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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學思】李白款《嘲王曆陽不肯飲酒》書帖質疑兼與傅申商榷

李白為盛唐時最為盛名的詩人,所流傳的千餘首詩歌對後世影響深遠,至唐以來一直受到衆多學者的廣泛研究。然而對李白書法的研究卻了無生機。究其原因,所傳真迹甚少。正史所載,有行書二帖是《乘興帖》《太華峰》;草書三帖是《詠酒詩》《歲時文》《醉中帖》,但均不可見。目前可見墨迹為現藏故宮博物院的《上陽台帖》。碑帖有二:一為李白手迹碑刻《送賀八歸越》,現存曲阜孔廟。另一宋拓李白書迹《星鳳樓帖》,現藏馬鞍山市李白研究所。

【藝術·學思】李白款《嘲王曆陽不肯飲酒》書帖質疑兼與傅申商榷

【唐】李白(款 《嘲王曆陽不肯飲酒》帖 紙本

26.4cm×67cm 香港李白詩詞書法研究會藏

李白擅長書法有史為證,唐·孟棨所寫《孟棨本事詩》中有雲:“玄宗命白為宮中行樂詩,二人張朱絲闌于前,白取筆抒思,十篇立就,筆迹遒利,鳳峙龍拿。”“筆迹遒利,鳳峙龍拿”八字充分表達了李白擅書的場景。

觀李白款《嘲王曆陽不肯飲酒》書帖,縱26.4厘米,橫67厘米,紙本。全帖共50字,楷書,落款為李白。詩曰:“地白風色寒,雪花大如手。笑殺陶淵明,不飲杯中酒。浪撫一張琴,虛栽五株柳。空負頭上巾,吾于爾何有。”

按傅申文,李白款《嘲王曆陽不肯飲酒》書帖,幾經輾轉,于上世紀中期被日本古筆收藏家明日香甯範購得,并藏于其在京都的書木文庫中。後為日本佐藤家族所有。2017年,該帖被香港李白詩詞書法研究會收購。

按傅申文附錄,《嘲王曆陽不肯飲酒》書帖,早在20世紀就有專家學者論證。如1986年4月,鑒定家謝稚柳先生曾見此帖,在其家書中認為,此貼符合唐代法書風格,為唐人墨迹,許李白真迹謂然,尤足珍也。

1987年11月,明日香甯範攜帶該帖來華,曾求教史樹青先生。史樹青組織北大教授嚴紹璗、孫靜,國家圖書館李緻忠等多位專家學者對《嘲王曆陽不肯飲酒帖》進行了研究和讨論,從墨迹、筆法、紙張等方面論證了該帖應為唐人書迹。

1989年春,啟功先生赴日本對《嘲王曆陽不肯飲酒》帖進行鑒定指出,作品書法風格獨特,形神兩全,展現唐代特點,必是唐人妙墨,是否為李白親筆所書,尚需進一步研究考證。

日本學者藤枝晃先生曾經專門撰文指出,《嘲王曆陽不肯飲酒》書帖紙質應為出産于四川的麻紙,并使用了唐代的鹿毛筆。還從詩文中的“曆、風、花、杯、五、栽、何、有”等字的字形分析,在宋代已不再使用。認為是李白相關研究中的一份重要文獻。

2017年,香港李白詩詞書法研究會又邀請書畫家陳佩秋先生再次鑒定該帖。陳佩秋先生從此帖筆法流露出唐初歐、褚及隋唐寫經的用筆取勢,認為此帖符合盛唐時代筆性特征,為唐人墨迹是無疑的,當是李白真迹亦未不可。

2022年1月22日,台灣學者傅申先生在《美術報》發文認為,《嘲王曆陽不肯飲酒》帖,紙色醇古,紙張與唐人材質相同,通過墨色對比,确定為硬心筆的書寫痕迹,以及書風用筆習慣等,此帖為唐人墨迹無疑,定為李白真迹。

從以上有關專家鑒定來看,大多數專家比較統一的看法是唐代作品無疑,但是否李白所書,并沒有一緻性的意見。

筆者同意以上專家定為唐代作品的意見,但認為傅申先生就其筆法、墨痕、紙張分析就斷定為李白所書,未免武斷,并提出以下質疑商榷。

【藝術·學思】李白款《嘲王曆陽不肯飲酒》書帖質疑兼與傅申商榷

【唐】李白 上陽台帖 紙本 28.5cm×38.1cm 故宮博物院藏

一、按傅文所雲,據日本資料顯示,李白《嘲王曆陽不肯飲酒》帖推測作于唐天寶十二載(753年),由李白贈送給日本遣唐留學生阿倍仲麻呂,并帶往日本收藏。這段記錄就不可靠。我們知道,李白與王曆陽相聚是在760年,但傅先生将李白詩的寫作年代考為753年。但無論其是何年,李白在飲酒之後,乘興所詩書三幅而贈于王曆陽是不争的事實。王曆陽深知李白詩書的重要性,必珍藏,而不會任李白帶走轉贈于他人。依李白的才華,決不可能将送與别人的詩文書帖轉送他人,若相贈他人,也會重寫詩書相贈。如将其贈予别人的書帖轉贈他人,這在邏輯、情感上都講不通。

按史書記載,李白确與阿倍仲麻呂私交甚好。李白年譜又記天寶十二載(753年),李白被迫離開長安,而阿倍仲麻呂也已在歸國途中。李白若是在753年冬天與王曆陽把酒相歡,就不可能與阿倍仲麻呂相見。因為此時阿倍仲麻呂尚在途中。李白在此後聞傳阿倍仲麻呂海上遇難,十分悲痛,揮淚寫下《哭晁卿衡》詩篇。說明李白在753年并不知阿倍仲麻呂平安。天寶十四載(755年)仲麻呂回到長安後看到李白為他寫的詩,百感交集,又當即寫下了著名詩篇《望鄉》。這段史實表明,日本所謂資料記載李白相贈之詩應為《哭晁卿衡》之詩,絕不為《嘲王曆陽不肯飲酒》詩帖,可能記載有誤導緻。

二、從文化角度來觀察,文人之間的來往書寫有着固定的格式習慣。按傅文,考王曆陽其人,應為712年任曆陽縣丞的王利貞,729年又任梁州城固丞。假設王利貞20歲出仕,曆陽縣丞是他擔任的第一個官職,那麼可以推算出王利貞出生于692年左右,約比李白年長九歲。李白為飽讀詩書之士,在書帖開首,雖嘲吻之詩,也不會不懂得書寫交往的常理。出于尊重,應“嘲”字為一行,“王曆陽”三字應另起一行,且應高于“嘲”字。

三、此書帖為楷書,于當時情境不符。試想,李白在醉酒之後,怎會以楷體書寫詩作?按李白的性格,應以草書為常态。李白本為狂士,所寫之詩均有浪漫之色彩,對唐代懷素草書尤為推崇,從所留可見碑刻《送賀八歸越》《星鳳樓帖》,墨迹《上陽台帖》均為草體。故在此情此景下絕不可能以楷書助興。一般來說即興所詩書,不會先想好詩題,落款也較為随意,如《上陽台帖》,是為紀念司馬承祯而作,即興所作,落款也沒有正經寫全名,何況醉酒遊戲之作?

詩題點明為“嘲王曆陽不肯飲酒”應為所寫詩由,故應在落款處,不應題在開首詩前。

四、《嘲王曆陽不肯飲酒》詩的第三句“笑殺陶淵明”,“淵”字沒有避諱。唐高祖諱李淵,唐人知道要避諱,多改作“泉”,或改作“深”。這個“淵”字在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中作“泉”,正是唐代文本的沿襲,明清版本也有殘存,瞿蛻園、朱金城在《李白集校注》此首詩有校記:“此當猶是唐人寫本避諱之未經改易者。”檢李白集尚有《送韓侍禦之廣德》,末句“酣歌一夜送泉明”;《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軍》末句“泉明不足群”,均“淵明”的諱改。清王琦在《李太白全集》此詩也校雲:“蓋避唐高祖諱耳”,并引《齊東野語》卷四《避諱》條言證明“淵”字盡改為“泉”。若為李白親書,絕不可能無視避諱令。

五、從書法角度來說,傅文認為《嘲王曆陽不肯飲酒帖》有歐陽詢和褚遂良的骨架,在章法上極具晉唐風格,與李世民《晉祠銘》碑額書風如出一轍。并詳加考證書帖作者所用的毛筆工具式樣,以及紙張年代。但這些依據都不足以說明李白與此帖的關系。因為雞距筆、唐代紙張、晉唐風格并不是李白所獨家專用。

李白作為有着極高審美學養的詩人書家,他比較認可的幾位唐代書家如張旭、懷素、賀知章、李邕、李陽冰,都與他有着親密的關系,而唐以前的書家就李白所留下的詩文來說,僅僅王右軍是其首肯的對象。故而李白也不可能學習與之時代較近的歐陽詢、褚遂良書法結構,如有學習經曆也應有所記載。目前,關于李白書法相承關系,相傳受張旭影響為多,故而《上陽台帖》有張旭端莊渾厚潇灑之狀。史料所傳之李白書帖都是行書、草書之類,未見其楷書記載。

李白贈給王曆陽詩共三幅,除《嘲王曆陽不肯飲酒》《對雪醉後贈王曆陽》之外,還有《醉後贈王曆陽》詩,其中有“書秃千兔毫,詩裁兩牛腰。筆蹤起龍虎,舞袖拂雲霄”詩句,已經表明書寫的狂放之态。

從以上幾點來看,筆者認為,此為唐代人所寫不疑。但此帖書寫對于中土文化缺乏應有了解,故而導緻仿寫李白之書帖漏洞百般。根據以上情況,筆者認為,一定是中唐時期日本書家抄寫李白詩之作。

(作者系馬鞍山市文聯秘書長、中國李白研究會理事)

來源/中國美術報

責編/軒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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