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國史研究發展報告

剛剛過去的2021年，在黨和國家曆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這一年，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與時偕行，廣大曆史學工作者緊扣時代脈搏、凸顯時代主題，在考古學、中國史、世界史、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等研究領域取得一系列重要成績。關于這些成績的舉要概述，已經見之于2022年1月10日本報刊發的《2021年曆史學學科研究發展報告》。為便于學界進一步了解相關研究狀況，我們在保持原報告架構不變的基礎上分别推出考古學、中國史、世界史、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四個分報告，供廣大讀者批評指正。本期報告關注的主題是2021年中國史學科研究的發展狀況。作為一級學科，中國史領域的廣大研究人員積極回應時代關切，以紮實學風不斷開拓新領域，在中國史學的傳統優勢領域繼續深耕，湧現出不少亮點。

先秦史

本年度的先秦史研究成果豐碩，新論疊出，思想性和問題意識有所凸顯。在繼續強調以新史料、新發現解讀和闡釋重大曆史事件、禮制與宗族制度等傳統問題的同時，研究者對社會形态與社會性質等一度相對寂寥的領域投入了更多熱情，發表了不少成果，給人以深刻印象。對夏商周三代社會形态與社會性質研究的關注，似乎預示着中國古史學界理論思維意識的凸顯，以及對馬克思主義史學傳統問題的興趣正在不斷增長。鑒于史前史研究的情況已在《2021年考古學研究發展報告》（本報2022年1月24日第5版）中加以介紹，本節僅就本年度夏商周三代研究中最具特色的若幹問題略加概述。

第一，夏商周社會性質與社會形态研究。羅詩謙認為，夏商兩代屬于亞細亞生産方式類型的奴隸制，中國古代曆史發展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統一的結果。徐義華認為，中國古代缺乏穩定的奴隸來源，奴隸隻是整個社會運作的功能性甚至隻是補充性存在。謝乃和認為，夏商周社會形态為封建社會符合三代曆史實際，證明了馬克思有關社會形态理論的合理性。任會斌認為，需要以多學科綜合性的研究和國際化視野審視殷商文明的經濟基礎和社會結構。甯鎮疆認為，周代低賤階層是考察周代社會性質的重要參照。周代社會離經典作家所說的奴隸制有不小距離，故周代“奴隸社會”說晚近已趨消歇。王祁認為，邢侯簋中的“州人、重人、庸人”更應該指三類奴仆，即漁夫、童人、農夫，且這三類奴仆的地位依次降低。

第二，禮制與宗法制度研究。禮樂既是三代政治的重要基礎，也是三代文化的主體内容。劉源分析了殷墟花東甲骨材料中的相關蔔辭，解釋了其中反映的禳祓之祭。張利軍認為，周王朝通過冊命禮儀、賜朝臣采邑等方式實作了對宗周等地區的治理。張秀華認為，命将與誓師不同，不能将金文中的命将禮與文獻中的誓師相聯系。楊博認為，偶數用鼎反映了春秋以後廣義之“周人”族群内部諸侯國族在青銅器用文化層面的交融互攝。楊廣帥認為，周代諸侯和部分高等級卿大夫墓可随葬成套的大武舞道具，士和低等級大夫的墓葬随葬品則隻有作為幹舞道具的戈和盾。杜勇、李玲玲認為，殷王室無法形成具有差別大小宗的宗法制度，周初承繼了殷商末季的政治遺産，确立更為嚴格的嫡長子繼統法，成為後來百世不易的重要政治制度之一。

第三，思想文化研究。趙世超認為，直到殷周時期“巫主民”才被“帝主民”或“天主民”代替。張卉、蔡方鹿認為，先秦儒家的“鬼神”觀重視人的情感和倫常，并通過一系列繁雜有序的祭祀儀式表達政治意圖。楊念群認為，隻有把“大一統”“中國”“天下”三個概念配合起來加以辨析，才能全面把握中國曆史的整體走向和特點。葛志毅認為，三統說、五德說等改制思潮在戰國時期應運而生，深刻影響了中國曆史的走向。晁福林認為，研究春秋戰國時代的曆史，對于深刻認識大陸上古時代的社會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孔德立認為，荀子以建構“禮樂”制度來“辟墨”，是繼孟子辟墨之後又一次對墨學的沉重打擊。白奚認為，馬王堆帛書《黃帝四經》奠定了黃老道家陰陽思想的理論基礎。曲柄睿認為，解說天人關系的天命觀、天道觀和道論觀三者互相影響、互相羼雜，共同存在于先秦的社會意識中。

除以上所述之外，2021年的先秦史研究還在重要史實考證、學術史總結、文獻整理與研究等方面取得不少成績，限于篇幅難以一一述及。需要指出的是，相對于前些年的盛況而言，國家和文明起源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在本年度産生的成果相對較少。我們相信，随着學界對宏大問題興趣的提升，關于國家和文明起源等重大曆史問題的研究也會以新的形态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

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史

關于中華民族精神血脈、優秀傳統文化、文化基因的研究成為關注重點。

第一，文明連續性和文化基因、文化認同研究。劉志平認為，自戰國至秦代“秦人和非秦人”的族群區分得到凸顯，原來以姬周華夏為核心展開的多層次族群認同格局被以“秦人”為核心展開的多層次族群認同格局取代。彭豐文認為，北魏統治者通過文化整合為建構國家認同和曆史文化認同奠定了重要基礎，客觀上推動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何玉紅認為，擺脫朝代興衰隆替、政治體制胡漢之别等認識架構，深入到政治運作的内在精神和理念層面，是觀察中國曆史連續性的新視角。袁劍認為，中國疆域版圖與各民族生活空間之間的系統關聯值得重點關注。

第二，敦煌學、絲綢之路和文化交流研究。榮新江、劉進寶、郝春文、項楚、趙聲良從多學科、多元度展現了敦煌學視域中中古史研究的最新成就。張湧泉認為，藏經洞文獻的入藏與莫高窟所在三界寺僧人道真修複佛經的活動密切相關。楊富學認為，敦煌文化既是多民族智慧的結晶，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産物。王小甫、王铿、榮新江等人的文章展現了全球史視域中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的主要成果。石雲濤認為，大量域外植物入華不僅對中古的農業生産、飲食文化等産生了積極影響，也推動了商品經濟發展。薛海波認為，六朝建康絲綢貿易是歐亞海上絲路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六朝經濟深受其影響。

第三，社會變遷與思想、制度演進及國家治理研究。楊際平認為，北朝隋唐《地令》或《田令》并不決定北朝土地所有制的性質。楊華認為，唯物史觀指導下的禮學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但同時也存在對禮制性質和時代判斷不夠清晰等問題。閻步克論證了古代官階制度、服飾等級與官僚等級的關系。張鶴泉認為，北魏建國後實行虛封五等爵制，這種虛封爵為後世所繼承。沈剛以秦簡為主要依據複原了秦代地方行政制度的基本面貌。李禹階認為，諸侯國相在西漢“郡國并行”制中具有特殊作用。晉文借鑒多學科的理論和方法，探讨了秦漢土地制度中有争議的問題。袁寶龍認為，秦漢時期不同階段的政治文化與學術思潮互相交融。魯西奇認為，中國古代國家控制和鄉村自治兩種制度與傳統在曆史發展過程中存在多重關系。胡寶華認為，唐代谏官制度日趨完善，谏官在君主專制下履行監察百官的職能。

第四，經典文獻、出土資料的整理與研究。李憑、姜霄提出，五省官書局合刻本是二十四史版本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環節。榮新江、史睿主編的《吐魯番出土文獻散錄》收錄了中國、德國、俄羅斯、日本等國22家公私收藏機關所藏373件吐魯番文獻。景蜀慧主持修訂的《陳書》，以上海涵芬樓影印中華學藝社輯印《陳書》為底本，形成了一個校勘精良的修訂本。陳松長對馬王堆帛書進行詳細研究并梳理了《馬王堆帛書研究論著目錄》。王連龍整理了南北朝上千方墓志。

第五，生态史、群眾生活史研究。王子今讨論了秦漢時期海洋文化的風貌和特色，并從思想觀念史角度闡述秦漢人的生态環境觀及生态環境與社會曆史的關系。伊沛霞等編寫的《追懷生命：中國曆史上的墓志銘》，補充了正史和方志少有記載的人物思想及日常情形。孫曉辨析了中國古代女性形象審美文化的流變及其原因。甯欣研究了唐宋時期城市社會程序中社會中下階層的變化及其特點。

宋元明清史

宋元明清史研究在基層治理、疾病史和災害史、中外交流與文明互鑒研究等方面展現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

第一，基層治理研究。國家治理是古代史學界長期關注的重大話題，宋元明清史學界對于基層治理的關注度尤高。谷更有、徐暢、刁培俊、黃志繁從中國古代鄉村社會的權力體系、出土簡牍與鄉吏性質再思、中國古代鄉村的“被治理”和明清鄉村治理體系中的文化認同等方面，探讨了這一研究領域的新方向。陸韌、林曉雁進一步明晰了元代基層治理的制度創設。黃純豔、陳菡旖認為，南宋财政中央集權進一步深化，地方财力不斷弱化。柏桦、李靜認為，明清時期府縣官對下的政務運作中既存在制度的因素，也有個人的智慧。常建華認為，乾隆前期湖南群眾的日常生活也被納入國家治理的背景之下。王洪兵認為，清代鄉村治理是一個從中央、地方到鄉村社會的全方位的多元協同共治模式。周曲洋認為，李椿年與王鈇為達到“定戶”與“均稅”目的，分别采取不同思路推行經界。申斌認為，嘉靖時期各地賦役經制冊籍的普遍編纂不僅是各地賦役改革的需要，也是新的财政管理技術知識的擴充及其對主政者産生影響的展現。邱捷則以《望凫行館宦粵日記》的記載為中心，展現出晚清廣東州縣催征錢糧的實際場景。丁春燕、龍登高通過對清代田宅交易中的官中的讨論認為，官中是政府連接配接基層社會的橋梁與紐帶。

第二，疾病史和災害史研究。史學界不僅關注了曆史時期的災疫，而且拓展到對疾病史和災害史研究理路的讨論。于赓哲、楊會賓、劉鵬、王雨濛讨論了疫病對社會文化的影響，内容涉及疫病對于觀念的影響、明清醫家的儒學化和地域化以及簡易紗棉口罩的曆史淵源等。餘新忠、馮爾康、李玉尚、丁見民讨論了防治新冠肺炎疫情對醫療社會史學科建設的啟示、曆史上的災異文化，以及早期英美對于醫療資訊的共享。周瓊、方修琦、夏明方、餘新忠、馬俊亞讨論了災害史和災害文化研究的方法論及疾病和災害的影響。胡嶽峰從貨币史視角讨論了清代災疫救助，認為災疫的發生擾亂了災疫地正常貨币流通秩序，銀錢兌價所呈“銀賤錢貴”程度往往與災疫烈度、範圍成正相關。鞠明庫、邵倩倩認為，明清家訓以其特殊的教育宗旨、教育方式和傳播手段，客觀上承擔了部分災害教育的功能。

第三，中外交流與文明互鑒研究。2021年不少學者以更為廣闊的視野或全球史角度看待中外交流，進而加強了中西文明互鑒研究。葛兆光認為，1368—1420年，蒙古帝國在東部亞洲逐漸瓦解，這是東部亞洲國際秩序重新調整的時期。李靜蓉認為，13—14世紀，由于蒙古的征服，不少亞美尼亞人經由陸路與海路來到東南沿海著名的港口城市泉州，并有可能形成了一個較大規模的聚居區。陳佳臻則通過對元代《市舶則法》的研究，認為其目的在于確定海外貿易能為國家和群眾謀取利益，而不在謀求海上霸權，可被視為元朝對外政策由軍事向商業轉變的标志。楊斌重新考察了1974年泉州後渚港發現的宋代海船，認為其應當自印度洋返航。柳平生、葛金芳認為，宋代海上絲路貿易勃興和社會經濟結構變遷是雙向互動的曆史過程。與海上絲路聯系緊密的工商業文明在江南及東南地區茁壯成長，改變了10—13世紀中國不同文明的競争格局。萬明從全球視野看待明朝覆滅，認為明朝末年市場的衰敗與17世紀全球危機白銀供應鍊斷裂有所關聯，成為促發王朝鼎革諸多綜合因素的樞紐。倪玉平、崔思朋認為清代形成了萬裡茶道，極大地推動了清代中國與俄國等周邊國家及地區之間的交流互動。向勇認為，明清朝廷在朝貢體制下開展的對外文化交流和實物往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文化交流和文化傳播的外交功效。劉群藝考察了東亞各國啤酒譯名，認為這一研究可以豐富全球史研究的區域與縱向視角。

中國近代史

2021年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展現出鮮明的時代性，聚焦百年黨史、抗日戰争史、辛亥革命、太平天國史等重大實證或理論問題。

（一）百年黨史

第一，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史研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危機并存、危中有機、危可轉機的大變局。曲青山認為，抓住并用好大陸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維護和延長這一重要戰略機遇期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曆史任務。石仲泉認為，黨上司新民主主義革命的28年就是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救國革命艱苦卓絕鬥争的28年。中國發展道路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是曆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張海鵬認為，中國共産黨走過了100年，百年來的中國道路雖然艱辛、曲折，也充滿了勝利、喜悅，我們還要沿着這條道路往前走。

第二，樹立大曆史觀。夏春濤認為，以大曆史觀視角回顧100年來黨團結帶領人民為實作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持續奮鬥的光輝曆史，可以看出，這是合乎實際的科學結論。陳金龍認為，建構中國共産黨百年曆史話語要有大曆史觀。高長武提出，深入認識和正确看待中國共産黨的100 年，必須堅持曆史唯物主義的大曆史觀。郭國祥、郭一認為，分析中國共産黨的成立， 也必須秉持大曆史觀的視野，從立足中國、環顧世界、縱觀古今的視野中考察。

第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建黨之初的20世紀20年代，中國共産黨在各個方面取得明顯成就，積累了初步經驗。唐正芒、張春麗認為，這十來年的理論成就和實踐經驗為後來指導中國革命奪取最後勝利奠定了重要理論和實踐基礎。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傳播和研究馬克思列甯主義成為當時中國共産黨人和先進知識分子的一項重要任務，并取得巨大成就。俞樟華、俞揚、陳含英概括了民主革命時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與發展的主要特點。

第四，實作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研究。夏春濤、陳甜認為，一百年來，黨始終帶領人民披荊斬棘不懈奮鬥，引領中華民族從黑暗走向光明、從苦難走向輝煌，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金民卿認為，新中國70多年的發展，使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條件越來越充實，基礎越來越鞏固。張宏志認為，中國共産黨人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并成功将其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

第五，建黨問題研究。回到曆史起點追溯建黨初心，有助于更好認識中國共産黨的初心和使命。熊月之認為，中國共産黨在上海創立，并以上海為重要活動基地，長期将中央機關設在上海，與近代上海城市強大的集聚功能等多重因素有關。瞿駿認為，在上海石庫門與南湖畫艇間有千萬條連線，這條條連線即是上海—江南的互動。蘇智良認為，中國共産黨在上海的成立是上海城市近代化的結果，而中國共産黨的成立及其有聲有色的活動，也構成了上海近代史的華彩樂章。

第六，黨史學科屬性研究。21世紀以來，建設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逐漸成為學界共識。楊鳳城認為，設立“中國共産黨曆史與理論”一級學科既是學科發展需要，也符合黨和國家發展的重大戰略需求。李金铮認為，隻有将黨史歸屬曆史學，将研究對象和研究内容擴大為“大黨史”，才能突破傳統黨史學者的局限。李良玉認為，以專業特性而言，中共黨史屬于曆史學。

（二）抗日戰争史

2021年的抗日戰争研究圍繞抗日戰争研究的理論與方法、“九一八”事變、中國共産黨與抗日戰争、大後方研究等問題，在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上繼續拓展。

第一，抗日戰争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反思。如何繼續推動、深化和創新抗戰史研究？李金铮認為，國共兩黨的敵後抗戰研究要凸顯中共根據地，但對國民黨敵後遊擊戰也應給予一定程度的重視。黃道炫呼籲加強對個體的研究，眼光聚焦于群眾之中。袁成毅認為，目前抗戰軍事史的研究成果明顯少于其他領域，還有進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空間。吳敏超認為，進一步推動區域抗戰史研究，應該是深化中國抗戰史研究的一種可能取向。

第二，“九一八”事變研究。2021年是“九一八”事變爆發90周年。臧運祜認為，“九一八”事變前夕關東軍已經構想出由日本人統治并最終占領滿蒙的方案，事變後關東軍與陸軍中央共同确定了占領滿蒙後扶植僞滿洲國傀儡政權的方針。陳海懿、郭昭昭認為，通過李頓調查團研究“九一八”事變中的“共産主義”因素，有助于深入批判“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第三，中國共産黨上司抗日戰争研究。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産黨争取抗戰勝利的一大創舉，也是了解中國共産黨在抗戰期間發展壯大的重要視窗。馬思宇認為，中國共産黨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認知、了解、決策、執行、回報，是一個系統性的過程，集中展現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教育之中。金以林認為，新中國的國體、政體、階級狀況、國民經濟構成等立國之本，都可以從抗日根據地找到雛形。黃正林認為，随着抗戰困難時期的到來，陝甘甯邊區部分地方出現“過度動員”，中國共産黨為此啟動新的動員模式，提升了動員的深度和廣度。

第四，淪陷區抗戰研究。王萌認為，全面抗戰爆發後，日本軍政當局成立華北宣撫班，将日本勢力滲透于華北基層社會，八路軍的群衆工作成為阻遏日僞勢力深入華北淪陷區基層社會的關鍵因素。王富聰認為，抗戰時期，中國共産黨積極争取華北淪陷城市青年學生開展秘密抗戰活動，動員了許多學生到根據地參加抗戰或在淪陷城市秘密從事抗日活動。

第五，抗戰大後方研究。高士華認為，抗戰大後方研究成果相對集中在重慶，希望各地開花、全面結果。潘洵認為，抗戰大後方無差别轟炸研究仍存在檔案文獻發掘整理不充分等問題。曹必宏認為，應充分發掘運用海峽兩岸保藏的資源委員會檔案資料。朱英提出，要想獲得抗戰史、抗戰大後方研究的進一步發展，擴充研究隊伍不失為一種效果明顯的途徑。陳謙平認為，對“抗戰大後方”概念作出科學、準确界定是首要工作。徐勇強調，大後方研究需要在深化的開放性研究中實作境内外、學科内外、團隊内外持久性創新性的循環格局，不斷擷取新的學術成果。江沛認為，抗戰大後方的财政體系、工業進步研究仍較為薄弱，還有較大提升空間。張生認為，曆史學和實體學的結合雖突兀，其可能實為不争之事實。

（三）辛亥革命

2021年是辛亥革命爆發110周年。馬敏認為，要對辛亥革命曆史意義作貫通性、通盤式考察，揭示辛亥革命的曆史影響。王笛認為，辛亥革命的爆發雖然帶有偶然性質，但清王朝的滅亡卻是其政治體制早已決定了的。李帆認為，民國前期的曆史教科書對于辛亥革命與民國建立之史實的叙述，主要圍繞民主共和制度的建立而展開，強調民國建立、清朝結束的曆史，是民主共和取代君主專制的過程，可謂“共和”叙事。趙立彬認為，新藏檔案資料和已公布藏檔案資料的重新整理對于推進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均具有重要意義。汪朝光認為，在全球化時代背景下，孫中山的國際觀與他的實業建設構想更值得關注。廖大偉認為，孫中山把古代民本思想的精華與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中的人本精神結合起來，再根據當時中國民主革命的實際需要形成他的民本思想。

（四）太平天國史

2021年是金田起義170周年，學界聚焦太平天國相關理論研究及相關史實考辨。夏春濤認為，學界要以科學态度研究和看待太平天國，擺脫神化或“妖魔化”的簡單化模式。崔之清認為，曾國藩鎮壓了太平天國等反清起義，清朝也推行了洋務新政，但無力拯救危局。姜濤認為，太平天國不僅有“破”同樣有“立”。華強、包樹芳從多個方面揭露了曆史虛無主義的真面目。吳善中認為，上帝教是太平天國時期農民表達自己政治訴求、政治理想的宗教。顧建娣認為，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礎上正确運用唯物史觀的分析方法研究太平天國問題，就不會為錯誤思潮所迷惑。劉晨認為，太平天國的失敗歸根結底是敵我綜合實力懸殊所緻。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結合“四史”學習，學界關注了中國式現代化、抗美援朝戰争、三線建設等問題。2021年10月14—15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舉辦首屆“學術中國”國際高峰論壇。于沛認為，中國式現代化是獨具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是開發中國家的現代化，是徹底改變世界面貌的、超大規模的現代化。錢乘旦認為，中國正在走一條自己的路，一條以人為中心的現代化之路。黃群慧認為，中國共産黨上司的中國工業化建設取得了輝煌的曆史性成就，具有偉大的曆史意義和世界意義。李文認為，從中共十四大到十九大，在不斷豐富“小康”内容的基礎上都适時提出了“中國式”的現代化階段性目标，確定了國家戰略的連續性、穩定性。2021年，《中國共産黨簡史》《中華人民共和國簡史》《改革開放簡史》《社會主義發展簡史》相繼出版，對于廣大黨員幹部和群衆更好學習了解曆史、樹立正确曆史觀，更加自覺地堅持以史為鑒、開創未來具有重要意義。

朱佳木将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分為五個時期，認為随着曆史的不斷發展，将來的分期、斷限肯定會和現在有所不同。宋月紅強調，《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深刻蘊涵着黨關于黨史、新中國史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楊冬權認為，抗美援朝戰争是新中國的立國之戰、人民解放軍的立威之戰。石仲泉認為，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抗美援朝戰争中既打出了人民軍隊的軍威，也打出了新中國的國威，使中國人民真正揚眉吐氣地站起來了。

圍繞如何加強三線建設研究，段偉從曆史地理學次元對三線建設進行讨論，從全球曆史地緣結構看三線建設的合理性、從國内曆史地理格局看三線建設的必要性、從微觀曆史地理角度看三線企業的選址、從近四十年來的市鎮發展反觀三線企業建設、從曆史人才空間流動看三線地區的發展五個方面進行宏觀分析。張勇認為，來自不同學科的研究者應以“人”為研究核心，采用文獻分析和田野調查相結合的研究手段，從時間、空間、社會與主客位等多元視角進行三線建設的綜合研究。周曉虹指出，口述史能夠将個體與社會、國家及時代相關聯，在三線研究中将口述史作為方法，可以從多個層面鍛造研究者的社會學想象力。陳超從政治學視角對研究進行了反思，提出從挖掘理論價值和引入多樣研究方法與工具兩方面提升三線建設研究。徐有威提出開拓三線建設研究史料學，并系統梳理了檔案、廠志、報刊、地方志、行業志等官方文獻，口述史料、日記、工作筆記、回憶錄等民間文獻以及影像史料、網絡資訊等多種資料。譚剛毅從人居環境學科的視角出發，對三線建設的建成環境及其遺産化、建成遺産的保護與再生等問題進行了探讨，并提出将譜系學、形态學、類型學等理論與方法運用到研究中。秦穎指出，三線建設重點項目在征地過程中，工程建設部門堅持以民為本、讓利于民的原則，通過與當地各級政府的密切溝通與協作，不僅落實了政策，也保證了土地補償、移民搬遷與工程建設的順利推進。

總的看來，2021年的中國史學科研究成果豐碩、亮點紛呈，為今後相關領域的深入耕耘奠定了紮實的基礎。同時也應看到，如何進一步凸顯實證研究的思想性，加強原創性成果的推出力度，切實促進理論與實證研究的有機結合，仍是下一步需要關注和解決的問題。

（執筆：晁天義、張雲華、徐鑫、武雪彬、郭飛）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史學部

編輯：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