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隻有采用一種簡潔、清醒、強悍的女性聲音，類似于這個時代中産階級知識女性的聲音，我用這種聲音開始寫，才會覺得能寫一個好故事。”
——埃萊娜·費蘭特
注：本文摘自埃萊娜·費蘭特的書信、訪談集《碎片》，原文刊登于2015年《巴黎評論》。因篇幅限制，内容有删減。
埃娃：你覺得男性寫作和女性寫作之間有什麼根本的差别？
費蘭特：我通過我的個人經曆來回答你的問題。我從小——十二三歲——就非常确信，一本好書必須有一個男性主人公，這讓我非常沮喪。這個階段持續了兩年多時間，在我十五歲時，我開始熱衷于看那些處于困境的勇敢少女的故事。但我還是繼續認為——可以說，這個想法更加明确——那些偉大的小說家都是男性，我要學會像他們那樣講故事。在那個年紀，我看了很多的書，明确來說，我模仿的都是那些男性作家。甚至我寫女孩子的故事時，我總是讓我的女主人公曆經風霜，非常自由，很有毅力。
我嘗試去模仿男人寫的偉大作品。說得更具體一點，我不希望自己像那些女性作家，比如說，像拉法耶特夫人或者簡·奧斯丁、勃朗特姐妹那樣寫作——那時候，我對當代文學知之甚少——我想模仿的作家是笛福、菲爾丁、福樓拜、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雨果。我當時覺得，值得模仿的女性作家很少，她們相對比較弱，男性作家的作品非常多，更引人入勝。我不想把話題扯得太遠了，那個階段對于我來說很長，一直持續到二十歲，對我的影響很大。在我看來，男性小說傳統提供了豐富的、建構性的東西，我覺得女性小說缺乏這一點。
電影《成為簡·奧斯汀》
埃娃：是以你覺得女性寫作根基比較弱嗎？
費蘭特：不是，完全不是。我說的是我青少年時期的想法。後來，我的觀點發生了巨大變化。因為曆史原因，女性的寫作傳統沒有男性寫作那麼豐富多彩，但也留下了一些水準很高的作品，有的是非常有創造力的作品，比如說簡·奧斯丁的作品。在二十世紀，女性的處境發生了根本變化。女性主義思想和女性主義實踐釋放了很多能量，推動了更深入、更徹底的轉變，産生了很多深刻的變化。假如沒有這些女性的鬥争、女性主義的文章，還有女性文學，我都無法認識自己，這些作品讓我變成了一個成熟女性。
我寫小說的經驗，無論是沒出版的還是那些已經出版的，都是在二十歲之後成型的，我嘗試通過寫作，講出符合我的性别，展現女性不同之處的故事。但一段時間以來，我一直在想，我們應該去打造女性自己的傳統，我們永遠都不要放棄前輩留下的技藝。作為女性，我們要建立一個強大、豐富和廣闊的文學世界，和男性作家的文學世界一樣豐富，甚至更加豐富。是以，我們要更好地武裝起來，我們必須深入挖掘我們的不同，要運用先進的工具去挖掘。尤其是，我們不能放棄自由。
每一個女作家，就像在其他領域，目标不應該隻是成為女作家中最好的，而應該成為所有作家中最好的，無論男女，都要盡可能發揮自己的文學才能。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不能受到任何意識形态的束縛，要擺脫所有主流、正确的路線和思想指導。一個寫作的女性，她唯一應該考慮的事情是把自己所了解的、體會的東西講述出來，無論美醜，無論有沒有沖突，不用去遵照任何準則，甚至不用遵從同一個陣線的女性。寫作需要極大的野心，需要擺脫各種偏見，也需要一種有計劃的反抗。
桑德拉：在你的作品中，你覺得哪一部讓你全心投入，具有剛才你提到的那些特點？
費蘭特：就是最讓我覺得愧疚的書——《暗處的女兒》。我把書中的主人公置于一種我寫作時都無法忍受的處境。勒達說：“那些最難講述的事情，就是我們自己也無法了解的事。”我們可以這樣說，這是一句箴言，這是我所有書的根基。寫作應該進入一條艱難的道路，在虛構的小說中，一個寫作的女人——講述者“我”，在故事中永遠都不是單一的聲音，而是寫作本身。講述者會面對一個非常艱難的挑戰：她應該把自己所知道的，但還沒有想清楚的東西用文字組織起來。
這就是發生在黛莉亞身上的事，同樣也發生在了奧爾加、勒達和埃萊娜身上。但黛莉亞、奧爾加和埃萊娜走過了她們的曆程，到了故事的最後，她們很陰郁，但她們得救了。但是，勒達寫出來的東西，是她無論是作為女兒、母親還是另一個女人的朋友都無法忍受的。尤其是那個下意識的動作，她拿走了那個娃娃——這是整個故事的核心，這個動作的意義是她沒有想到的，當然在寫作中也無法說明。在這裡，我期望自己能展示比寫出的文字更多的東西：一個很真實、很有說服力的故事能達到一種這樣的效果，即使那個寫作的人也沒有明白其中的意義，因為假如她知道答案的話，可能會死去。《暗處的女兒》是我發表的所有小說中，最讓我痛苦，也是和我聯系最密切的。
埃娃：你一直在強調寫作的中心作用，你說那就像從很深的井中汲水的鍊子。你寫作的方式有什麼特點呢？
費蘭特：我隻确信一件事：我隻有采用一種簡潔、清醒、強悍的女性聲音，類似于這個時代中産階級知識女性的聲音，我用這種聲音開始寫，才會覺得能寫一個好故事。我需要一個幹脆的開始，句子清晰明确，不用展示漂亮的文字或文體。通過這種調子，小說才能穩穩地寫出來，我帶着一種忐忑的心情，等着另一個時刻的到來，就是我可以用一系列滄桑、刺耳、激動、斷斷續續、随時都可能崩潰的聲音來打斷那些平緩、穩定的聲音。
《我的天才女友》人民文學出版社
在我第一次改變語體的時候，伴随而來的是激動、不安和焦慮。我很喜歡打破我筆下人物有文化、有教養的外殼，讓他們流露出粗糙的靈魂，讓他們變得吵吵嚷嚷，也許有些歇斯底裡。是以，我會在兩個調子之間的過渡上用很多心思，我希望語氣變得激烈的過程讓人驚異，同時能自然地恢複到平靜。實際上，講述的聲音産生斷裂對我來說要容易一些，因為我迫不及待地等着這個時刻，我心滿意足地滑入那個狀态，我很擔心聲音恢複平靜的時刻。我很擔心講述者沒辦法平靜下來，尤其是，現在讀者都知道，她的平靜是虛假的，不會持續很長時間，講述的秩序很快就會被打亂，她會帶着更大的決心和樂趣，展示自己的真實狀态，我需要用一些心思讓這種平靜變得真實。
埃娃：我們現在談談“那不勒斯四部曲”，莉拉和埃萊娜之間的關系不像是虛構的，也不像用通常的方式講述的，就好像直接來自潛意識。
費蘭特：我們說，“那不勒斯四部曲”沒有像其他作品那樣，在“碎片”中，也就是說那些淩亂地混雜在一起的材料中找到一條路。我從開始就感覺到，所有一切說都是新體驗，每樣東西都出現在該出現的位子上，這也許是源于我和《暗處的女兒》的關系。在我寫這本書時，比如說，我已經意識到尼娜這個形象的重要性。這是一個年輕的母親，和那個“克莫拉”分子橫行的環境格格不入，很引人注目，正因為這一點，她才吸引到了勒達。我腦子裡想到的最初情節，當然是兩個丢失的布娃娃，以及後來失去的女兒。但現在，我覺得沒必要把我幾部小說之間的聯系列舉出來。
我想說的是，對于我來說，這是一種全新的體驗，我感覺那些材料自然有序，都來自其他小說。就我所知，關于女性友誼的主題，這也是和我在《晚郵報》上提到的前幾年去世的那個女性朋友有關：這是莉拉和埃萊娜故事的最初原型。後來，我有了自己的私人“庫房”——是一些幸好沒出版的小說——這些小說裡，有很多難以控制的女孩和女人，她們的男人、環境枉然想壓制她們，她們雖然精疲力竭，但依然很大膽，她們總是很容易迷失于自己腦子裡的“碎片”中，集中展現在《煩人的愛》裡的母親阿瑪利娅身上。現在想想，阿瑪利娅有很多地方都和莉拉很像，包括她的“界限消失”。
埃娃：無論是莉拉還是埃萊娜，這兩個人物有着本質的不同，但都很容易引起讀者的共鳴，讓讀者感同身受，你怎麼樣解釋這種情況？這和兩人之間的不同有關嗎？這兩個人物都千頭百緒，有很多個層面，但總的來說，埃萊娜是一個比較接近現實的人物，而莉拉卻像是高于現實，就好像她是一種神秘的材料組成，挖掘得更深入，有時候有一些象征性的特征。
費蘭特：埃萊娜和莉拉之間的差别，很大程度地影響了叙事政策的選擇，但她們倆都經曆了一個正在發生變化的時代，女性的處境發生了變化，這是故事的核心。想一想，讀書和上學的作用，埃萊娜對自己要求很高，她很勤奮，每次都能夠找到自己需要的工具。她帶着一種有節制的自豪，講述自己成為知識分子的曆程，她積極地參與這個世界，強調莉拉已經遠遠被自己抛在了身後。但她的講述時不時會中斷，因為莉拉表現得比她更活躍，尤其是更激烈、更徹底地參與這個世界，可以說，莉拉更底層，更發自肺腑。
電視劇《我的天才女友》中的童年埃萊娜
莉拉最後會真的離場，把整個舞台留給埃萊娜，莉拉成了自己最害怕的東西的犧牲品：界限消失，自我消失。你稱之為差别的東西，那是在這兩個人物關系的不斷遊移中産生的，也是埃萊娜的故事的結構。這種差别使女性讀者，應該也包含一部分男性讀者，會覺得自己既像莉拉，又像埃萊娜。假如兩個朋友的步子一緻，那就像一個是另一個的翻版，她們是彼此的鏡子，她們會輪番用秘密的聲音講述，但事情并非如此。這個步子從一開始就被打破了，引起差别的不僅僅是莉拉，也有埃萊娜。當莉拉的步子變得無法忍受時，讀者會緊緊抓住埃萊娜；但埃萊娜迷失時，讀者會對莉拉産生信任。
桑德羅：“那不勒斯四部曲”這個系列和您之前的寫作體驗有什麼關系，這本書寫作的過程中，有沒有出現新情況？
費蘭特：有很多新體驗。首先，在我過去的經驗裡，我從來都沒寫過那麼長的故事。其次，我從來都沒想到，自己能這麼詳細地寫出這些人物的生活，跨越這麼長的一個曆史階段，充滿了各種坎坷和變化。第三，因為我個人的喜好，我一直都很排斥社會地位提升的主題，講述人物如果獲得某種政治和文化立場，或者人的各種信念是多麼容易改變，或者強調人物出身的階層，出身的重要性非但沒有被抹去，甚至從未真正減弱。我寫作的主題，還有寫作技巧，和這些問題并不适合。但實際上，在寫作時，我一直沒完沒了地寫着：曆史背景很自然地融入了人物的行為、思想和人生選擇。我從來都沒有設想過，曆史背景就像布景一樣，處于故事的外部；我對政治和社會學原先有些排斥和厭煩，但我後來從中發現了樂趣。我說的沒錯，是樂趣，讓我可以講述女性的“異化”和“歸化”（estraneità-inclusione）。
埃娃：是相對于什麼的異化和歸化？
費蘭特：埃萊娜和莉拉感覺到，曆史還有所有相關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都和她們無關，但在她們沒有覺察到的情況下，她們的話語，或者行動都包含在曆史之内。這種異化和歸化在我看來，是計劃外的，對我來說很難講述，就像往常一樣，我決定挑戰自己，決定開始講述。我希望，曆史像一個非常模糊的背景，而這個背景會發生變化，會沖擊到這些人物的生活，改變着她們的信念、決定、行動和語言。當然了，假如出現虛假的語調，可能會讓我卡殼。但這部小說寫得非常順暢，我一直都很确信——無論錯還是對——我都覺得這個調子能站住腳，能賦予“那不勒斯四部曲”的所有事件一種真實感，讓那些宏大事件的講述沒有那麼庸常。
桑德拉：女性友誼作為一種新的文學主題出現，這是不是讓你的叙事很不尋常的原因？現在所有人都承認，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之前，沒有任何關于女性友誼的文學傳統。在之前的小說中，你講述的也是孤單女性的故事，她們沒有女性朋友可以依賴、傾訴。盡管勒達在海邊時——這也是你提到的——她很想和尼娜建立一種友好關系。但她是自己一個人出去度假的，處于一種絕對的孤獨狀态，就好像她沒有女性朋友。
費蘭特：你說得對。黛莉亞、奧爾加和勒達都隻能獨立面對自己的問題，她們沒有任何其他女性可以求助，可以獲得支援。隻有勒達後來打破了一種孤立狀态，想和另一個女人建立一種惺惺相惜的關系。但這時候，她做了一件不可理喻的事情，讓這份友誼沒有任何發展的可能。埃萊娜永遠都不是一個人，她所有的故事都是和她兒時的夥伴糾纏在一起的。
電視劇《我的天才女友》中的成年埃萊娜和莉拉
桑德拉：但仔細想想，莉拉從小時候也做了一件非常嚴重的事，她童年的決定，對她一輩子都産生了影響。
費蘭特：這是真的。但在面對這個新主題之前，談論這兩個女主人公，還有她們的友誼之前，我想強調的是，之前和後來的小說之間的一些共同特點。我之前寫的三本小說，還有“那不勒斯四部曲”，都是通過第一人稱講述的，但就像我剛才提到的，在任何小說裡，我都沒有設定，講述者“我”是一個人的聲音。黛莉亞、奧爾加、勒達和埃萊娜都在寫作，她們之前在寫作，或者正在寫作。關于這一點，我想堅持一下：這四個人物的故事，我在構思時并不是以第一人稱，而是第三人稱，她們都通過文字留下了，或者正在留下她們經曆的事情。在我們女人身上經常會發生這樣的事，面對危機時，我們會試圖寫作，讓自己平靜下來。這種私人的寫作可以讓我們的痛苦得到控制，讓我們寫出信件、日記。我總是從這個出發點開始，那些女人寫出自己的故事，就是為了明白自己的處境。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中，這種前提變得很明顯，成為推進故事的主要動力。
桑德羅：你為什麼要強調這一點？
費蘭特：我是想說明，我想到筆下的那些女性，她們會通過書面方式表達自己，這會讓我覺得，她們的寫作能揭示真相。伊塔洛·斯韋沃認為，在讀者之前，作者首先應該相信自己講述的故事。我自己呢，除了相信我所講述的故事，我也應該相信，奧爾加和勒達正在寫她們的經曆，尤其是，她們寫出的真相會打動我。這四部小說中的講述者都有一個特點，就是她們都非常依賴寫作。黛莉亞、奧爾加、勒達和萊農好像知道，她們要講述的故事的細枝末節。但故事越向前發展，在她們沒意識到的情況下，她們越會表現得很不肯定，很沉默，不可信。這就是我這麼多年來側重思考的地方：在語言、用詞、句子結構、語體的轉換中找到女性的“我”，展示出笃定的目光、真誠的思考和感受，同時保留了一些很不穩定的思想、行動和情感。當然，我最在意的事情是，要避免任何虛僞，無論在任何情況下，我的講述者對自己都應該很真誠，她在平靜時應該和她憤怒、嫉妒時一樣真實。
桑德拉：還有最後一個問題。莉拉的寫作在小說中占據着重要的位置，從童年起深刻影響了埃萊娜。莉拉的寫作有一些什麼特點呢？
費蘭特：莉拉寫的很少的幾篇文字，這些文字是不是像埃萊娜說的那麼有力，我們不會知道。我們所知道的是，這些文字最後成了埃萊娜學習的模闆，也是她一輩子努力想達到的目标。關于這種理想寫作的特點，埃萊娜對我們有所流露，但那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沒有莉拉，埃萊娜就不會成為一個作家。每一個寫作的人，總會從一個理想寫作出發，擷取自己的文字，這個理想文本一直會出現在我們的面前，無法抵達。這是腦子裡的幽靈，無法捕捉。結果是，莉拉的寫作唯一留下的痕迹，就是埃萊娜的寫作。
本文節選自
《碎片》
作者: [意] 埃萊娜·費蘭特
出版社: 人民文學出版社
出品方: 99讀書人
原作名: La frantumaglia
譯者: 陳英
出版年: 20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