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卷帙浩繁的中國曆史上，孔子是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偉大人物。
孔子，名丘，字仲尼，約生于周靈王二十一年（前551年）。史載，孔子的祖先是宋國人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傳說孔子是叔梁纥與顔氏女野合生下的。孔子誕生時，相貌清奇，頭頂中間低，四邊高聳，很像尼丘山。父母便給他取名為“丘”，字仲尼。
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
春秋末戰國初期， 中國曆史正處于大變動時期。彼時，中國社會正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型。舊的制度日益崩塌，而新的制度還在萌芽中，尚未正式建立起來，整個社會處于動蕩不甯之中。到戰國時代，思想文化方面也出現了深刻變化。夏商周三代異常濃厚的天命神鬼觀念受到質疑和沖擊，貴族壟斷教育的傳統機制也維持不下去了，文化開始沉澱、下移，私人講學方興未艾。
政治上，周天子已無力控制屬下各諸侯國，而各諸侯國也出現了大權旁落、卿大夫擅權攬政的現象，由天子到諸侯王到卿大夫再到士大夫這種等級森嚴的宗法制度也被打亂。
孔丘
戰國時代，儒家、墨家并稱“顯學”。儒家的創始人就是孔子。因為學養深厚，見解超拔流俗，布衣出身的他逐漸聞名于世，于禮上下了很多功夫，提出“克己複禮，仁也”的主張。他興辦平民教育，并抱經世濟民之志而遊說各諸侯國，以其巨大的人格魅力和感召力澆鑄了中華民族的品格。相傳孔子有弟子三千人，學有所成的賢弟子七十二人。晚年的他緻力于整理文獻典籍，譬如《詩》、《書》等，後世将其統稱為“六經、六藝”。
除去焚書坑儒的秦朝，孔子在整個封建時期都備受推崇。尤其到了漢朝，漢武帝采納大儒董仲舒的建議，“廢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五經》立于官學，儒家思想從此成為欽定的正統思想，身為儒家思想創始人的孔子之地位遂遠超諸子，甚至被曆代統治者尊為“素王”。
孔子一介布衣，可他的英名和學說卻載入青史 、世代流傳，古今學者們仍然推崇他為宗師。從天子到諸侯王，舉凡講論六經道藝之人，都把孔子學說當作判斷、衡量的最高準則，孔子可以說是登高望遠、至高無上的“至聖先師” 了。
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
周遊列國，颠沛流離，仕途艱辛，惶惶如喪家之犬
孔子不僅博聞強識，而且和彼時所有的讀書人一樣，畢生緻力于研求為政和為人之道。他力主“學而優則仕”，希望依靠自己博大精深的學識走上從政的道路。然而，仕途的大門遲遲不願向他敞開，直到年過半百之後，他才有了從政的機會。
史載，孔子為了實作自己的從政理想，離開魯國後，在外漂泊了十四年之久，先後到過衛、匡、蒲、曹、宋、鄭、陳、蔡、晉、楚等侯國，中間雖也有過機遇，但大都不受重視，一事無成。
冉求
孔子為入仕而周遊列國，路途艱辛，飽受冷遇，“惶惶如喪家之犬”，仍不主張消極避世，“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後來，年邁的孔子身居衛國，愈發思念自己的故鄉魯國，在弟子冉求的幫助下，孔子終于回到闊别十四年之久的故國。由于他在政治上一再遭受冷遇，回到故鄉後便徹底斷絕了入仕的想法，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文化教育事業上，努力搜集、整理古代文獻，作為“傳道、授業、解惑”的課本。
齊景公曾經垂青孔子，打算重用他，卻遭執政大臣晏嬰的極力反對
當初孔子由于對魯國大夫季子專權感到不滿，于是逃到齊國，曾經一度得到了齊景公的青睐。《史記》記載：齊景公曾問政于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 ’！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豈吾得而食諸！他日又複問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财’。景公說，将欲以尼溪田封孔子”。然而，孔子超人的政治才華遭到齊國大臣們的妒忌，不僅執政大臣晏嬰不贊同他的政治主張，其他的臣子甚至想聯手謀害他。
《史記·孔子世家之十七》載：“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産厚葬，不可以為俗；遊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理。君欲用之以易齊俗，非所宜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 ’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 反乎魯” 。
晏子為何反對孔子？太史公已經說得再明白不過了：孔子思想太過精深、繁瑣，因而不得人心。齊景公幾乎被孔子說動了，但晏嬰卻谏阻齊景公，說繁文缛節幾代人都學不完，不可能達到“以易齊俗”的目的。寥寥數語就讓齊景公打消了重用孔子的念頭，還對孔子下了逐客令。齊大夫晏嬰也是春秋末期一位著名政治家，他善于舌辯，口才頗佳，但他貶低孔子學說的理由很簡單，一言蔽之，無非是“禮”過于繁瑣，很麻煩，很不便，不可為。
晏嬰
雖然這話聽起來有點刻薄，但不得不承認，晏子的話是非常有道理的。在禮崩樂壞的時代，各國之間互相征伐，這個時候來講禮儀，隻能是被動挨打。弱肉強食的時代，想要不被消滅，努力讓自身強大才是上策。孔子的“克己複禮”願景是好的，但隻能說理想很豐滿，現實太骨感，一個不合時宜的意識形态，即使刻畫得再美好，也沒人敢去實施。
針對孔子說的“政在節财”，晏子又說：“崇喪遂哀，破産厚葬，不可以為俗；遊說乞貸，不可以為國。”
晏子這樣說一點也不意外。《史記》中對晏子的評價是“以節儉力行重于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這樣一個身居高位又節衣素食，以身作則的賢臣，自然是非常讨厭那些鋪張浪費的禮節的。而且他的觀點也非常符合齊國的國情，或者說符合所有諸侯國的國情，此時的各諸侯國，務實一點，積極發展經濟和軍事，進而讓自身強大，不被他國侵擾，這才是首要任務！
但是，孔子的“克己複禮”真的沒用嗎？也不能這麼說。因為克己複禮，本身就是孔子針對禮崩樂壞的補救措施。隻不過，這個措施隻能在盛世奉行，或者，非要在春秋時代推行，也要周王室來上司，然後各國訂立新的友好交往的禮節。隻不過，此時的周王室已經擔當不起這個大任了！
齊景公
于是，齊景公從此以後不再問政于孔子，即使接見，也隻是用對待文人的禮節來接待他。而孔子，估計也猜想出了其中的端倪，又得知齊國大臣們要謀害他，隻得告辭離去了。
孔子在齊國滞留了兩年光景，在三十一歲時，再次回到魯國。
表面上看起來，這場論戰是晏子勝過了孔子，但兩個人其實沒有勝負，因為兩人分别是不同領域的頂尖人物，孔子是世代受人敬仰的萬世宗師，晏子是青史留名的賢臣良相。同時，太史公司馬遷對他們兩人的評價都非常高！
太史公評價孔子“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聖矣！”對于晏子，太史公更是贊不絕口，甚至說“假令晏子而在，餘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總之，孔子沒被齊景公任用，甚至周遊列國十幾年沒人重用他，并非晏子對他個人有成見，也非他學問不夠，更非人品不好，隻是他的政見不合時宜罷了。或者用一個詞表達更為恰當，生不逢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