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默/ 複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青年副研究員
衆所周知，近年來美國保守主義思潮的一大特征就是與民粹主義相合流。本來傳統而言，保守主義者應是對群氓的行為充滿不信任，但當代美國的保守主義者們卻全力擁抱草根及其所謂的“民間常識”。對于此種現象，已有許多學者做了不同探索，而最近芬蘭奧盧大學（University of Oulu）曆史、文化與傳播研究專業Antti Lepistö博士所著《基于“草根性常識”的保守主義的崛興：美國右翼與蘇格蘭啟蒙運動的再發明》（The Rise of Common-Sense Conservatism：The American Right and the Reinvention of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芝加哥大學出版社，2021年出版）一書，算是給我們提供了一種全新的切入視角。此書洋洋灑灑，從特朗普帶起的民粹主義思潮，談到當代美國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再一路談到18世紀的蘇格蘭啟蒙運動。此書是由作者于2019年向赫爾辛基大學送出的博士學位論文修改而來。
特朗普2016年出人意料的當選，很大程度是由于美國中西部白人勢力的支援，這些白人自視為美國質樸純粹的“普通人”（common man）價值的代表者，他們立志與那些沿海媒體界的所謂“精英”針鋒相對，鬥争到底。Lepistö此書就試圖證明這種拿草根性的“質樸”來說事的思路其實是早有先例，而且最初的知識起源并不在美國本土。
特朗普
此書選取了美國新保守主義思潮中的代表人物，包括福山、歐文·克裡斯托 （Irving Kristol）、格特魯德·希梅爾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詹姆斯·Q.威爾遜（James Q. Wilson）等人。Lepistö發現，這些人的基本主張中留下最大影響力的就是他們對所謂“普通人”（the common man）性格與氣質的描述。而這種癡迷于“普通草根階層”的做法根源乃在于十八世紀蘇格蘭啟蒙運動。作為“文化戰争”裡沖鋒在前的所謂“戰士”（culture warriors），這些新保守主義取向的思想家們将蘇格蘭啟蒙運動中亞當斯密、休谟、托馬斯·裡德（ Thomas Reid）和 弗蘭西斯·哈奇森（ Francis Hutcheson）等哲學家的理念遺教“武器化”了，他們毫不吝惜地運用這種武器以攻擊那些自由派精英，教育類機構和社會改革運動者。從1980年代到2000年代早期，新保守主義者們經常性地嘲諷專家與知識精英階層，他們宣稱普通人的“常識性看法”要高于學術性的分析，大衆的感官情緒要比學術研究來得更高。他們認為，學術研究不僅過于精英化，而且極易受到流行的時髦理論的左右，并因之有所趨附，而普羅大衆的感官情緒則來自于樸素的道德感覺，并是以更為可靠。這些新保守主義者們的努力，最終使得美國政治保守主義變得特别強調“普通人的常識性感覺”（the common sense of the common man）。
所謂蘇格蘭啟蒙運動，即是指18世紀發生在蘇格蘭地區的一場新興思想人物聯袂輩出的事件。西方學界一般歸納此次啟蒙運動有四大基本特征。第一是對理性主義與萊布尼茨範式“統一場模式”理論的質疑，第二是對所謂人類感官感覺的強調，第三是特别重視經驗性的，以實驗或觀察為依據的探索，第四是立志于探究人類本性。這四點裡的其中第二點，即與本書主旨相關，其所謂“人類感官”，既包括所謂的“道德觀”，也包括18世紀在蘇格蘭蓬勃興起的對于所謂“常識性哲學”（the philosophy of common sense）的強調。蘇格蘭啟蒙運動中的不少思想家都認為，“常識性感官”（common sense）乃是人類所通有的知識的起始點，正是通過這些“常識”，我們才得以接觸到那些無法通過理性而被揭示與認識的若幹“真理”，這種看法，有時又被稱為“蘇格蘭式現實主義”[1] 。有不少學者認為，蘇格蘭啟蒙運動和康德思想形成對立，因為康德認為人類理性已是最高，應無需再求于外物，但蘇格蘭思想家們卻更強調來自于經驗積累和長期觀察中的實證型知識，是以蘇格蘭啟蒙運動似乎有一種與生俱來的保守化性格。
按照此書的描述，蘇格蘭啟蒙運動及其道德哲學，對于一般人所持的所謂“常識性”概念有一番獨特的建構，二十世紀末葉的美國新保守主義者們将這種理念用之于解釋美國社會上的一系列問題，包括家庭問題，犯罪問題，種族問題，貧困問題，多元文化問題等等，他們最終的結論是，美國的真正問題在于精英們所制造出的危機，而真正的解方則蘊藏在普羅大衆的日常文化實踐中。他們認為，普羅大衆對“對與錯”有着一種近乎于直覺本能式的感覺體認，而那些自以為是的精英們則要麼道德敗壞，要麼幹脆沒有道德觀念可言，美國文化正是被這些精英所腐壞。
不過，此書作者也指出，美國新保守主義者們對于蘇格蘭啟蒙運動的解讀大概隻能算是一種刻意而為的誤讀，或者說是故意“重塑”（reconfiguration）。他們做出這種誤讀的原因是希望能證明“一般普遍的美國群眾”才是對的，而那些自由派精英則是錯的。通過這樣做，最終他們喚起的是右翼民粹主義思潮的崛興。Lepistö 在此的判斷是準确的，比如 托馬斯·裡德就認為不應讓大衆一時的普遍意見成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而實際應在基層百姓與知識精英之間建立起一種對話的管道和機制。另外裡德所講的“常識性感官”及判斷能力，實際上是針對所有人都存在的一種天性（unconditionally given to all men by the Author of Nature），人會賴此以自存，是以不僅是草根群眾有，那些所謂的“精英們”也同樣有。
對于另一個關鍵的細節問題，此書也有交代。新保守主義的思想家們大多讨厭特朗普及其追随者，這兩股力量時有相争，互看不爽（歐文·克裡斯托之子Bill Kristol就是激烈的“反特”人士），依此書提供的分析架構，則新保守主義者們雖憎惡特朗普，但特朗普通向權力巅峰的道路，卻與新保守主義者們的先期知識建構密不可分，是以，特朗普的崛起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新保守主義者們“無心插柳”而導緻的非預期性後果，或者，至少是特朗普順勢利用了新保守主義者們努力而造出的成果。Lepistö認為美國新保守主義者們基于蘇格蘭啟蒙運動的遺産而發明出的這套面向“普通草根人群”的修辭術是十分強大的，且一直被反複運用，從這個層面看，這些新保守主義者們的論調，甚至和後來崛起的特朗普之間存在某種“共謀性質”的聯結。
從某種意義上說，此書的研究可謂相當深刻。一般而言，學界傾向于認為當代政治保守主義的開山鼻祖是英國思想家柏克（Edmund Burke），但是，若我們仔細推演柏克的政治主張，就會發現它與今日美國特朗普範式的右翼民粹主義可謂格格不入，不僅側重點完全不同，連基本基調都大相徑庭。柏克不是以渲染基層群眾的強大力量或純潔本質而著稱的，相對而言，柏克走的是一條更趨精英主義的路線（以貴族出身的輝格黨人作為政治中堅上司階層）。而且柏克最重傳統，強調逝去者，當代者和未來者間的有機生命聯結，是以世間萬物不應随一時民粹的偏好而有所劇烈轉動。而若柏克并非今日美國政治保守主義之思想源頭，依此書提供之分析架構，就相對更有道理一些。
此書對感官感覺方面的着重刻畫也可與另一項研究相驗證。學者Roderick P. Hart的研究就指出，真正在2016年将特朗普送入白宮的，不是他的黨派立場，政策賣點或者經濟性因素，而其實要害全在于特朗普懂得操縱如何讓大量選民覺得舒服、受用，且被帶起了情緒，受到了感召（Trump and Us，劍橋大學出版社，2020年）。
若說此書不足之處，筆者認為一大潛在問題就在于，從亞當斯密和休谟，到福山，再到特朗普及美國右翼草根民粹分子，這條線（用此書作者原話，叫“unusual lineage”）跨度數百年，未免也拉得太長了，時間線越長，真确度可能就越低，況且特朗普及其擁趸“劉項原來不讀書”，大概連福山這些人是誰，都未必會知道，就更遑論亞當斯密和休谟了。同時，特朗普在2016年之前的政治性格、政治立場都是相對較為模糊的，他甚至有一段與民主黨的蜜月期[2]。筆者覺得，特朗普是典型的美式庸俗型功利主義者，隻要發現價值能為他所用，他才不會去管究竟是哪種脈絡，何樣系譜。而能用就用，正是美國當代政客的普遍性格，不僅特朗普一人如此，正如學者Lauren Mattioli所指出的那樣，就算拜登基本抛棄了特朗普式的路線，可他仍選擇擁抱特朗普的部分民粹主義遺産（尤其是在對待非法移民等問題上）。《金融時報》甚至直接說拜登搞的無非是一種“更為受控的民粹主義”（the controlled populism）而已。
是以，從完全實證主義的角度看，此書立論似乎未必真的完全成立。講新保守主義為特朗普與右翼民粹風潮“鋪路”的那部分，可能比遠溯源頭至蘇格蘭啟蒙運動的那部分，要來的更為切實和真确。但實際上，“鋪路”那一段類似的論述，早在2016年時就已有論者（比如Michael Lind和Jim Lobe等人）指出過了，就連蘇格蘭啟蒙運動那一部分，學者Walter Russell Mead也早已在2011年時就提過類似講法。而蘇格蘭啟蒙運動諸思想家之間又并非鐵闆一塊，比如，托馬斯·裡德與休谟之間就存在很大的見解分歧（裡德思想裡有不少受洛克影響的成分）。另外，此書對以桑德斯等人為代表的當代美國左翼民粹主義及所謂“進步主義範式的民粹主義”（Progressive Populism）的描述似乎也很不足。而且，如果說美國的民粹主義浪潮可以上溯至蘇格蘭啟蒙運動，那今日歐洲的民粹主義是否也同樣源出于蘇格蘭呢？英國脫歐的情緒氛圍是否亦同此機理機制呢？
英國蘇格蘭愛丁堡皇家大道上的哲學家大衛·休谟雕像
從另一個層面說，美國目前的右翼民粹主義也許并沒有這麼多知識與思想意義上的積累，正如學者Tom Nichols在其新近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樣，目前美國的右翼民粹思潮很大程度是植根于普通人民中常見與流行的“過度自賞”（unchecked narcissism）和對必要之改變的拒絕排斥（Our Own Worst Enemy， 牛津大學出版社，2021年）。而學者Alan I. Abramowitz則認為特朗普風潮的興起關鍵在于，美國在種族、宗教、地理與意識形态等方面所發生的前所未見的陣營重組，也就是說，思想意識領域至多不過是其中一環而已（The Great Alignment，耶魯大學出版社，2018年）。再有一點就是，至遲在傑克遜（Andrew Jackson）總統時期（1829-1837），美國就已經有了顯著的草根民粹主義傳統（更早甚至可上溯至美國建國時代的反聯邦黨人群體），那麼是否有可能新保守主義者們主要借的并非蘇格蘭啟蒙運動的“外債”，而是更多植根于美國政治思想的固有本土資源？而且按學者Arthur Herman等人的描述，傑克遜思想裡就頗有受蘇格蘭文化影響的影迹在。
此外，正如學者Robin Grey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樣，早在美國哲學家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的年輕時代，他就已經采納了蘇格蘭啟蒙哲學家們對所謂“常識感官”的思想建構，也就是說，早于當代新保守主義者們百餘年，蘇格蘭啟蒙運動中的“常識”理念已然入美。學者Roy Branson和Forrest McDonald等人甚至認為蘇格蘭啟蒙思想對于美國建國一代（尤其是麥迪遜和傑弗遜）和美國1787-1788基本憲政秩序亦有潛在的影響和關聯性。而學者Nicholas W. Drummond的研究又恰可補上這一環，因為他指出，麥迪遜的政治理念至少在三個方面與當代民粹主義相關聯：1、基于公民社會的共和主義範式；2、先輩、我輩與後輩之間關于責任的傳遞和接續；3、警告太多的“多元化”可能會導緻社會上出現分化、撕裂和鬥争，最後形成财閥型的金權統治。是以，我們又可以得出一條從蘇格蘭啟蒙思想到麥迪遜，再從麥迪遜直接接駁到當代美國民粹主義的路線。
學者Charles J. Holden等人的研究則認為特朗普民粹主義路線的前導者并不在于那些新保守主義知識分子，而是落在實際政治運作層面的先行政客上，尤其是在 1969-1973年間 擔任美國副總統的共和黨人 斯皮羅·阿格紐（Spiro T. Agnew）的行為範式上，而阿格紐也是動辄訴諸于“草根普通人”式（everyman）的政治話語（Republican Populist，弗吉尼亞大學出版社，2019年）。
還有一個潛在問題，學者Pippa Norris和Douglas Kellner等人都曾将特朗普的統治風格定義為“威權範式的民粹主義”（Authoritarian Populism），如果說強調所謂“普通人常識”的性格是源自于蘇格蘭啟蒙運動，那這個“威權範式”的性格又是源自于何處呢？
當然，此書對當代美國右翼民粹主義的思想起源，無疑是提供了一種非常新穎而别緻的分析與解釋架構。考慮到蘇格蘭啟蒙運動與英格蘭政治傳統間的一些潛在分異（廣義而言今日的蘇格蘭獨立運動也與此遠遠有些關聯），此書的立論更是尤為有趣。2018年時學者C. B. Bow曾編了一部《蘇格蘭啟蒙運動中關于“常識”的概念》（Common Sense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牛津大學出版社），若将該書與Lepistö此書對讀，必有助于更深層次了解。
另外，這本書也可算是挖了一堆福山等“頂流”大知識分子塵封的“黑曆史”，因為本書隻說福山等人曲解了亞當斯密和休谟，卻并沒有特别說特朗普誤用/濫用了福山等人所造成的概念風潮。總體來看，此書基本上走的是“陽春白雪”上層路線，拿此書和“下裡巴人”範式的J.D. 萬斯的《鄉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7年譯本）對讀，可能會更增幾分風味。
注釋：
1、關于蘇格蘭啟蒙運動的具體介紹，可參閱複旦李宏圖教授：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33380 一文與http://www.cssn.cn/sjs/sjs_dqgbs/201406/t20140616_1212953.shtml 一文
2、可參閱筆者舊文：https://helda.helsinki.fi/handle/10138/288709
責任編輯：朱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