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安史之亂時，原藏于内廷中的檔案、實錄、國史等焚燒殆盡，是以，流傳後世的後突厥汗國末期的史料不多。再者，兩《唐書》等關于後突厥汗國末期史事的記載晦暗不清，時有抵牾。是以，有必要對後突厥汗國史料進行細緻梳理和研究。本文通過對後突厥汗國末期突厥與唐及東部諸族史料的梳理，并參考墓志對具體史事進行考證，探析了後突厥汗國走向衰亡的過程。
後突厥汗國自骨咄祿起事以來，經默啜東征西讨到毗伽可汗之時，勢力已達極盛，阙特勤碑記載：“我把四方的人民全部征服了，使其不再為敵。他們全部臣服于我，并(為我)出力。”[1]開元十九年(731年)阙特勤卒，此為後突厥汗國由盛到衰的轉折點。開元二十二年(734年)毗伽可汗被其梅祿毒死，其子伊然可汗立，無幾，伊然可汗死，又立登利可汗。登利可汗與其母誘殺西殺引起突厥内亂，自己也死于非命，随後的幾位可汗在位時間極短，天寶四年(745年)白眉可汗為回鹘懷仁可汗所殺，後突厥汗國滅亡。後突厥汗國滅亡固由其内亂所緻，而唐的作用也不可忽視，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言：“所謂外族盛衰之連環性者，即某甲外族不獨與唐室統治之中國接觸，同時亦與其他之外族有關，其他外族之崛起或強大可緻某甲外族之滅亡或衰弱。”[2]
一、開元十八年契丹叛唐後突厥與唐及東北諸族關系
開元十八年(730年)五月契丹首領邵固為可突于所殺，契丹挾持奚降于突厥，随後寇平盧，平盧軍先鋒使烏承玼破之于捺祿山，其年秋“幽州長史趙含章發清夷軍兵擊奚，破之”[3]。《冊府元龜》開元十八年十一月條下有契丹、奚遣使朝貢的記載[4]，此當為趙含章破契丹、奚的結果。開元十八年兩次作戰，唐軍每次作戰僅幽州節度使、平盧節度使的軍隊，因兵力不足，并沒有完全消滅兩蕃，契丹、奚餘部北竄至黃河(今西拉木倫河)、泾山(今大興安嶺南段)一帶據險自保[5]。此後唐雖有小規模軍事行動，如開元十九年(731年)八月《裴光庭賀幽州執奚壽斤表》載“幽州執叛奚壽斤來獻”[6]，總體來說雙方呈對峙态勢。為讨伐兩蕃，唐廷于關内、河東、河南、河北四道招募勇士，以忠王浚為河北道行軍元帥，率十八總管讨伐契丹、奚，後忠王未成行，以信安王祎代為主帥。開元二十年(732年)三月李祎與幽州節度使趙含章分道征讨兩蕃，初兩蕃以詐退之計引誘唐軍，幽州節度使趙含章先敗于白城，後烏承玼引别兵出其右，破之[7]。此事見于李永宣墓志，其曰：“廿載，節度使趙含章使君統馬軍大入，于是梁北河，屠白城，犁烏桓廷，艾鮮卑首。”[8]三月己巳，信安王祎大破兩蕃，可突于遠遁，餘黨竄入山谷，奚酋長李詩鎖高以五千帳來降[9]。關于唐廷征讨兩蕃之時的突厥動向，《為幽州長史薛楚玉破契丹露布》載“其突厥分兵，助為聲援……賢王失陣”[10]，唐代常以匈奴來指代突厥，賢王應指突厥的“殺”，唐朝在開元二十年(732年)征讨兩蕃之初，突厥應參與這次戰役，并被擊敗。
突厥與唐在邊境沖突之前，兩國交好，開元十五年(727年)九月吐蕃約以抄邊，時突厥請娶唐朝公主，以在北族中樹立威信，乃以吐蕃之書獻于唐，而唐為籠絡突厥在西受降城互市，每年以帛數十萬遺之。此後兩國頻派使者，開元十九年(731年)十月，突厥大臣蘇農出羅達幹等來朝[11]，達幹(Tarqan)是突厥專統兵馬事的武官，為突厥政權中的重要人物。開元十九年(731年)三月阙特勤卒，十一月金吾将軍張去逸入突厥弔祭，《通典·職官》記載左右金吾衛品級正三品，張去逸為玄宗之母的外甥、忠王李亨的嶽父，雙方互派使節的品級還是相當高的。唐與突厥發生沖突之後，雙方的關系并沒有因這次沖突而受影響，開元二十年(732年)“七月庚子，突厥可汗堂弟何支監捺來朝”[12]。但在和平邦交的同時，因兩蕃引發的邊境沖突依然不斷，同年唐玄宗賞賜降奚時，“時突厥及室韋果勒兵邀險，謀劫持之”[13]。
開元十三(723年)年冬，契丹首領契丹邵固扈從東巡，其還蕃後，遣權臣可突于入朝貢獻方物，中書侍郎李元纮對其不加禮遇，開元十八年(730年)可突于殺邵固，并脅迫奚一起複降突厥。開元二十年(732年)信安王祎與幽州節度使趙含章大破契丹，可突于遠遁，奚又附唐。《毗伽可汗碑》載，“當我五十歲時，奚人民脫離契丹去”[14]，“奚人民歸順唐朝皇帝。我因其不派使節、不緻問候。乃于夏天出征”[15]。奚李詩部投唐後第二年(733年)突厥與契丹聯合犯塞，《舊唐書·契丹傳》載：“明年，可突于又來抄掠。”[16]此次抄掠看似為契丹餘部的單獨行為，但從薛楚玉露布中可突于“而西聯匈奴，東抅渤海，收合餘燼，窺我阿降奚”[17]。《毗伽可汗碑》記載，這次軍事行動是毗伽可汗為讨伐投唐之奚而發動的。“當是時也，四蕃雲屯，十萬雨集”[18]，四蕃當指突厥、契丹、奚、渤海，此戰唐軍先以七千人馬以少勝多，“黜之硖石，斬單于之愛子”[19]。唐軍後以降奚為主力乘勝追擊契丹餘衆，俘獲甚多，四月二十五日南還，二十七日到達烏鹘都山，此即《薛楚玉露布》所作時間。唐軍在都山“椎牛買酒，散賞高會”，契丹餘衆與突厥襲唐，左衛将軍、幽州道副總管郭英傑戰死。唐軍此次出征以降奚為主力，雜有黑水扶餘，故有“既以蠻夷出攻”之語，後“奚衆遂持兩端，散走保險”[20]，唐軍遂大敗。《毗伽可汗碑》載“郭(Qugh)将軍領四萬軍而來。我在Tüngär山襲擊之。”[21]Tüngär山即《舊唐書》中記載的都山，都“《廣韻》當孤切端模合一平遇*tu”[22]，漢文文獻中的都山應為Tüngär的節譯。碑銘又說毗伽可汗長子病死時，把郭将軍立為殺人石，郭楚玉露布中有“斬單于長子”之言，毗伽可汗長子很有可能參加了這次戰争并受傷死去，突厥葬俗“于墓所立石建标，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殺人數”[23]，毗伽可汗遂以郭英傑為其長子立殺人石。此役不久，奚王李詩死，其子延寵又叛。開元二十一年(733年)唐以張守珪為幽州長史，并于六月大破奚，其墓志曰，“公始至幽府，□降奚叛亡……斬首擒王”[24]，奚複降，《敕投降奚等書》有“比嚴寒”之語[25]，此次複降當為秋末。奚投降之初，契丹阻險自保，《敕幽州節度張守珪書》雲：“今奚賊殘破，固不足言，契丹餘孽，猶且為梗。”[26]後因張守珪的軍事壓力，可突于漸向西北方向移動，欲投靠突厥。可突于既臣服于突厥，又因突厥征發而派遣使者與唐媾和，契丹内部亦分為兩派，最終張守珪派王悔勸說李過折除掉契丹王屈剌、可突于及其餘黨，契丹歸降。
突厥對東方部族的管理，在前突厥汗國時代是派土屯進行羁縻統治，《隋書·契丹傳》：“突厥沙缽略可汗，遣土屯潘垤統之。”[27]室韋也是如此，《隋書·室韋傳》：“突厥常以三土屯總領之。”[28]土屯突厥語為tudun，《出禦史台》載：“詈禦史為冷峭，而突厥号禦史為吐屯。”[29]以禦史之責觀之，土屯應為突厥派遣到附屬部落中征發兵馬、課稅并監視這些部族國政的官員。後突厥汗國毗伽可汗即位初期，因突厥内亂，其對東方部族的控制力有所減弱，黑水靺鞨雖在默啜可汗時期曾到突厥請土屯，開元十三年(725年)唐在此設立黑水都督府，自此朝貢不絕。黑水靺鞨之外又有越喜、鐵利、拂涅靺鞨等部，這些部落開元年間與唐保持着朝貢關系。《冊府元龜·外臣部》既有越喜靺鞨，又有越嘉靺鞨，此“越喜”靺鞨或為“越嘉”之誤。據《冊府元龜·外臣部》記載，渤海國“西接越喜靺鞨，東北至黑水靺鞨”[30]，《舊唐書·渤海傳》與之同，但下有脫文，《遼史·地理志》載信州“本越喜故城”[31]，信州在今吉林懷德縣，越喜部當在此。另據郎實活墓志載，其本為加部落鮮卑人，後附唐，墓志中有“雖遠蕃黑水，嘗報漢赤誠”[32]之語，黑水應指黑水府所轄諸部，加部與《烏氏廟碑銘》中的黑水室韋[33]，《薛楚玉露布》中的黑水扶餘[34]當為同一部落，與汨字形相近，似為汨之别字。據《廣韻》汨“于筆切臻攝合口重紐三等雲母，王力*γǐwět”[35]，越“王伐切雲開合三入山*γǐw
t”，加與嘉聲紐與韻攝相同“古牙切見麻開二平假*ka”[36]，從譯音上看汨加與越嘉基本相同，而從文獻上看，兩者地域亦相差不遠，郎實活墓志中的加部應為渤海國以西的靺鞨越嘉部。郎實活在“屬林胡不甯，酋首背伴”之際與子沮禮等率衆投漢，林胡在唐代多指契丹，越嘉部位于今吉林懷德縣，正與契丹接壤，此事發生于開元十八年(730年)可突于挾持諸部投靠突厥之時。
毗伽可汗時期與突厥關系密切的東部諸族有室韋，《舊唐書·劉全諒傳》“開元中，有室韋首領段普恪，恃其骁勇，數苦邊；節度使薛楚玉以客奴有膽氣，令抗普恪”[37]。按《舊唐書.室韋傳》室韋分為九部，活動在最西部的為嶺西室韋活，其地域為讷谟爾河、烏裕爾河、嫩江縣東，小興安嶺以西[38]，嶺西室韋與突厥接壤，開元二十年(732年)突厥、室韋謀劫唐朝賞賜奚絲絹，此即嶺西室韋。可突于叛唐之時，渤海因黑水部靺鞨及大門藝降唐之事與唐關系緊張，而趁亂分兵兩路犯邊，一路渡海抄掠登州，另一路兵至馬都山，平盧先鋒軍烏承玼以石塞其道，流民得以安定，唐與新羅遂有開元二十年(732年)讨伐渤海之舉。契丹與渤海之間關系始自李盡忠時期，大祚榮本高麗别種，高麗滅亡乃遷居營州，李盡忠死後，李楷固讨契丹餘黨，而大祚榮即為餘黨之列，此時大祚榮應附屬于契丹。渤海在東牟山建國之後，為對抗唐朝，“遣使通于突厥”[39]，并與黑水靺鞨到突厥請土屯。《阙特勤碑》中吊唁者有日出之方的bü
ö(l)ligil，il國家、部族之意，耿世民先生譯bükli為莫離，指東北地區操滿—通古斯語的民族
öl為突厥語中的蒙古語借詞，意為荒原，是以譯bü
ö(l)lig il為莫離荒原人，護雅夫氏bükli 讀作bök eli貊之國[40]，岩佐誠一郎氏、亨甯(W.B.Henning)、岑仲勉先生推定為高麗，森安孝夫氏則認為與其是岩佐氏所認為的Bö(k)+kli貊+句麗，不如Bök+lig更合理一些，貊(Bök)加尾詞lig，輔音g脫落後為bükli即貊國(人)，而此時高麗已經滅國，此貊國當指渤海國[41]。森安氏把唐禮言《梵語雜言》中高麗的梵語音寫畝俱理，即伯希和敦煌藏書P·t1283藏文卷子中“突厥人稱之為Mug-lig，漢人稱之為Ke'u-li”，與突厥碑銘中bükli勘同，《廣韻》畝俱理*mu gǐu lǐ[42]，與bükli、Mug-lig讀音接近。突厥語b中在翻譯成漢語時可以以m代替，《太平寰宇記》中“突厥名魚為磨勒”，磨勒*muɑ lk，據克勞森(Sir Gerard Clauson)詞典balik在古突厥語中即魚之
ö(l)lig亨甯比定為高麗，克勞森認為可能是位于韓半島上一個小政權，芮傳明先生拟定為叱利[44]。從地理位置而言，büö(l)lig位于日出之東方，此時高句麗已經滅亡，較大的政治實體隻有黑水靺鞨與渤海。渤海西部、高句麗之地本稱濊貊之地，《三國志.扶餘傳》曰：“國有故城名濊城，蓋本濊貊之地。”[45]高句麗亦稱貊，《後漢書.高句麗傳》曰：“句骊一名貊，有别種，依小水為居，因名曰小水貊。出好弓，所謂‘貊弓’是也。”[46]《隋書·百濟傳》載：“百濟自西行三日，至貊國雲。”[47]此貊國即高句麗别種小水貊，此部落在隋時還存在。大祚榮本高麗别種，又以高麗繼承者自居，是以其自稱貊高麗并非沒有可能。《廣韻》“貊高麗*mk kau liei”[48]，無論從語音上還是從史料記載看，bükli與貊高麗堪同較為适宜
ö(l)lig從語音上無法找到與其對應的民族，《舊唐書》書中有黑水靺鞨與渤海同去突厥請土屯之舉，黑水靺鞨共有十六部ö(l)lig似可拟定為黑水靺鞨中的一部。《薛楚玉露布》中可突于“而西聯匈奴，東抅渤海”，後又有“從散約解”之語，開元二十年(732年)渤海犯邊應是與突厥、兩蕃的聯合行動。
開元二十一年(733年)都山之戰雖以唐軍大敗而告終，但此戰并沒有中斷突厥與唐的交往，《新唐書·突厥傳》載“莫棘連請昏既勤，帝許可，于是遣哥解栗必來謝，請昏期”[49]，《冊府元龜·朝貢》開元二十二年(734年)四月突厥大臣斯壁、纡思鮮阙來朝[50]，《冊府元龜·和親》：“三十二年四月突厥遣使來朝……僅使可解粟必謝婚。”[51]開元無三十二年，應為二十二年之誤，此應與《冊府元龜·朝貢》中的遣使為一事。“《廣韻》粟必*sǐwok pǐět，斯壁*sǐe piek”，可*k‘a，哥*kɑ。”[52]《冊府元龜》中的可解粟必即《新唐書》中哥解栗必，栗為粟之訛。唐玄宗在《敕突厥毗伽可汗書》曰：“自為父子，情與年深，中間往來，親緣義合。雖雲異域，何殊一家。”[53]開元二十二年(734年)十一月毗伽可汗被其梅錄毒死，“帝悼之，為之辍朝三日，敕曰：情義所在，禮固随之，豈限華夷”[54]。雖然诏書語言屬外交辭令，但從中還是能看出唐與突厥的密切關系。
二、登利可汗時期的突厥外交政策
開元二十二年(734年)冬毗伽可汗被其梅錄毒死，其子伊然可汗立，玄宗派宗正卿李佺弔祭毗伽可汗，并冊立伊然可汗[55]。李佺未到突厥之時，伊利可汗病死，開元二十三年(735)春初《敕突厥可汗書》中的突厥可汗已是登利可汗。路易·巴贊(Louis Bazin)通過對突厥曆法的研究得出毗伽可汗死于突厥曆狗年10月26日(儒略曆734年11月25日)，葬于突厥曆豬年5月27日(儒略曆735年6月22日)[56]，《敕突厥登利可汗書》曰：“今又遣從叔金吾大将軍佺持節吊祭，兼營護葬式……春中尚寒。”[57]春中當為陰曆二月，此時李佺方去突厥，故《舊唐書》所言李佺冊立伊然可汗有誤，《新唐書》載“伊然可汗立八年，卒…使右金吾衛将軍李質持冊為登利可汗”[58]，亦誤。毗伽可汗死後不久，突厥即派哥利施颉斤到唐報喪，并請葬料，唐玄宗以其從兄、宗室之長李佺持節吊祭，雙方保持着高規格的外交關系。對于兩蕃投唐一事，突厥一直耿耿于懷，李佺在處理毗伽可汗葬禮期間就探聽到突厥準備東下讨伐兩蕃，葬禮完畢後不久，突厥即傾國而出，讨伐兩蕃。突厥讨伐兩蕃之前曾通報唐朝，《敕突厥可汗書》雲：“兒去年東讨，雖有先言，然兩蕃既歸國家，亦不合侵伐。”[59]突厥讨伐之前，張守珪因俘獲突厥生口而具知此事原委，唐廷對于此事的處理是突厥勝兩蕃“若因而屠之，亦便除患”[60]，兩蕃若獲勝“北虜勢衰，因而乘之，滅其大半”[61]，對突厥的行動采取預設的方式，同時戒東北軍不可輕動，以免與突厥結怨。突厥此次行動亦曾照會渤海，《敕渤海王大武藝書》曰：“突厥遣使求和，拟打兩蕃。”[62]渤海把此事通報唐朝，并欲扣押其使者，由此事可知，唐與渤海關系得到恢複。
突厥東征之時，奚部衙官耨雲勾結突厥，意欲圖謀奚都督李歸國，被李歸國誅滅。契丹涅禮首先率部擊敗突厥，唐又訓示奚都督李歸國與契丹相為腹背，待其歸師之時，逐要追襲；而對平盧節度使的敕令則曰：“若見可行，務須盡敵……必圖萬全，不可輕舉。”對張守珪的敕令是“孰料萬全，然可邀擊，蕃漢相雜，使其莫辨”[63]。據《賀破突厥狀》平盧節度使兵力參與了對突厥的追擊，突厥死傷慘重。唐在此事中開始僅令邊将備邊，防止突厥抄掠，對于突厥與兩蕃之間的争鬥并未派出援軍；在契丹擊敗突厥之後，始令唐軍邀擊，且使蕃漢相雜，讓突厥不能分辨。此役的結果是兩蕃大破突厥而結下仇怨，突厥登利可汗新即位及遭大敗，在突厥内部威信掃地，其兵馬平章事第一人死于此役。在此事件中唐從表面上看沒有直接與突厥發生沖突，實際上為此役的背後策劃者，對此事件的處理也顯示出唐以夷制夷的邊防政策。不久契丹又叛，直至天寶四載突厥汗國滅亡之後，契丹李懷秀才重新歸唐。
毗伽可汗之時每歲納馬三四千匹，登利可汗即位之初，兩年之内交易馬及其它雜畜五十萬匹，此貿易成為唐的沉重經濟負擔，遂以交易馬匹以劣馬混雜其中，而退回一部分。登利可汗新立，急需通過賞賜來籠絡人心，對兩蕃的征伐以失敗而告終，既無抄掠所得，絹馬貿易則成為其重要的經濟支柱。唐表面以絹馬貿易羁縻突厥，内實忌之，《敕平盧使烏知義書》曰：“突厥去歲東侵，已大不利，志在報複，行必再來……蕃漢諸軍，須有嚴備。”[64]又敕登利可汗欲使其放棄征讨兩蕃，與唐軍合力破突騎施。
三、登利之死與突厥滅亡
登利即位之初，其從叔父為左右兩殺，并控制了大部分兵馬，登利與其母合謀除掉西殺，盡并其衆，契丹趁亂從突厥逃回者言“黃頭突厥與默啜突厥争言氣，*兵馬欲鬥”[65]即此事，右殺統突厥西部之部落，黃頭突厥當指右殺。不久左殺判阙特勤攻殺登利，立毗伽可汗子為可汗，開元二十九年(741年)秋七月“突厥遣使來告登利之喪”[66]，登利之死應在七月左右。不久骨咄祿葉護殺新可汗，立可汗弟，旋又殺之，自立為可汗[67]。突厥内亂之時，唐玄宗命孫老奴招谕回鹘、葛邏祿、拔悉密等部落，天寶初這三部攻殺骨咄祿，突厥餘衆立判阙特勤子為烏蘇米施可汗。王忠嗣墓志中載“阿波達幹持愛妾宵遁，乘六羸突圍，嘯聚東蕃，脅迫小種”，此時突厥的政治中心應離開郁都斤山，向東駐牧以避拔悉密等。契丹于天寶四年方降唐，《舊唐書·王忠嗣傳》載其屢與奚怒皆部交戰，可知“嘯聚東蕃，脅迫小種”乃契丹、奚等東部部族。時王忠嗣盛兵碛口以威振之，玄宗遣使者招谕内附，烏蘇米施同意降唐，但遲延不至，王忠嗣遂與拔悉密合兵攻之，烏蘇米施可汗遁走，突厥西葉護阿思布、烏蘇米施子西殺葛臘哆等五千餘帳降唐。天寶三年(744年)拔悉密攻殺烏蘇米施可汗，突厥餘衆立其弟為白眉可汗，王忠嗣自單于台北伐，破其左廂十一部；明年，突厥右廂為回鹘等九姓鐵勒所破，白眉可汗被殺，東突厥汗國亡。
參考文獻：
[1][14][15][21][40]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銘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5.129，165，163，165，165.
[2]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28.
[3][16][20][39]劉昫等.舊唐書·卷一九九下·北狄[Z].北京：中華書局，1975.5356，5353，5353，5360.
[4][11][12][北宋]王欽若.冊府元龜·卷九七一·朝貢四[Z].北京：中華書局，1960.11408，11409，11409.[5][10][17][18][19][唐]樊衡.文苑英華·卷六四七·為幽州長史薛楚玉破契丹露布[Z].北京：中華書局，1966.3331.
[6][清]董诰.全唐文·卷二九九[Z].北京：中華書局，1983.3030.
[7][9][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二一三[Z].胡三省注.北京：中華書局，1956.6797-6798，6798.
[8]吳鋼.全唐文補遺(第五輯)[Z].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391.
[13]裴耀卿.舊唐書·卷九八[Z].3080.
[22][36][42][48][52]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23][唐]杜佑撰.通典突厥上[Z].王文楚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8.5404.
[24]吳鋼.全唐文補遺(第六輯)[Z].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62-63.
[25][26][53][57][59]60][61][62][63][64][65]張九齡.張九齡集校注[C].熊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549，543，625，631-632，633，726，726，582，566，586，760.
[27][28][唐]魏征.隋書·卷八四·北狄[Z].北京：中華書局，1973.1882.
[29][宋]李昉等.太平廣記·卷二五O[Z].北京：中華書局，1961.1935.
[30][50]冊府元龜·卷九五九·土風一[Z].北京：中華書局，1960.11286，11286.
[31][元]脫脫.遼史·卷三八·地理志二[Z].北京：中華書局，1974.470.
[32][34]吳鋼.全唐文補遺(第四輯)[Z].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439.
[33][唐]韓愈.韓昌黎文校注[Z].馬其昶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397.
[35]林連通，鄭張尚芳.漢字字音演變大字典[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2.734.
[37]劉全諒.舊唐書·卷一四五[Z].北京：中華書局，1975.3938.
[38]張久和.原蒙古人的曆史——室韋達怛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74.[41]森安孝夫.チベット語史料中に現われる北方民族──DRU-GUとHOR[J].Journal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1977，(14).[43]Sir Gerard Clauson.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M].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335.
[44]芮傳明.古突厥碑銘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75-180.
[45][晉]陳壽.三國志·卷三十·扶餘[Z].北京：中華書局，1959.842.
[46][劉宋]範晔.後漢書·卷八五·高句麗[Z].北京：中華書局，1965.2814.
[47][唐]魏征.隋書·卷八一·百濟[Z].北京：中華書局，1973.1820.
[49][58][67][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二一五下·突厥下[Z].北京：中華書局，1975.6054.
[51][54]冊府元龜·卷九七九·和親二[Z].北京：中華書局，1960.11504，11455.
[55]劉昫等.舊唐書·卷一九四上·突厥上[Z].北京：中華書局，1975.5177.
[56][法]路易·巴贊.古突厥社會的曆史紀年[M].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4.235.
[66][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二一四[Z].胡三省注.北京：中華書局，1956.6844.
[基金項目] 内蒙古自治區教育廳項目“内蒙古自治區研究所學生科研創新資助項目”(項目編号：B20161012618Z)
[作者簡介] 李榮輝(1978—)，男，山東青島人，在讀博士研究所學生，主要從事北方民族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