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安史之乱时，原藏于内廷中的档案、实录、国史等焚烧殆尽，因此，流传后世的后突厥汗国末期的史料不多。再者，两《唐书》等关于后突厥汗国末期史事的记载晦暗不清，时有抵牾。因此，有必要对后突厥汗国史料进行细致梳理和研究。本文通过对后突厥汗国末期突厥与唐及东部诸族史料的梳理，并参考墓志对具体史事进行考证，探析了后突厥汗国走向衰亡的过程。
后突厥汗国自骨咄禄起事以来，经默啜东征西讨到毗伽可汗之时，势力已达极盛，阙特勤碑记载：“我把四方的人民全部征服了，使其不再为敌。他们全部臣服于我，并(为我)出力。”[1]开元十九年(731年)阙特勤卒，此为后突厥汗国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毗伽可汗被其梅禄毒死，其子伊然可汗立，无几，伊然可汗死，又立登利可汗。登利可汗与其母诱杀西杀引起突厥内乱，自己也死于非命，随后的几位可汗在位时间极短，天宝四年(745年)白眉可汗为回鹘怀仁可汗所杀，后突厥汗国灭亡。后突厥汗国灭亡固由其内乱所致，而唐的作用也不可忽视，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所谓外族盛衰之连环性者，即某甲外族不独与唐室统治之中国接触，同时亦与其他之外族有关，其他外族之崛起或强大可致某甲外族之灭亡或衰弱。”[2]
一、开元十八年契丹叛唐后突厥与唐及东北诸族关系
开元十八年(730年)五月契丹首领邵固为可突于所杀，契丹挟持奚降于突厥，随后寇平卢，平卢军先锋使乌承玼破之于捺禄山，其年秋“幽州长史赵含章发清夷军兵击奚，破之”[3]。《册府元龟》开元十八年十一月条下有契丹、奚遣使朝贡的记载[4]，此当为赵含章破契丹、奚的结果。开元十八年两次作战，唐军每次作战仅幽州节度使、平卢节度使的军队，因兵力不足，并没有完全消灭两蕃，契丹、奚余部北窜至黄河(今西拉木伦河)、泾山(今大兴安岭南段)一带据险自保[5]。此后唐虽有小规模军事行动，如开元十九年(731年)八月《裴光庭贺幽州执奚寿斤表》载“幽州执叛奚寿斤来献”[6]，总体来说双方呈对峙态势。为讨伐两蕃，唐廷于关内、河东、河南、河北四道招募勇士，以忠王浚为河北道行军元帅，率十八总管讨伐契丹、奚，后忠王未成行，以信安王祎代为主帅。开元二十年(732年)三月李祎与幽州节度使赵含章分道征讨两蕃，初两蕃以诈退之计引诱唐军，幽州节度使赵含章先败于白城，后乌承玼引别兵出其右，破之[7]。此事见于李永宣墓志，其曰：“廿载，节度使赵含章使君统马军大入，于是梁北河，屠白城，犁乌桓廷，艾鲜卑首。”[8]三月己巳，信安王祎大破两蕃，可突于远遁，余党窜入山谷，奚酋长李诗锁高以五千帐来降[9]。关于唐廷征讨两蕃之时的突厥动向，《为幽州长史薛楚玉破契丹露布》载“其突厥分兵，助为声援……贤王失阵”[10]，唐代常以匈奴来指代突厥，贤王应指突厥的“杀”，唐朝在开元二十年(732年)征讨两蕃之初，突厥应参与这次战役，并被击败。
突厥与唐在边境冲突之前，两国交好，开元十五年(727年)九月吐蕃约以抄边，时突厥请娶唐朝公主，以在北族中树立威信，乃以吐蕃之书献于唐，而唐为笼络突厥在西受降城互市，每年以帛数十万遗之。此后两国频派使者，开元十九年(731年)十月，突厥大臣苏农出罗达干等来朝[11]，达干(Tarqan)是突厥专统兵马事的武官，为突厥政权中的重要人物。开元十九年(731年)三月阙特勤卒，十一月金吾将军张去逸入突厥弔祭，《通典·职官》记载左右金吾卫品级正三品，张去逸为玄宗之母的外甥、忠王李亨的岳父，双方互派使节的品级还是相当高的。唐与突厥发生冲突之后，双方的关系并没有因这次冲突而受影响，开元二十年(732年)“七月庚子，突厥可汗堂弟何支监捺来朝”[12]。但在和平邦交的同时，因两蕃引发的边境冲突依然不断，同年唐玄宗赏赐降奚时，“时突厥及室韦果勒兵邀险，谋劫持之”[13]。
开元十三(723年)年冬，契丹首领契丹邵固扈从东巡，其还蕃后，遣权臣可突于入朝贡献方物，中书侍郎李元纮对其不加礼遇，开元十八年(730年)可突于杀邵固，并胁迫奚一起复降突厥。开元二十年(732年)信安王祎与幽州节度使赵含章大破契丹，可突于远遁，奚又附唐。《毗伽可汗碑》载，“当我五十岁时，奚人民脱离契丹去”[14]，“奚人民归顺唐朝皇帝。我因其不派使节、不致问候。乃于夏天出征”[15]。奚李诗部投唐后第二年(733年)突厥与契丹联合犯塞，《旧唐书·契丹传》载：“明年，可突于又来抄掠。”[16]此次抄掠看似为契丹余部的单独行为，但从薛楚玉露布中可突于“而西联匈奴，东抅渤海，收合余烬，窥我阿降奚”[17]。《毗伽可汗碑》记载，这次军事行动是毗伽可汗为讨伐投唐之奚而发动的。“当是时也，四蕃云屯，十万雨集”[18]，四蕃当指突厥、契丹、奚、渤海，此战唐军先以七千人马以少胜多，“黜之硖石，斩单于之爱子”[19]。唐军后以降奚为主力乘胜追击契丹余众，俘获甚多，四月二十五日南还，二十七日到达乌鹘都山，此即《薛楚玉露布》所作时间。唐军在都山“椎牛买酒，散赏高会”，契丹余众与突厥袭唐，左卫将军、幽州道副总管郭英杰战死。唐军此次出征以降奚为主力，杂有黑水扶余，故有“既以蛮夷出攻”之语，后“奚众遂持两端，散走保险”[20]，唐军遂大败。《毗伽可汗碑》载“郭(Qugh)将军领四万军而来。我在Tüngär山袭击之。”[21]Tüngär山即《旧唐书》中记载的都山，都“《广韵》当孤切端模合一平遇*tu”[22]，汉文文献中的都山应为Tüngär的节译。碑铭又说毗伽可汗长子病死时，把郭将军立为杀人石，郭楚玉露布中有“斩单于长子”之言，毗伽可汗长子很有可能参加了这次战争并受伤死去，突厥葬俗“于墓所立石建标，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杀人数”[23]，毗伽可汗遂以郭英杰为其长子立杀人石。此役不久，奚王李诗死，其子延宠又叛。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唐以张守珪为幽州长史，并于六月大破奚，其墓志曰，“公始至幽府，□降奚叛亡……斩首擒王”[24]，奚复降，《敕投降奚等书》有“比严寒”之语[25]，此次复降当为秋末。奚投降之初，契丹阻险自保，《敕幽州节度张守珪书》云：“今奚贼残破，固不足言，契丹余孽，犹且为梗。”[26]后因张守珪的军事压力，可突于渐向西北方向移动，欲投靠突厥。可突于既臣服于突厥，又因突厥征发而派遣使者与唐媾和，契丹内部亦分为两派，最终张守珪派王悔劝说李过折除掉契丹王屈剌、可突于及其余党，契丹归降。
突厥对东方部族的管理，在前突厥汗国时代是派土屯进行羁縻统治，《隋书·契丹传》：“突厥沙钵略可汗，遣土屯潘垤统之。”[27]室韦也是如此，《隋书·室韦传》：“突厥常以三土屯总领之。”[28]土屯突厥语为tudun，《出御史台》载：“詈御史为冷峭，而突厥号御史为吐屯。”[29]以御史之责观之，土屯应为突厥派遣到附属部落中征发兵马、课税并监视这些部族国政的官员。后突厥汗国毗伽可汗即位初期，因突厥内乱，其对东方部族的控制力有所减弱，黑水靺鞨虽在默啜可汗时期曾到突厥请土屯，开元十三年(725年)唐在此设立黑水都督府，自此朝贡不绝。黑水靺鞨之外又有越喜、铁利、拂涅靺鞨等部，这些部落开元年间与唐保持着朝贡关系。《册府元龟·外臣部》既有越喜靺鞨，又有越嘉靺鞨，此“越喜”靺鞨或为“越嘉”之误。据《册府元龟·外臣部》记载，渤海国“西接越喜靺鞨，东北至黑水靺鞨”[30]，《旧唐书·渤海传》与之同，但下有脱文，《辽史·地理志》载信州“本越喜故城”[31]，信州在今吉林怀德县，越喜部当在此。另据郎实活墓志载，其本为加部落鲜卑人，后附唐，墓志中有“虽远蕃黑水，尝报汉赤诚”[32]之语，黑水应指黑水府所辖诸部，加部与《乌氏庙碑铭》中的黑水室韦[33]，《薛楚玉露布》中的黑水扶余[34]当为同一部落，与汨字形相近，似为汨之别字。据《广韵》汨“于笔切臻摄合口重纽三等云母，王力*γǐwět”[35]，越“王伐切云开合三入山*γǐw
t”，加与嘉声纽与韵摄相同“古牙切见麻开二平假*ka”[36]，从译音上看汨加与越嘉基本相同，而从文献上看，两者地域亦相差不远，郎实活墓志中的加部应为渤海国以西的靺鞨越嘉部。郎实活在“属林胡不宁，酋首背伴”之际与子沮礼等率众投汉，林胡在唐代多指契丹，越嘉部位于今吉林怀德县，正与契丹接壤，此事发生于开元十八年(730年)可突于挟持诸部投靠突厥之时。
毗伽可汗时期与突厥关系密切的东部诸族有室韦，《旧唐书·刘全谅传》“开元中，有室韦首领段普恪，恃其骁勇，数苦边；节度使薛楚玉以客奴有胆气，令抗普恪”[37]。按《旧唐书.室韦传》室韦分为九部，活动在最西部的为岭西室韦活，其地域为讷谟尔河、乌裕尔河、嫩江县东，小兴安岭以西[38]，岭西室韦与突厥接壤，开元二十年(732年)突厥、室韦谋劫唐朝赏赐奚丝绢，此即岭西室韦。可突于叛唐之时，渤海因黑水部靺鞨及大门艺降唐之事与唐关系紧张，而趁乱分兵两路犯边，一路渡海抄掠登州，另一路兵至马都山，平卢先锋军乌承玼以石塞其道，流民得以安定，唐与新罗遂有开元二十年(732年)讨伐渤海之举。契丹与渤海之间关系始自李尽忠时期，大祚荣本高丽别种，高丽灭亡乃迁居营州，李尽忠死后，李楷固讨契丹余党，而大祚荣即为余党之列，此时大祚荣应附属于契丹。渤海在东牟山建国之后，为对抗唐朝，“遣使通于突厥”[39]，并与黑水靺鞨到突厥请土屯。《阙特勤碑》中吊唁者有日出之方的bü
ö(l)ligil，il国家、部族之意，耿世民先生译bükli为莫离，指东北地区操满—通古斯语的民族
öl为突厥语中的蒙古语借词，意为荒原，因此译bü
ö(l)lig il为莫离荒原人，护雅夫氏bükli 读作bök eli貊之国[40]，岩佐诚一郎氏、亨宁(W.B.Henning)、岑仲勉先生推定为高丽，森安孝夫氏则认为与其是岩佐氏所认为的Bö(k)+kli貊+句丽，不如Bök+lig更合理一些，貊(Bök)加尾词lig，辅音g脱落后为bükli即貊国(人)，而此时高丽已经灭国，此貊国当指渤海国[41]。森安氏把唐礼言《梵语杂言》中高丽的梵语音写亩俱理，即伯希和敦煌藏书P·t1283藏文卷子中“突厥人称之为Mug-lig，汉人称之为Ke'u-li”，与突厥碑铭中bükli勘同，《广韵》亩俱理*mu gǐu lǐ[42]，与bükli、Mug-lig读音接近。突厥语b中在翻译成汉语时可以以m代替，《太平寰宇记》中“突厥名鱼为磨勒”，磨勒*muɑ lk，据克劳森(Sir Gerard Clauson)词典balik在古突厥语中即鱼之
ö(l)lig亨宁比定为高丽，克劳森认为可能是位于韩半岛上一个小政权，芮传明先生拟定为叱利[44]。从地理位置而言，büö(l)lig位于日出之东方，此时高句丽已经灭亡，较大的政治实体只有黑水靺鞨与渤海。渤海西部、高句丽之地本称濊貊之地，《三国志.扶余传》曰：“国有故城名濊城，盖本濊貊之地。”[45]高句丽亦称貊，《后汉书.高句丽传》曰：“句骊一名貊，有别种，依小水为居，因名曰小水貊。出好弓，所谓‘貊弓’是也。”[46]《隋书·百济传》载：“百济自西行三日，至貊国云。”[47]此貊国即高句丽别种小水貊，此部落在隋时还存在。大祚荣本高丽别种，又以高丽继承者自居，因此其自称貊高丽并非没有可能。《广韵》“貊高丽*mk kau liei”[48]，无论从语音上还是从史料记载看，bükli与貊高丽堪同较为适宜
ö(l)lig从语音上无法找到与其对应的民族，《旧唐书》书中有黑水靺鞨与渤海同去突厥请土屯之举，黑水靺鞨共有十六部ö(l)lig似可拟定为黑水靺鞨中的一部。《薛楚玉露布》中可突于“而西联匈奴，东抅渤海”，后又有“从散约解”之语，开元二十年(732年)渤海犯边应是与突厥、两蕃的联合行动。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都山之战虽以唐军大败而告终，但此战并没有中断突厥与唐的交往，《新唐书·突厥传》载“莫棘连请昏既勤，帝许可，于是遣哥解栗必来谢，请昏期”[49]，《册府元龟·朝贡》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四月突厥大臣斯壁、纡思鲜阙来朝[50]，《册府元龟·和亲》：“三十二年四月突厥遣使来朝……仅使可解粟必谢婚。”[51]开元无三十二年，应为二十二年之误，此应与《册府元龟·朝贡》中的遣使为一事。“《广韵》粟必*sǐwok pǐět，斯壁*sǐe piek”，可*k‘a，哥*kɑ。”[52]《册府元龟》中的可解粟必即《新唐书》中哥解栗必，栗为粟之讹。唐玄宗在《敕突厥毗伽可汗书》曰：“自为父子，情与年深，中间往来，亲缘义合。虽云异域，何殊一家。”[53]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十一月毗伽可汗被其梅录毒死，“帝悼之，为之辍朝三日，敕曰：情义所在，礼固随之，岂限华夷”[54]。虽然诏书语言属外交辞令，但从中还是能看出唐与突厥的密切关系。
二、登利可汗时期的突厥外交政策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冬毗伽可汗被其梅录毒死，其子伊然可汗立，玄宗派宗正卿李佺弔祭毗伽可汗，并册立伊然可汗[55]。李佺未到突厥之时，伊利可汗病死，开元二十三年(735)春初《敕突厥可汗书》中的突厥可汗已是登利可汗。路易·巴赞(Louis Bazin)通过对突厥历法的研究得出毗伽可汗死于突厥历狗年10月26日(儒略历734年11月25日)，葬于突厥历猪年5月27日(儒略历735年6月22日)[56]，《敕突厥登利可汗书》曰：“今又遣从叔金吾大将军佺持节吊祭，兼营护葬式……春中尚寒。”[57]春中当为阴历二月，此时李佺方去突厥，故《旧唐书》所言李佺册立伊然可汗有误，《新唐书》载“伊然可汗立八年，卒…使右金吾卫将军李质持册为登利可汗”[58]，亦误。毗伽可汗死后不久，突厥即派哥利施颉斤到唐报丧，并请葬料，唐玄宗以其从兄、宗室之长李佺持节吊祭，双方保持着高规格的外交关系。对于两蕃投唐一事，突厥一直耿耿于怀，李佺在处理毗伽可汗葬礼期间就探听到突厥准备东下讨伐两蕃，葬礼完毕后不久，突厥即倾国而出，讨伐两蕃。突厥讨伐两蕃之前曾通报唐朝，《敕突厥可汗书》云：“儿去年东讨，虽有先言，然两蕃既归国家，亦不合侵伐。”[59]突厥讨伐之前，张守珪因俘获突厥生口而具知此事原委，唐廷对于此事的处理是突厥胜两蕃“若因而屠之，亦便除患”[60]，两蕃若获胜“北虏势衰，因而乘之，灭其大半”[61]，对突厥的行动采取默认的方式，同时戒东北军不可轻动，以免与突厥结怨。突厥此次行动亦曾照会渤海，《敕渤海王大武艺书》曰：“突厥遣使求和，拟打两蕃。”[62]渤海把此事通报唐朝，并欲扣押其使者，由此事可知，唐与渤海关系得到恢复。
突厥东征之时，奚部衙官耨云勾结突厥，意欲图谋奚都督李归国，被李归国诛灭。契丹涅礼首先率部击败突厥，唐又指示奚都督李归国与契丹相为腹背，待其归师之时，逐要追袭；而对平卢节度使的敕令则曰：“若见可行，务须尽敌……必图万全，不可轻举。”对张守珪的敕令是“孰料万全，然可邀击，蕃汉相杂，使其莫辨”[63]。据《贺破突厥状》平卢节度使兵力参与了对突厥的追击，突厥死伤惨重。唐在此事中开始仅令边将备边，防止突厥抄掠，对于突厥与两蕃之间的争斗并未派出援军；在契丹击败突厥之后，始令唐军邀击，且使蕃汉相杂，让突厥不能分辨。此役的结果是两蕃大破突厥而结下仇怨，突厥登利可汗新即位及遭大败，在突厥内部威信扫地，其兵马平章事第一人死于此役。在此事件中唐从表面上看没有直接与突厥发生冲突，实际上为此役的背后策划者，对此事件的处理也显示出唐以夷制夷的边防策略。不久契丹又叛，直至天宝四载突厥汗国灭亡之后，契丹李怀秀才重新归唐。
毗伽可汗之时每岁纳马三四千匹，登利可汗即位之初，两年之内交易马及其它杂畜五十万匹，此贸易成为唐的沉重经济负担，遂以交易马匹以劣马混杂其中，而退回一部分。登利可汗新立，急需通过赏赐来笼络人心，对两蕃的征伐以失败而告终，既无抄掠所得，绢马贸易则成为其重要的经济支柱。唐表面以绢马贸易羁縻突厥，内实忌之，《敕平卢使乌知义书》曰：“突厥去岁东侵，已大不利，志在报复，行必再来……蕃汉诸军，须有严备。”[64]又敕登利可汗欲使其放弃征讨两蕃，与唐军合力破突骑施。
三、登利之死与突厥灭亡
登利即位之初，其从叔父为左右两杀，并控制了大部分兵马，登利与其母合谋除掉西杀，尽并其众，契丹趁乱从突厥逃回者言“黄头突厥与默啜突厥争言气，*兵马欲斗”[65]即此事，右杀统突厥西部之部落，黄头突厥当指右杀。不久左杀判阙特勤攻杀登利，立毗伽可汗子为可汗，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秋七月“突厥遣使来告登利之丧”[66]，登利之死应在七月左右。不久骨咄禄叶护杀新可汗，立可汗弟，旋又杀之，自立为可汗[67]。突厥内乱之时，唐玄宗命孙老奴招谕回鹘、葛逻禄、拔悉密等部落，天宝初这三部攻杀骨咄禄，突厥余众立判阙特勤子为乌苏米施可汗。王忠嗣墓志中载“阿波达干持爱妾宵遁，乘六羸突围，啸聚东蕃，胁迫小种”，此时突厥的政治中心应离开郁都斤山，向东驻牧以避拔悉密等。契丹于天宝四年方降唐，《旧唐书·王忠嗣传》载其屡与奚怒皆部交战，可知“啸聚东蕃，胁迫小种”乃契丹、奚等东部部族。时王忠嗣盛兵碛口以威振之，玄宗遣使者招谕内附，乌苏米施同意降唐，但迟延不至，王忠嗣遂与拔悉密合兵攻之，乌苏米施可汗遁走，突厥西叶护阿思布、乌苏米施子西杀葛腊哆等五千余帐降唐。天宝三年(744年)拔悉密攻杀乌苏米施可汗，突厥余众立其弟为白眉可汗，王忠嗣自单于台北伐，破其左厢十一部；明年，突厥右厢为回鹘等九姓铁勒所破，白眉可汗被杀，东突厥汗国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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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项目“内蒙古自治区研究生科研创新资助项目”(项目编号：B20161012618Z)
[作者简介] 李荣辉(1978—)，男，山东青岛人，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北方民族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