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風度”展現了一個曆史階段的文化狀态，在古代文學史上具有濃墨重彩的一筆，其内涵無法通過一兩句話概括。它既指魏晉士人飲酒服藥、長嘯談玄的名士作派中展現出來的風流自賞、形神超越的獨特人生模式，又包括魏晉文章、書法、繪畫、音樂等藝術作品所具有的清峻通脫、華麗玄湛的詩學美學特征等。宏觀的“魏晉風度”涵蓋了整個魏晉階段文人的精神風貌、文化底蘊與對待人生的态度。
名士服藥：“魏晉風度"的生活表達
魏晉士人服藥與美姿容之間有密切關系。王瑤先生認為：“服藥後是有現實效力的，那就是他的面色比較紅潤了，精神刺激得比較健旺了，這都可以視為‘長壽’的一種象征。”這種愛美的風氣，且是傾向于女性美而非陽剛美的氛圍，在魏晉時期得到絕大多數人的認同，就連曹操都是舍英雄之美譽而取儀容之美稱。
《世說新語·容止》載：“魏武将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畦代，帝自捉刀立床頭。既畢，令問諜問日：‘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崔琰被殺的真正原因是否如《世說新語》所言不得而知，至少說明當時上層社會關注儀容可謂到了自戀程度。
五石散用藥
可以肯定的是，服藥本來是一件危險事，這一點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裡談過，除了酒之外不能吃熱東西，而且必須不斷走路以便于發散，現在所說“散步”一詞就是從此而來。孫思邈在臨終之前念念不忘讓徒弟毀掉這個配方就是證明。但是這确實是一種風尚，是以魏晉服藥之風隻能是貴族階層所能享受的，且迅速風靡上流社會。美姿容是養生的外在表現，服藥的最大好處是使人神清氣爽，旁人視之則風姿特秀，是以後世對魏晉人的印象是褒衣博帶、飄逸如雲。正如魯迅所說：“一班名人都吃藥，穿的衣都寬大，于是不吃藥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寬大起來了！”
魏晉清談是一項思辨性強、耗體力的思維活動。而服藥有助于清談，固精凝神，使人思理缜密，言說流利，何晏便說：“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從這個角度來看，五石散對其談玄實是大有裨益的。
魏晉清談名士有服藥的，也有不服藥的，但清談名士中，能稱得上論壇領袖的卻多有服藥的。《世說新語·文學》日：“何晏為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與之同樣貌美令時人傾倒的夏侯玄、王弼，都為當時清談高手，也是服藥之人。
魏晉清談主要涉及有無之辯、言意之辯、聲無哀樂論、養生論、聖人有情無情論及才性四本等内容，品評人物是魏晉清談一個常見論題，由才性四本衍生而來。品評人物包含了人的品性、才能、容止、風度等品鑒内容，但魏晉人物品評已由漢末的政治品評轉向了審美與鑒賞，故有時儀容比起風度更引人注目。
竹林七賢
《世說新語·容止》曰：“骠騎王武子是衛玢之舅，俊爽有風姿。見蚧，辄歎日：‘珠玉在側，覺我形穢。”王濟已經是才華出衆一表人才了，但一見衛玢，不是佩服其玄談的理論水準，而是為其容顔所折服。像左思隻是仿效潘嶽的樣子到外面逛逛而已，便引來“群妪共亂唾之”，更别說一群人會耐心坐下來聽他旁征博引、高談闊論了。
超脫玄虛：“魏晉風度"的人格表現
漢魏之際可算得是中國文化史上世風為之一變的時代，由經明行修變為通悅清遠則是一種漸變，而非突變。漢初至武帝時的士風昂揚，有囊括宇宙、筆挫萬端、直露胸臆的氣勢，這可從漢賦創作的鋪排縱橫感受到漢人的積極進取精神。司馬相如《上林賦》曰：“于斯之時，天下大說，向風而聽，随流而化，喟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乎三皇，功羨于五帝。”
漢賦固然有溝通天人之壯麗，才氣橫溢，但從漢人極具描摹之能來看，也讓人看到了漢代學風的日漸繁雜，其崩離繁瑣也已顯山露水。《晉紀總論》批評漢學日：“率多不便屬辭，守其章句，遲于通變，質于心用。”要求漢學“通變”，實際上也是當時學風凝滞、呆闆的反映。至漢末，這種呼聲也就自然為以簡馭繁、舉一統萬的學風所取代，中經漢末魏初之蒼健悲涼，終歸于魏晉之通悅清遠。嵇康《釋私論》日：“夫稱君子者，心無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乎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系于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
何晏
任自然的魏晉名士實際上可以分為兩派：一派是遵名教而任自然派，何晏、衛玢、謝安、山濤等人可歸此派；一派以竹林七賢的嵇康為首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派，阮籍、劉伶、張季鷹等人都可歸入此派。
前一派的“魏晉風度”主要是服藥美姿容以養生，清談老莊以怡性。這一派由于家底殷實，屬于既得利益集團，遵名教也是可以了解的，是以“魏晉風度”在他們身上更近神仙道教，在未涉及政治鬥争的前提下，可以說他們是真正的逍遙派。
《晉書·謝安傳》日：“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遊處，出則漁弋山水，人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 嘗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潔谷，悠然歎日：‘此去伯夷何遠!’”對謝氏大族的人來說，無處世意或許有些矜持的成分，他們寄情山水多出于修身養性的需要，該當官的還是當官，不當官的也不愁生活會否困頓。
後一派也可稱荒誕派，雖然後人多認為他們長嘯山林、縱酒狂歌更代表“魏晉風度”之美學内涵，但他們的内心是痛苦、壓抑的，換句話說，他們是以反常的風度來對抗現實，宣洩内心的抑郁與憤懑。《康别傳》日：“康性含垢藏瑕，愛惡不争于懷，喜怒不寄于顔。所知王淆沖在襄城，面數百，未嘗見其疾聲朱顔。此亦方中之美範，人倫之勝業也。”
嵇康
觀此語當不假，然嵇康實有臧否人物、簡傲難馴之性。這就是名士沖突之處，處于政權過渡時期的文人，其處境進退兩難，往往堅守風度與生存是難以兩全的。 在文人學者眼裡，“魏晉風度”代表着率真脫俗、潇灑自然、不拘禮法、超脫任性的人生态度，這也象征着魏晉士人的精神境界。
通悅清遠：“魏晉風度"的文風特點
通悅清遠本是形容“魏晉風度”，是概括士人的個性氣質。在中國人眼裡，人的精神主要在于氣，文章也在于氣，通悅清遠的本質實際上仍然在于氣，這在魏晉大量談論氣與文之關系的文章裡可以看出。曹丕的《典論·論文》日：“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緻，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于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建安文學重風骨，同樣強調氣的重要性。曹丕《與吳質書》雲：“仲宣善于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曹丕評王粲體弱并非指其身體，而是論其文章。鐘嵘《詩品》亦言其“文秀而質赢”，仍然是指文章之氣力不足的問題。
曹丕
建安文學高揚風骨，其内涵是追求通悅清遠，這從本質上是排斥繁辭麗藻的。“辭繁則力求物具，藻麗則言外無物”，但這恰恰在曹丕、曹植的詩文裡已漸呈麗藻之勢，隻是二人才氣高逸，以氣統文，不至于風骨盡散。他們不再寫那些憂時傷世之作，而将題材擴充到了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公宴、遊覽等生活情節無不被詩人寫入詩中。如曹植《公宴》：“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随。明月澄清影，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神奴接丹毅，輕擎随風移飄飄放志意，千秋長若斯。”
這些詩，或激昂，或委婉，或清麗，或淡雅，從不同的角度強化了詩歌的抒情氣氛，渲染了當時動蕩不安而又積極向上的時代精神，騰發出俊爽之氣。
魏晉風度雖然持續了不過短短兩百多年，但它卻在中國文化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影響深遠。“魏晉風度”所囊括的文化内涵上承先秦兩漢，下開大唐盛世，其自身就像此時代一樣具有過渡意義。雖然魏晉時期處于政治混亂、社會動蕩的階段，不過在這樣特殊的曆史時期所衍生出的“魏晉風度”以獨一無二的美學風貌，前所未有的時代精神，成為永駐的精神寓意，為後世的文人所仰慕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