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石的造船和航海

法石地處晉江下遊交彙海口的沖積平原上，地理位置枕山漱海，江心有中芸洲，形成險要的地形，宋元以來便是兵家駐守設防的要沖之地。這裡水陸交通便捷，上溯溜石、廠口約五公裡可抵泉州城，下經蟳埔、後渚出岱嶼門，可泛海出洋貿易，既是一處天然通商良港，又是後渚港通往泉州城的繁華集鎮。本文側重從法石發現的曆史文物揭題，談談斯地的造船航海業。

1959年在距法石不遠的烏墨山澳、雞母澳挖鑿水渠時，曾挖到船闆，距地表三米深，發現有船桅杆和粗大的纜繩，當地農民還反映十多年前還曾挖到一支木船碇，估計應為宋元之物。從地理位置看，烏墨山澳、雞母澳是當時船舶寄碇避風或修造船隻的地方，後來港灣逐漸淤塞，變滄海而為稻田。南宋淳熙年間（1174一1189）法石已是泉州重要的海防要塞，官府于此駐兵戍守，以捍衛郡城安全。時任泉州太守的真西山，曾在法石設定法石寨，成了泉州左翼水軍的三要塞之一。并在此地“造大戰船，添置水兵”，緣是以地“内足以捍州城，外足以扼海道”。宋元之際執掌泉州市舶司的阿拉伯人蒲壽庚，私屬海舶甚多，經營海外貿易數十載，曾在府城東北三十六都海岸，即今法石寶覺山上建“海雲樓”，以了望遣發海外之舶進出。斯舉乃沿襲波斯商人常在海岸高處建南樓，以望海舶的傳統作法。由此可見宋元時期法石在航海地位的重要性。

宋元時期泉州港一躍而為世界貿易大港，大批阿拉伯人梯山航海，雲集泉州經商貿易或傳播伊斯蘭教。現在法石及其附近村落的金、丁、郭、蒲、蔔諸姓，多為阿拉伯人後裔。蒲壽庚的哥哥蒲壽晟，曾隐居法石一帶，建造雲麓花園，1978年在園中曾發現一方“曲水流觞”石刻，就是蒲氏在園内吟詩飲宴行樂的實物。至今雲麓村民仍世世代代因襲祖輩種花傳統，特别是種植阿拉伯傳入的素馨花、茉莉花等異國花卉，用花和香料來敬奉祖先。根據《雲麓蔔氏族譜》的蔔氏世系圖所載，他們是明初永樂年間改蒲姓為蔔姓的。這應與明初夷蒲之禍有關。在美山天妃宮附近的金厝山曠地叫西墓園，發現不少阿拉伯風格的石墓蓋，較完整的有四座，應為宋元僑居法石的阿拉伯人族葬地，是以當地人呼這些西域人墓地為“西墓”。1956年，在法石的天堂宮、天堂井附近發現有用漢文、波斯文兩種文字書寫的“元郭氏世祖墳茔”，就是今日台商區白奇、石獅石湖數萬郭姓的祖墳墓碑，其先正是阿拉伯人——伊本·庫斯·德廣貢·納姆。一個地方發現這麼多的海外交通遺物，正是當時大批阿拉伯人航海來泉州經商貿易，聚族而居法石的實物見證，也反映當時法石在泉州海事活動中的重要地位。

1976年中國農業銀行東海營業所在挖掘水井時，挖出了類似船闆的松木，1982年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經實地調查後，決定聯合對此古船進行發掘，當時筆者也參加此項考古工作。由于船體的中部、前部尚疊壓在東海營業所的主體建築下，且考慮到出土殘船遺骸安置保護問題，是以經過四個月的發掘，清理出古船後部的四個艙位，出土一些船舶構件和遺物後，又把船體重新涵蓋了。從揭露部分可知：這艘船為有裝置龍骨的尖底船，屬福船型。主龍骨與尾龍骨接合面呈方形，松木與紅褐色硬木制成。船底闆為單層松木結構，不同于後渚古船為二至三層闆搭接而成，然後用鍬釘釘合，再用桐油灰、麻筋撚合縫隙，使其密結而不滲漏水。這種搭接法與南韓新安元代沉船相似，是以1989年來泉州參觀的南韓木浦市新安沉船博物館館長崔光南先生回國後在《無等日報》上用整版報道：新安沉船的故鄉——泉州。日本學者松木哲、台灣成功大學陳信雄教授也持同樣看法。從已清理的四個艙位觀察，尚留有三道水密隔艙闆的殘段，隔闆上下用四角截角的直角方榫拼合，再用鍬釘加強。與後渚古船比較，法石古船沒使用肋骨，隔闆與底闆除用方釘釘合外，還用木構釘加強并直接釘入船殼闆，龍骨上方用艙壁扶強材，以免堵住流水孔，這樣船的整體結構就更牢固了。尖底福船型，利于劈浪行駛，吃水深，穩性大，船闆厚9.5厘米，寬達34.5厘米，堅固耐擊，造船技術先進，适應遠洋航行，屬古代優良船型。法石古船艙距較後渚古船大，最大達184厘米，最小80厘米，容積率高。從整體結構分析，長度在23米以上，載重量可達120噸以上，屬中型遠洋貨船。從船艙出土的陶瓷片來看，有小口瓶殘片5件，燈盞10件，為晉江磁竈宋代遺物；碗片12件，為德化、同安、安溪、江西景德鎮宋代遺物，而未見有南宋以後共存物，是以可知這應是艘南宋時期的沉船。船中發掘到的竹帆，是這次考古發掘中的重要收獲。竹帆多幅折疊而成，六角形竹編中間夾鋪竹葉，并用小竹管封邊，這一發現證明了後渚古船的竹制品也有竹帆的存在，彌補了宋時文獻記載以布、草篷為帆的不足，這種風力推進工具較之布、草帆堅固耐用。在殘船底發現有多處修補的地方，補闆貼在底闆台階狀起伏的凹處，再用桐油灰撚合。據此分析，這艘船應是當時法石人使用多年，因破爛得再也不能修補而就地廢棄的遺骸。在距法石宋船出土地約100多米處，還發現一支花崗岩雕成的碇石，長232厘米，中段寬29厘米，厚17厘米，中間鑿有夾木爪的凹槽，重238公斤，這是泉州首次發現的木爪碇石殘件，與宋代文獻記載正相吻合。後渚宋船發現的木貨簽其中有一塊墨書“丘碇水記”，這位丘姓碇工管理使用的應與法石相同的碇石。1899年在日本佐賀縣附近海域發現有與此型制相同的元代石灰岩質碇石，被視為至寶供奉在唐津市湊疫神社裡。是以法石碇石的發現，引起日本學術界極大的興趣。從上述考古方面的發現，足以說明法石在宋元時期造船航海方面的重要成就。

宋元二代，泉州是中國沿海最重要的造船基地之一，所造之船除通海貿易外，政府經略國外所需戰船也資自泉州等地。特别是元初，朝廷于至元十七年(1280)就诏令泉州等地“造船三千艘”；至元十九年(1282)又敕令泉州諸港“興造大小船三千艘”。作為泉州傳統造船基地的法石，當然責無旁貸地要承擔部分造船任務。

明清以來，泉州海外交通的地位發生巨大轉折，泉州港昔日作為東方第一大港的曆史輝煌已漸趨遜色，代之而起的是對口貿易和私商崛起。但法石仍不失為通商巨埠，商船往來頻繁，碼頭風樯林立。1982年在試掘法石古船時，在一、三号探坑就發現明清時期的石砌碼頭，在鋪築方式上，與後渚港發現的古碼頭同是以瓦礫上鋪木為基礎，然後再壘砌條石，這也是閩南地區宋元以來建造花崗岩石橋築墩采用的“睡木沉基”法，也走在世界先進技術行列，沿用千年不衰。

宋元以來，法石建造不少與航海有關的廟宇。宋時，在聖殿建有真武廟，為“郡守望祭海神之所”，如美山、長春的媽祖宮，文興、坂頭、長埕、美山的王爺宮，奉祀與航海有關的神祗，作為長年在海上與風濤駭浪博擊的船民的一種精神慰藉。建于明永樂年間的美山天妃宮具有相當規模，而文興宮造王船到台灣的習俗，則反映當時泉州沿海居民從海上驅逐瘟神的風尚，還對外傳播了媽祖信仰和王爺信仰。

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衆船商在法石所立《澤被海濱碑記》雲：“澳有二十四，而法石為要，蓋為通南關外，外接大墜，實商漁出入必由之所，亦遠近輻辏鹹至之區。故部館、文館、武館俱設是處，是以稽查透越，盤察漏稅，試重其地也。”并明文不得對運載五谷諸貨船隻“留難阻滞絲毫勒索”，以保持港口繁榮。清同治十一年(1872)《重修海印寺記》則記曰：“大海航樯，出沒其前”，亦可窺見法石海事興盛之一斑。

在海道建置管理上，宋時設法石寨，明初法石設立河泊所，清初設汛管理石獅、塘市等十二汛，法石又成為區域的軍事中心。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灣統一，施琅将軍請設海關，泉州有稅口十處，法石海關口算其一，一直到抗日戰争期間，因敵機轟炸，稅口才停止行使職能。

随着航海事業的昌盛，法石的造船航海業也經久不衰。聖殿、文興、長春、美山都是當時造船的場所，當地仍有地名沿稱造船巷、打篷巷的。據已故吳清潭先生調查：清乾隆間，法石十八戶船戶敬贈長春天妃娘娘一支華蓋，船戶陳阿婆擁有的商船船桅和家中的筷子一樣多，當地百姓用“大厝磚仔壁，商船十八隻”來譬如船商的富庶。這些船戶不僅川走河北、山東、江蘇、長江流域，販運棉花、木材等，還到廣東高州運載大米來泉州。明正德年間(1506一1521)晉江人陳腆在廣東高州任太守，極力鼓勵高州商人販運大宗米谷入泉州港貿易，因糧商多在法石寄碇卸貨，是以在美山設“高州會館”，以接應過往客商。

船商還出洋到東南亞貿易，有的就在海外定居拓展事業，是以法石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出土多批明清時期的西班牙銀币。1974年在坂頭村聖殿宮腳曠地掘出窯藏的銀币148枚，其中有1779字樣，系西班牙國王查理三世銀元；1977年在建東海糧站倉庫時又發現61枚，1979年再次在糧站倉庫工地發現38枚；據悉1984年當地出土一批達二、三百枚之多，惜未能征集到。從拉丁文的加洛普斯和費迪南，以及阿拉伯數字紀年的簡寫82、93、99等字樣分析，這些西班牙銀币應當在清初、中期流入中國。明清時期法石人出外泛洋經商貿易者比比皆是，還有大批華僑随船出國謀生，來往于中國與菲律賓之間。菲律賓資源貧乏，生産力落後，無法滿足西班牙殖民者所需的生活用品，是以隻得依賴中國商船運去的貨物，甚至在美洲所需物貨，也依仗中國船商的供應。對地無他産的菲律賓，西班牙殖民者隻得以番銀易貨，商人歸船自銀錢外，無他攜來，緻使西班牙銀币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沿海。法石出土多批西班牙銀币，正是法石航海貿易繁盛的見證，也是對當時舉世矚目的大帆船貿易曆史情勢的很好說明。出土銀元的糧庫圹地，原本恰恰是林姓華僑的舊厝地。

無論從曆史文獻的角度分析，還是從法石發現的曆史文物研究，法石自宋元以來，在造船和航海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在政治、經濟、軍事和國内外海事活動中占有突出地位，起到泉州港門戶的重要作用。

注釋：

《沿海古代船塢遺址》載《泉州海外交通史料彙編》。

《八閩通志·卷七十三》。

《泉州伊斯蘭教石刻》，甯夏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陳信雄《宋元的遠洋貿易船》，載《宋元海外發展史研究》，1992年版。

《泉州法石古船試掘簡報和初步探讨》，載《自然科學史研究》，1983年第2期。

陳鵬鵬、楊欽章《泉州法石鄉發現宋元碇石》，載《自然科學史研究》

1983年第2期。

《元史·本紀·世祖紀》。

陳鵬鵬《十九世紀前中菲貿易關系初探》，載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亞洲文化》第十九期，1995年

(載《東海法石曆史與文化研究專輯》2000年)

本文選自泉州曆史文化中心叢書《陳鵬鵬文史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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