從這個地方到那個地方，特别是坐在汽車裡的時候，感覺特别深。夜裡開着汽車聽聽音樂，從這個省到那個省要走幾個小時，甚至更長。在奔走的時候忽然文學想象出來了，忽然自己過去思考過的一個細節在心裡冒出來，然後聯想出好些情節，想到甚至于很沖動，但是沒時間寫。
當司機師傅說，馮老師咱們到了。已經過了三個小時了。小說就沒了，就中斷了，斷電了，以後的想象跟它也接不上。這就是我那個時期的文學生活。
偶爾的時候，看我同輩的作家或者年輕人出新書，我也有一點苦澀，覺得自己熱愛的東西沒法做。有一點，但是僅此而已。因為我知道我做文化遺産保護的事情太重要了，而且我必做不可，我不能選擇。
當我現在有了時間寫作，這些東西一湧而來，有的時候同時幾個想法湧過來。我現在跟以前寫作有一點不同。以前我寫作可能是更希望跟讀者一塊去認識生活。現在，我覺得寫作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使命，就是給文學留下審美形象，你對時代的思考，你對生活的認識了解，包括種種哲思，都要通過獨特的審美形象展現出來。
是以這種寫作是創造的快樂。實際上我是回到一種審美創造的快樂裡了。是以現在我止不住自己，還在一篇一篇地寫。
有的記者問我有什麼計劃，時候好像沒什麼計劃。它就一湧而來，因為過去壓抑的時間太多了，20年生活積累的太多了，看的也太多了，認識的也太多了。
但是我這輩子既然跟文化遺産捆綁在一起，是永遠不會松綁的。如果現在讓我回到60歲有體力的時候，我還是要放下小說，還是要去做文化遺産搶救。我現在仍然為文化遺産保護領域的一些不斷出現的新的問題甚至于困境感到焦慮，還有大量的事情沒有做。
另外還有一個具體的事情，就是我們的一個想法得到了國家的重視和支援：要在高校裡建立非遺學的學科，要給國家多培養文化遺産保護和傳承這方面的專業人才。這個學科的建立得到國家的準許了。我們今年就開始要招第一批非遺學的學生。我們要招生、要建立這個學科，我在文化遺産保護這方面恐怕要更深入。
Q：作為一個作家和畫家，是什麼讓您對文化遺産保護産生這麼大的行動力？
馮骥才：以前有記者問我，有的人碰到文化遺産瀕危的問題，就是替它呼籲、呐喊，你為什麼要投身去做？我想起一句話，當你的親人孩子，一個車忽然把他撞倒的時候，你隻喊嗎？你一定會撲上去啊，這是我的心情。
天津市老城是600年的老城。我生活的城市是很有意思的城市，它是中國唯一一個有建成紀念日的城市。1404年12月23号，這是一個有建成日的城市，這個城市裡的肌理全在。90年代忽然一個通知，就要把這城全拆了。
還有一個廣告，說要建得跟香港的銅鑼灣一樣，廣告詞說，将來你在這個地方想不到是天津，而覺得是在香港的銅鑼灣。我急了，我不能光呐喊，就開始做搶救。
一開始做天津老街的搶救。當時和一個主管部門達成協定，保留老街的幾個曆史建築。這個期間法國的一個人文基金會請我到法國做一個交流，我主要想研究法國巴黎的保護都是什麼力、什麼人、什麼想法在起作用。我知道雨果等作家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到法國去做研究的時候，忽然告訴我這條街拆了，原來定好不拆的也拆了。我從巴黎趕回來，第二天就到老街去看，一看老街整個拆空了，曆史建築就是這樣，一旦拆了就永遠沒辦法了，重建根本不是曆史。是以當時我站在街上忽然就哭了。後來北京青年報的記者寫了一篇文章《馮骥才哭老街》。我也不知道他怎麼會在場，反正因為我搶救老街變成了一個焦點，是以我去會有一些人去。那時候城市到處牆上都寫“拆”字，這篇文章發表以後，對全國影響很大。
Q：您在從事文化民間文化遺産搶救工作的期間，曾經賣畫換錢，籌措經費，請談談其中的困難與成就。您還說“我人生接過的最後一件大事是教育”，能否詳細談一談？
馮骥才：我賣畫解決不了民間文化遺産搶救的問題，我記得當時跟記者講過這句話，我說我憑着我賣畫那些錢，解決不了大地上處瀕危的千千萬萬的文化遺産的問題。
現在我們清楚了，我們整理出來的國家4級的文化遺産名錄，包括縣一級的、市一級的、省一級的、國家一級的一共大概10萬項，我們的傳統村落現在整理出來是6819個，數量這麼龐大的民間文化遺産，你賣一點畫能起什麼作用？
但是它起一個作用，一定有人想，馮骥才為什麼要賣自己的畫？他賣畫到底為什麼？我覺得能喚醒人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
我在蘇州博物館賣完畫的時候，有一種家徒四壁的感覺，那些畫摘走了，我的一些好畫都沒有了。當時我有一種悲壯感，後來我說了一句話，我說我喜歡做的事情裡有一點悲壯感，男人嘛，做的事情總希望有一點壯烈的東西。在這種悲壯感裡，我把我的心給了大地了。它鼓舞了我自己。
另外一個就是教育問題。如果說前20年我主要做的是文化遺産的搶救性的保護，我今天要做的就是科學保護。當我們把文化遺産搶救下來，剛才我說了非遺10萬項，傳統村落6819個，通過這一代人的20年來的努力把文化遺産搶救下來了，但是我們現在還沒有保護的标準，沒有規範，沒有專業的人才，我們仍然對它不放心。
是以我們在大學必須開啟這樣的非遺學科教育，就是說非遺的這種專業教育，必須要進入我們的高等教育的體系裡來，這件事跟文化遺産保護是一脈相承的，是以我仍然堅持要做。
Q：您的畫室裡擺着各種各樣有意思的物件，其中最古老的，一件是河姆渡的魚紋紅陶缽，一件是河姆渡的陶豬。這些古物是怎麼得來的？您還會收藏一些民間的藝術品比如泥塑、年畫等等，它們不像文物字畫具有那麼高的“價值”，但為什麼讓您喜愛？
馮骥才：前年我從一個收藏的朋友手裡看到一個畫冊，就從倫敦拍賣市場拍賣這兩件東西，價錢并不貴。河姆渡的東西私人收藏的并不多。
河姆渡是中國的農耕文明最早的村落之一，它保留着6000年以上的我們先人的文化創造，這些東西都帶是代表性的。我特别喜歡陶豬的造型，還有陶缽上魚的那種很流暢的黑色線條。
我覺得買回來，将來放到學院的博物館裡邊，很好，特别是我們博物館裡邊會有一些大文化遺址的内容，是以把它買回來了。
我既喜歡一些古代的精美的文物，同時又喜歡一些民間的泥塑和年畫。你問我這些東西沒有很高的價值，你說的對，它是在經濟上沒有價值，但是它在文化上很有價值。
文化有地域性。比如年畫的地域性，天津的楊柳青年畫，蘇州的桃花塢年畫，山東的楊家埠年畫，四川的綿竹年畫，都有它地域的特點。實際上，精英文化沒有地方特點。比如說石濤的畫，你能說他是哪個地方的畫嗎？你說不出來。吳冠中的畫是哪個地方的畫？說不出來。但楊柳青年畫一看就是天津的，桃花塢年畫一看就是蘇州的。為什麼？因為地方民間的東西是集體創造，集體認同的，一個地域的藝術，它最有地域性，這些東西别的東西不能替代。
另外民間的東西因為過去的曆史是不是很重視，往往有些東西産生了，後來就消失了，是以留下來的東西很少，應該特别珍惜。
南都記者 黃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