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25-26日，由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和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聯合組織的“發現中國最早的金銅佛像”研讨會線上上展開。來自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漢景帝陽陵博物院、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香港中文大學、芝加哥大學、耶魯大學、南加州大學以及泰國國立政法大學的十餘位中外學者加入會談。此次研讨會共分為考古與曆史，佛教研究與藝術史兩個專場。本文為第一場會議紀要。
線上研讨會海報
首日考古研讨會由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中國中心主任白睿文（Michael Berry）教授緻開幕詞，由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主持。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孫周勇院長受邀進行英文發言，他指出這兩件金銅佛像具有重要地位，不僅是因為它們是中國最早的佛像，更重要的是其有清晰且明确的出土背景。線上學術探讨會的組織，是成熟合作的成果，有助于及時推進陝西考古的國際交流與推廣。随後發掘團隊兩位考古學家對兩座金銅佛像的出土情境、相關遺迹、曆史背景進行了詳細的介紹。
成任墓地M3015出土的東漢晚期金銅佛像
接下來漢景帝陽陵博物院李明副院長做了《鹹陽成任墓地出土東漢金銅佛像的相關問題》的報告。該報告包括成任墓地東漢家族墓的形制與時代判定、鹹陽洪渎原墓葬群以及金銅佛像是随葬品三個部分。鹹陽成任東漢墓地位于中國陝西省鹹陽市渭城區北杜街道成任村東南，墓地東南距離漢長安城遺址15.7千米，東南距離安陵約7.8千米。出土金銅佛像的這組家族墓地目前共發現墓葬七座，南北向并排排列。這七座墓葬規模、形制相似，出土青銅佛像的家族墓地周圍還分布着很多與其形制相似、成排分布的東漢家族墓地，是以李明認為其為家族墓葬。李明根據墓葬結構、随葬品以及朱書紀年對出土家族墓地的年代進行了論證。M3019内出土的朱書陶罐上有明确紀年：東漢漢桓帝延熹元年，即公元158年。這為出土青銅佛像的家族墓地時代判定提供了确切的證據。出青銅佛像的家族墓葬是鹹陽洪渎原墓葬群的系列發掘之一，接下來李明對鹹陽洪渎原墓葬群的基本情況進行了介紹。洪渎原墓葬群位于陝西省鹹陽市渭城區東部泾河和渭河之間的平原。從2020年6月以來，在二十個月的發掘中，該墓葬群有戰國、兩漢、西晉、十六國、北朝、隋、唐、宋、金、明、清古代墓葬3800餘座，墓葬時代延續長達2200年，出土文物16000餘件（組）。從戰國晚期開始一直到唐都是都城附近的最高等級墓葬群。洪渎原墓葬群有序分布着從戰國到西漢流行的“集中公墓”和東漢、西晉、十六國時期流行成排分布的家族墓地。該墓群的另一重大發現是北朝隋唐家族墓園的完整發展序列。墓園類型由單人墓葬、夫婦合葬或夫婦同茔異穴合葬發展為子祔父葬，直至孫輩歸葬祖茔，墓地使用時間甚至跨越曆史朝代而延續數百年，這種喪葬禮制上的延續與變化，展現了當時人民的思想觀念。李明進一步分析盜洞位置與出土佛像位置，指出雖然此墓被盜，佛像所處位置周邊陶器都未經擾動，可以排除盜擾混入的可能。最後，李明就東漢之後該地聚落發展的軌迹，以及與犍陀羅地區出土佛像的類型學分析等認為M3015内出土的金銅佛像是作為随葬品使用，這個推斷符合中國考古學的分析邏輯。
成任墓地地理位置示意圖
朱書陶罐銘文摹本（M3019:2）
朱書陶罐（M3019:2）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趙占銳助理研究員做了《鹹陽成任墓地出土東漢金銅佛像》的報告，該報告主要包括墓葬概括和金銅佛像科技分析兩部分。出土金銅佛像的東漢家族墓共發掘六座，自南向北依次為M3014、M3015、M3016、M3017、M3019、M3020。從形制來看這六座墓葬可分為土洞墓、磚土墓和磚室墓三大類。M3014和M3015為土洞墓，M3020為磚土墓，M3016、M3017以及M3019為磚石墓。随葬品有陶容器、祭祀用器、模型明器、動物俑以及少量銅器、鐵器等。根據墓葬形制、随葬品特征以及與周圍西晉、十六國墓葬比較分析認為該組墓葬為東漢晚期，墓室結構由土洞向磚土混合到磚室結構的變化。墓主人是附近安陵縣或長安周邊的中級官吏或地主，家族具有一定的勢力和經濟實力。金銅佛像科技分析的初步結果使我們對鑄造技術、鑄造工藝、成分分析以及産地有所認識。這兩座金銅佛像屬于銅錫鉛三元合金，是陶範鑄造。立像為主體和覆蓮座分鑄，以插接方式組合，在覆蓮座底部兩足對應位置可見兩個突出榫頭。五尊佛為渾鑄而成。從鑄造方式和成分分析，認為這兩件佛像屬于中國本土青銅冶鑄技術産品。最後，趙占銳展示了成任村附近發現的十六國和北魏時期紀年銅佛像用于比較，認為成任村東漢墓出土佛像不僅是國内考古發現的時代最早的獨立金銅佛像，也為研究佛教在大陸的傳播和佛教造型藝術發展都具有重要價值。
考古報告結束後，本組其他四位學者闡述了各自想法。芝加哥大學古代史博士候選人何彥霄指出西安地區出土東漢金銅佛像符合現有對東漢社會東西文化交流的認知，并從三個角度展開論述。一是因為中國在公元二世紀是外來文化較大規模進入中國的時期，高僧支婁迦谶、帕提亞王子安世高以及其他僧侶在東漢晚期把佛教帶到了洛陽。也在這一時期，羅馬和中國有了兩次正式的有官方記載的交往；尤其是在公元121年羅馬表演者在宮廷新年宴會上表演，受到漢安帝與大臣們的喜愛，說明公元二世紀時中國對外來文化的開放态度。并且公元二世紀也存在，中東、中亞地區的政治動亂以及羅馬帝國的東征，帶動了人員的流動，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文化和人員的流動。二是早期中國佛教研究常把佛教在中國的重要地位投射到初現的時代，何彥霄認為我們可以抛棄後來佛教成為中國主流文化的後見之明，僅僅把佛教看作一種進入中國的外來文化，以亞文化的形式存在。三是公元二到三世紀，從世界範圍來看，地中海、中亞、中東還有中國都處于文化轉型階段，他列舉了一系列現象。如公元218年叙利亞祭司成為了羅馬皇帝、基督教随後成為羅馬國教以及公元三世紀薩珊波斯代替了帕提亞王朝、代表伊朗傳統文化的瑣羅亞斯德教成為真正的國教等。這一階段的中國，漢朝即将走向衰亡，佛教作為的外來文化在政治混亂中抓住機會逐漸由亞文化發展成為主流文化。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金玟求（Minku Kim）助理教授正在完成的新著認為中國與印度早期佛教相似，都不使用造像。是以，他對東漢時期出現佛像持懷疑态度。他從佛像細節分析，認為立佛像上波浪式的衣紋以及佛衣領口處都與貴霜王朝時期的佛衣無關，更像笈多時期的佛像造型。并且多佛像造型不見于印度大陸和中亞地區。特别是五尊佛着“出水式”貼體大衣，具有明顯的笈多時代馬圖拉佛教藝術特征。是以他認為這兩尊佛像應該晚于炳靈寺石窟169窟，年代大約在公元420年左右。然後他又對河北石家莊北宋村出土的佛像與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艾弗裡·布倫戴奇的收藏品進行了比較，認為北宋村的佛像不屬于東漢時代，而成任墓地出土的佛像與北宋村相似，是以都不是東漢時期的佛像。然後他又對重慶豐都槽房溝出土的搖錢樹樹幹上裝飾的佛像年代進行了分析，他認為迦膩色迦王可能是第一個在印度和貴霜帝國推廣佛像的人，也是這一時期印度的佛像傳播到了中國。這樣推算，槽房溝佛像的年代也應當晚于迦膩色迦紀年（公元127年）。他還提出該墓中出土的紀年（125年）覆鬥形造型底座與楚地出土的鎮墓獸底座相似，可能并非報告中判斷的搖錢樹底座。墓中出土的錢樹碎片并不完整，可能為後世擾入，是以我們要謹慎的對待這類器物。最後他又對中國國家博物館和北京大學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内的一塊印度佉盧文銘文的年代提出了質疑，他認為新疆尼雅地區出土了幾百件佉盧文的資料，時間在三-四世紀，而中國本土發現的佉盧文隻有兩塊，把時間定到東漢時期不合理。
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考古人類學李旻副教授認為除了兩件金銅佛像外，M3017墓中出土鉛馬具組合中的馬镫也是這個墓地一項具有科技史意義的重要發現，而且兩者之間存在關聯性。之前學界認為馬镫出現在西晉時期，比成任墓地晚一個世紀，原來以為在中原發明。然而，現在匈奴遺址在公元前一到二世紀已經出現馬镫。現在在西安東漢葬俗中使用鉛制馬镫作為冥器，說明這種技術通過與西域和匈奴的往來，已經進入了東漢社會某一群體的世界裡，并與弩機、刀劍（M3019）一起出現在這個家族墓地中。這一人群應該是有與西域或北方作戰的經曆的軍官階層，馬镫于他們而言，可能已經一種很普遍的東西，甚至開始用鉛制作成冥器随葬，成為社會身份的标志物之一。這類人應該也是可以在西域、中亞接觸到佛教并将其帶回中原的人群。李旻指出M3019墓中出土裝有石英、朱砂、鉛人的陶罐對早期道教考古也具有重要意義。他最後指出家族墓地出土的随葬品相當單純，都屬于典型東漢器物群，是以兩件佛像就是東漢的遺存，後世混入的可能性很小。在這些充分證據面前，持不同意見方應該承擔舉證責任。
M3017墓中出土鉛馬具組合
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考古學和藝術史羅泰教授以湖北襄陽菜越墓地出土陶樓為例，論述佛教建築造型在東漢晚期社會的廣泛流傳和本土化趨勢。該陶樓頂部有七重相輪，代表着當時的佛寺，說明在東漢晚期中國的一些地區已經出現了漢化佛寺，佛教以某種形式在中國存在，成任村的考古發現也為此提供了相關證據。羅泰認為考古出土佛像時代是确切的。目前要考慮的是以前的藝術史排隊可能是基于錯誤風格的認識。這樣的問題在七十年代婦好墓的發掘時也發生過，當時學術界需要對安陽殷墟遺址的青銅器重新進行排隊。現在早期佛教在中國藝術史的發展也面臨着相同的問題。
湖北襄陽菜越墓地出土陶樓
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藝術史系李慧漱教授說，在聆聽了第一線考古學家的發掘報告與情境分析之後，覺得這絕對具有裡程碑意義！即便佛教藝術并非其專業，就美術史，尤其是美術考古的研究方法上，紀年考古材料與傳世作品，本來就能做各種互證互補。是以，這絕對是進一步厘清與了解佛教藝術在中國源起的關鍵證據，值得學者虛心并嚴肅對待。
在最後的簡短總結中，李旻認為陝西考古學家的報告不僅對東漢，而且對西晉、十六國、隋唐、宋金明清等後期墓葬的材料也進行了介紹，這樣全景式的觀察可以讓學者們有機會更加全面的思考各種可能性。即使對東漢佛像斷代持反對意見的學者，也可以有機會在現場證據的基礎之上論述他們的不同看法。這個做法使得考古發現更加令人信服，特别是對考古知識了解比較少的佛教研究學者。第一天的考古研讨會達到從考古學角度确立佛像埋藏年代的目标，為次日佛教研究和佛教藝術史學者圍繞新出佛像進行的圓桌探讨奠定了考古學基礎。
（本文圖檔來自《陝西鹹陽成任墓地東漢家族墓發掘簡報》，微信公衆号“考古陝西”2022年3月2日發文；《仙人好樓居：襄陽新出相輪陶樓與中國浮圖祠類證》，載《故宮博物院院刊》2012年第4期·總第16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