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为盛唐时最为盛名的诗人，所流传的千余首诗歌对后世影响深远，至唐以来一直受到众多学者的广泛研究。然而对李白书法的研究却了无生机。究其原因，所传真迹甚少。正史所载，有行书二帖是《乘兴帖》《太华峰》；草书三帖是《咏酒诗》《岁时文》《醉中帖》，但均不可见。目前可见墨迹为现藏故宫博物院的《上阳台帖》。碑帖有二：一为李白手迹碑刻《送贺八归越》，现存曲阜孔庙。另一宋拓李白书迹《星凤楼帖》，现藏马鞍山市李白研究所。
【唐】李白（款 《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 纸本
26.4cm×67cm 香港李白诗词书法研究会藏
李白擅长书法有史为证，唐·孟棨所写《孟棨本事诗》中有云:“玄宗命白为宫中行乐诗，二人张朱丝阑于前，白取笔抒思，十篇立就，笔迹遒利，凤峙龙拿。”“笔迹遒利，凤峙龙拿”八字充分表达了李白擅书的场景。
观李白款《嘲王历阳不肯饮酒》书帖，纵26.4厘米，横67厘米，纸本。全帖共50字，楷书，落款为李白。诗曰：“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笑杀陶渊明，不饮杯中酒。浪抚一张琴，虚栽五株柳。空负头上巾，吾于尔何有。”
按傅申文，李白款《嘲王历阳不肯饮酒》书帖，几经辗转，于上世纪中期被日本古笔收藏家明日香宁范购得，并藏于其在京都的书木文库中。后为日本佐藤家族所有。2017年，该帖被香港李白诗词书法研究会收购。
按傅申文附录，《嘲王历阳不肯饮酒》书帖，早在20世纪就有专家学者论证。如1986年4月，鉴定家谢稚柳先生曾见此帖，在其家书中认为，此贴符合唐代法书风格，为唐人墨迹，许李白真迹谓然，尤足珍也。
1987年11月，明日香宁范携带该帖来华，曾求教史树青先生。史树青组织北大教授严绍璗、孙静，国家图书馆李致忠等多位专家学者对《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进行了研究和讨论，从墨迹、笔法、纸张等方面论证了该帖应为唐人书迹。
1989年春，启功先生赴日本对《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进行鉴定指出，作品书法风格独特，形神两全，体现唐代特点，必是唐人妙墨，是否为李白亲笔所书，尚需进一步研究考证。
日本学者藤枝晃先生曾经专门撰文指出，《嘲王历阳不肯饮酒》书帖纸质应为出产于四川的麻纸，并使用了唐代的鹿毛笔。还从诗文中的“历、风、花、杯、五、栽、何、有”等字的字形分析，在宋代已不再使用。认为是李白相关研究中的一份重要文献。
2017年，香港李白诗词书法研究会又邀请书画家陈佩秋先生再次鉴定该帖。陈佩秋先生从此帖笔法流露出唐初欧、褚及隋唐写经的用笔取势，认为此帖符合盛唐时代笔性特征，为唐人墨迹是无疑的，当是李白真迹亦未不可。
2022年1月22日，台湾学者傅申先生在《美术报》发文认为，《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纸色醇古，纸张与唐人材质相同，通过墨色对比，确定为硬心笔的书写痕迹，以及书风用笔习惯等，此帖为唐人墨迹无疑，定为李白真迹。
从以上有关专家鉴定来看，大多数专家比较统一的看法是唐代作品无疑，但是否李白所书，并没有一致性的意见。
笔者同意以上专家定为唐代作品的意见，但认为傅申先生就其笔法、墨痕、纸张分析就断定为李白所书，未免武断，并提出以下质疑商榷。
【唐】李白 上阳台帖 纸本 28.5cm×38.1cm 故宫博物院藏
一、按傅文所云，据日本资料显示，李白《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推测作于唐天宝十二载（753年），由李白赠送给日本遣唐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并带往日本收藏。这段记录就不可靠。我们知道，李白与王历阳相聚是在760年，但傅先生将李白诗的写作年代考为753年。但无论其是何年，李白在饮酒之后，乘兴所诗书三幅而赠于王历阳是不争的事实。王历阳深知李白诗书的重要性，必珍藏，而不会任李白带走转赠于他人。依李白的才华，决不可能将送与别人的诗文书帖转送他人，若相赠他人，也会重写诗书相赠。如将其赠予别人的书帖转赠他人，这在逻辑、情感上都讲不通。
按史书记载，李白确与阿倍仲麻吕私交甚好。李白年谱又记天宝十二载(753年)，李白被迫离开长安，而阿倍仲麻吕也已在归国途中。李白若是在753年冬天与王历阳把酒相欢，就不可能与阿倍仲麻吕相见。因为此时阿倍仲麻吕尚在途中。李白在此后闻传阿倍仲麻吕海上遇难，十分悲痛，挥泪写下《哭晁卿衡》诗篇。说明李白在753年并不知阿倍仲麻吕平安。天宝十四载（755年）仲麻吕回到长安后看到李白为他写的诗，百感交集，又当即写下了著名诗篇《望乡》。这段史实表明，日本所谓资料记载李白相赠之诗应为《哭晁卿衡》之诗，绝不为《嘲王历阳不肯饮酒》诗帖，可能记载有误导致。
二、从文化角度来观察，文人之间的来往书写有着固定的格式习惯。按傅文，考王历阳其人，应为712年任历阳县丞的王利贞，729年又任梁州城固丞。假设王利贞20岁出仕，历阳县丞是他担任的第一个官职，那么可以推算出王利贞出生于692年左右，约比李白年长九岁。李白为饱读诗书之士，在书帖开首，虽嘲吻之诗，也不会不懂得书写交往的常理。出于尊重，应“嘲”字为一行，“王历阳”三字应另起一行，且应高于“嘲”字。
三、此书帖为楷书，于当时情境不符。试想，李白在醉酒之后，怎会以楷体书写诗作？按李白的性格，应以草书为常态。李白本为狂士，所写之诗均有浪漫之色彩，对唐代怀素草书尤为推崇，从所留可见碑刻《送贺八归越》《星凤楼帖》，墨迹《上阳台帖》均为草体。故在此情此景下绝不可能以楷书助兴。一般来说即兴所诗书，不会先想好诗题，落款也较为随意，如《上阳台帖》，是为纪念司马承祯而作，即兴所作，落款也没有正经写全名，何况醉酒游戏之作？
诗题点明为“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应为所写诗由，故应在落款处，不应题在开首诗前。
四、《嘲王历阳不肯饮酒》诗的第三句“笑杀陶渊明”，“渊”字没有避讳。唐高祖讳李渊，唐人知道要避讳，多改作“泉”，或改作“深”。这个“淵”字在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中作“泉”，正是唐代文本的沿袭，明清版本也有残存，瞿蜕园、朱金城在《李白集校注》此首诗有校记：“此当犹是唐人写本避讳之未经改易者。”检李白集尚有《送韩侍御之广德》，末句“酣歌一夜送泉明”；《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军》末句“泉明不足群”，均“渊明”的讳改。清王琦在《李太白全集》此诗也校云：“盖避唐高祖讳耳”，并引《齐东野语》卷四《避讳》条言证明“渊”字尽改为“泉”。若为李白亲书，绝不可能无视避讳令。
五、从书法角度来说，傅文认为《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有欧阳询和褚遂良的骨架，在章法上极具晋唐风格，与李世民《晋祠铭》碑额书风如出一辙。并详加考证书帖作者所用的毛笔工具式样，以及纸张年代。但这些依据都不足以说明李白与此帖的关系。因为鸡距笔、唐代纸张、晋唐风格并不是李白所独家专用。
李白作为有着极高审美学养的诗人书家，他比较认可的几位唐代书家如张旭、怀素、贺知章、李邕、李阳冰，都与他有着亲密的关系，而唐以前的书家就李白所留下的诗文来说，仅仅王右军是其首肯的对象。故而李白也不可能学习与之时代较近的欧阳询、褚遂良书法结构，如有学习经历也应有所记载。目前，关于李白书法相承关系，相传受张旭影响为多，故而《上阳台帖》有张旭端庄浑厚潇洒之状。史料所传之李白书帖都是行书、草书之类，未见其楷书记载。
李白赠给王历阳诗共三幅，除《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对雪醉后赠王历阳》之外，还有《醉后赠王历阳》诗，其中有“书秃千兔毫，诗裁两牛腰。笔踪起龙虎，舞袖拂云霄”诗句，已经表明书写的狂放之态。
从以上几点来看，笔者认为，此为唐代人所写不疑。但此帖书写对于中土文化缺乏应有了解，故而导致仿写李白之书帖漏洞百般。根据以上情况，笔者认为，一定是中唐时期日本书家抄写李白诗之作。
（作者系马鞍山市文联秘书长、中国李白研究会理事）
来源/中国美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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