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讀者問小話：如何評價“東坡居士”蘇轼？
開篇明義：蘇轼，自号東坡居士，這是他的諸多名号中最為人們熟知的一個，也是流傳最廣的一個。
蘇轼是宋代傑出的文學家，也是整個中國文學史上具有深遠影響的文學家，他因為在文學方面取得的傑出成就而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
蘇轼多才多藝，才華橫溢，同時，他也是園藝師、美食家、品酒師、釀酒師。蘇轼的詩歌、詞作、散文、書法、繪畫引領時代潮流，他取得了他那個時代文學藝術的最高成就。可以說，蘇轼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文學藝術大師。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蘇轼出生于四川省眉山市，宋仁宗嘉祐二年，時年蘇轼21歲考中進士，從此進入仕途。
在蘇轼四十五年的仕宦生涯中，有二十四年卻是在貶谪的歲月中度過的。
雖然蘇轼仕途坎坷，但是在貶谪期間，他的忠君報國的思想，以及為國家盡一份綿薄之力的想法，甚至建功立業的志向從未間斷，這也正是蘇轼對家國忠誠的表現。
在中國古代文學家中，能夠持久地跟他生活的時代建立起親切動人的關系的文學家并不多見，能夠持久地跟後世人們建立起“異代相逢成知己”的親切動人的關系的文學家更是鳳毛麟角。
李白的天馬行空、浪漫灑脫，固然使人傾倒，但不免因為高遠而讓常人難以企及；杜甫忠愛誠笃，感時傷世，人們不能無動于衷，但學起來又太苦太累。
而蘇轼則是将現世性與超越性水乳交融地灌注在一起的一位智者，他總是擁有一代又一代的衆多讀者，永遠令人懷想，永遠給人啟迪。
是以，對于這一位文學藝術大師，該如何進行準确的評價呢？或者說，評價的切入點在哪裡呢？
這裡有一個很好的參照，那就是蘇轼的仕宦生涯，從蘇轼進入仕途到去世，在他四十餘載的仕宦生涯中，有三十多年卻是在貶谪的歲月中度過的。
既然貶谪的經曆生活占據了蘇轼大部分的人生履曆，那麼，要評價蘇轼，還是從他的貶谪之路說起吧。
宋神宗熙甯二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并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富國強兵的革新主張，熙甯變法由此拉開帷幕。
由于蘇轼的思想和變法主流不相一緻，蘇轼認為變法要平緩地進行，不應急于求成，他的這一态度引起了支援變法者的不滿，于是在熙甯四年，蘇轼自求外任，以通判身份來到杭州，這一年蘇轼36歲。
熙甯七年，蘇轼轉知密州。熙甯十年，蘇轼出任徐州知州，當時黃河決口，蘇轼親自率領軍民抗洪搶險，最終成功治理了黃河決口，守護了一方平安。
兩年後蘇轼又到湖州擔任知州，此時的變法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蘇轼一到湖州，他就給宋神宗寫了一封《湖州謝上表》，但因文中有“愚不适時，難以追陪新進”，還有“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的話語，這給了某些人可乘之機。
其中禦史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利用這些文字對蘇轼進行人身攻擊，他們還說蘇轼的這些文字是對新法的不滿。
于是一場以彈劾蘇轼為主的論戰愈演愈烈，“烏台詩案”由此形成，此時的蘇轼在湖州上任才剛滿三個月，就被禦史台逮捕，這就是北宋有名的“烏台詩案”。
“烏台詩案”成為蘇轼人生與仕途的一個轉折點，經過多方營救，蘇轼才幸免于難。蘇轼出獄後，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這是蘇轼仕途上的第一次貶谪。從此蘇轼過上了颠沛流離的貶谪生活，他的心靈經受了極大的磨難。
宋哲宗紹聖四年，支援變法的新黨再次主導政壇，蘇轼在新黨的打擊報複下，橫遭貶谪。次年四月，蘇轼從定州知州任上貶谪到英州。中途又加貶為甯元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這是蘇轼在仕途上的第二次貶谪。
宋哲宗紹聖四年，蘇轼又被貶為瓊州别駕，昌化安置，其實就相當于流放，時年蘇轼已經62歲，這是蘇轼在仕途上的第三次貶谪。
1100年，蘇轼仍以瓊州别駕的身份移知廉州。宋徽宗即位後，大赦天下，蘇轼在北歸途中，于1101年7月28日在常州病逝，享年66歲。
時光匆匆，步履不停。在北歸途中，蘇轼經過真州，他帶着欣慰的心情遊覽了真州名勝金山寺，金山寺的牆壁上繪了一幅蘇轼的畫像，這是多年前由著名畫家李公麟繪制的。
蘇轼在金山寺見到自己的畫像，突然有種恍如隔世的感覺。他在金山寺自己的畫像下追憶了自己一生的經曆，一時間感慨萬千，于是寫下了一首《自題金山畫像》：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在這首詩中蘇轼将貶谪生涯視為“功業”，其中有一絲自嘲的味道。其實也寫出了貶谪生涯在他一生中的位置，而黃州、惠州、儋州這三個地方無疑成為蘇轼人生與仕途上最重要的三個地方，這三個地方給蘇轼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
蘇轼初遭貶谪時，心情是很低落的，這既是人之常情，也是士大夫階層的普遍心理。蘇轼雖然有孤寂與落寞之情，卻沒有任何的幽怨。
相反，蘇轼卻有一種審美的詩意境界，這是蘇轼豁達樂觀心态的展現，此時豁達樂觀的心态已經升華為蘇轼的一種審美的人生境界。
比如，蘇轼初到黃州時寫下的詩篇：
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
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
逐客不妨員外置，詩人例作水曹郎。
隻慚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
失去的是仕途一時的榮寵，得到的卻是生活的真谛。從詩中不難看出，蘇轼已經對自己因為好論是非，因言貶谪的事情坦然面對了，他喜歡上了黃州鮮美的魚和岸邊鮮嫩的竹筍。
其實，蘇轼初來黃州時，他的生活一度陷入困境，他在黃州的好友馬正卿及時伸出了援助之手，從郡裡為蘇轼申請了一塊舊地，這塊地在黃州城東。
于是蘇轼便帶領一家人開墾荒地，在地裡種上了莊稼，蘇轼親自躬耕其間，這樣一來，蘇轼一家人的飲食暫時得到了保障。因為這塊地位于城東，而且是一塊坡地，是以蘇轼便以這塊地的方位和特點為名，自号“東坡”。
解決了飲食住宿問題後，蘇轼帶着釋然的心态遍遊黃州山水。
在遊覽黃州赤鼻矶時，他寫下了《前赤壁賦》、《後赤壁賦》。他在黃州與朋友同遊蘭溪，還寫下了有名的《遊蘭溪》：“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發唱黃雞。”
這不僅展現蘇轼寄情山水的樂觀心态，也展現了蘇轼豁達樂觀、笑對人生的積極态度。
在黃州時期，他漸漸地從貶谪的陰影中走了出來，他内心的失落和痛苦實作了超越。在此期間，他還從傳統哲學思想中汲取了精神力量，蘇轼在貶谪期間用莊子的哲學思想和佛家思想來修身養性，他一生深受儒、釋、道文化的熏陶，汲取并融合了三家的思想精華。
這樣不僅可以讓他在飽經滄桑的歲月中靜心修養，以便實作對現實的超越，同時還能提升精神境界，達到養生的目的。
在惠州，蘇轼說“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在海南儋州，蘇轼說“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比如事遠遊。”
此時的蘇轼，經曆了時光的沉澱和歲月的洗禮，他變得更加豁達樂觀，他積極向上的人生狀态逐漸地反映了出來，這與其思想不斷提升有着密切的關系，他追求一種不為世俗所累的境界，向往一種既入世又灑脫的生活。
如蘇轼到儋州之後，生活條件是相當清苦的，他以為自己在有生之年無法再回到家鄉：“并鬼門而東骛，浮瘴海以南遷。生還無期，死有餘責。”
蘇轼到海南後，情況比想象的還要艱苦，連書籍都看不到，蘇轼一開始無法适應海南的氣候：“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
随着時間的推移，蘇轼還是慢慢地适應了這裡的條件，他在海南自給自足，親自從事生産勞作，他從别人處租了一小塊地，自己種植蔬菜。
如果說來海南之前，蘇轼内心還有一些擔憂的，此時這種擔憂早已一掃而空。
這不光因為蘇轼已經習慣了這裡的生活，他已不在意清苦的物質生活條件，而能很平靜地接受它們，更是因為他豁達樂觀、積極向上的思想性格和随遇而安的心态起了重要作用，這是蘇轼思想境界提升的展現。
同樣，蘇轼在初貶到黃州時，内心還是有一定的起伏的：激憤不平的情緒在他的文學作品中也有展現，但是這種心态随着蘇轼極強的自我調節而逐漸消失，思想也逐漸實作了自我超越。
在惠州與儋州期間，蘇轼的思想比起在黃州來更加成熟與穩定，更加從容淡定，蘇轼能坦然地面對生活與工作，豁達樂觀，積極向上的心态成為了他克服困難、面對生活的強勁動力。
在長期的貶谪生活中，蘇轼學會了從更高一層的角度看問題，這極大地緩解了自身所承擔的種種壓力，他的胸懷也更加寬廣了，視野也更加開闊了：他不再計較于榮辱得失、境遇的好壞，此時的蘇轼已經具有了超然的情懷。
蘇轼曾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在蘇轼心裡，人人都是平等的，沒有什麼高低尊卑貴賤之分，玉皇大帝也好，卑田院乞兒也好，在他心裡都是一樣的，他都可以陪他們聊陪他們玩，這其實是蘇轼仁厚寬容的博大胸懷的展現。
蘇轼在仕途貶谪的歲月裡，他并沒有因為仕途沉浮而意志消沉，相反，在貶谪的歲月裡，他始終保持着樂觀豁達的心态。
在任職的每一個地方，他都積極地投入到工作中去，為當地的經濟、文化、教育事業都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也正是在貶谪的歲月裡，蘇轼因為保持着樂觀豁達的心态，他的文學創作呈現出井噴式的狀态，進而攀上了文學的另一個高峰。
蘇轼随遇而安、豁達、積極、向上、樂觀的心态，讓他從貶谪的低谷甚至陰影中走了出來。
他在每一個地方都能很好地和當地的同僚和百姓融合在一起，找到歸屬感，找到精神的家園，進而獲得精神層面上的暢适自足。
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風土人情，開闊了蘇轼的眼界，讓他飽經滄桑、曆盡憂患，也升華了蘇轼的人生境界。對人生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和感悟。
黃州、惠州、儋州，是蘇轼人生與仕途中低潮期，卻成就了他思想、心态的最高境界，他在這裡也譜寫人生的華章與文學藝術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