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市老區建設促進會成立30周年特輯之革命前輩江浩訪談5

作者：牛愛科 太原市老區建設促進會

江浩，男，姓常，本名常友謙，參加革命工作後為了家庭和工作的需要，化名江浩，1930年5月27日生，太原市小店區劉家堡鄉洛陽村人；原太原縣第三（校址在北格，簡稱北格三高）高小畢業，國小教育程度。1944年住青抗學校，結業後參加革命工作；解放戰争時期加入中國共産黨。參加過解放太原戰鬥、大西北剿匪戰鬥，解放後參加過抗美援朝戰争，在戰鬥中負過傷，為二等一級殘廢軍人；在北韓戰鬥、工作8年，1958年回國。1963年轉業于太原。1992年從小店區人大離休，處級待遇。

五、我的學生時代

我出生于一個貧窮家庭，由于父輩們的辛勤努力，後來達到中等收入，雖不算富裕，也不貧窮。我在家裡同輩中排行老大，而且是男性，是以我祖母愛我超過其他人。幼年時随祖母東家走西家串，條件比窮家孩子好一些，但好日子不長，四五歲時祖母病亡。我村在汾河邊,由于水利條件差，是以每年不發生大水害，也會發生小水害。從我記事起，我們村沒有一年不被淹，說十年九災一點也不過。我村之是以窮，水害是原因之一。特别是夏末秋初，村民們總是提心吊膽怕遭水淹。是以我村比鄰村窮，多少年無法改變。村裡連個像樣的地主也沒有。隻有兩三家土地主，他們比其他村的地主差多了。

我七八歲時突然發生了日寇侵華大事變。國民黨中央軍從太汾（太原到汾陽）公路和太徐(太原到徐溝)公路向南節節敗退。一時國破家亡，戰争硝煙彌漫，有錢人逃到西山逃難。無錢者沒辦法逃走，無奈地在家中等待惡運的到來。鬼子進來後，幹了不少壞事，燒殺搶掠，無惡不作。村民們生活于水深火熱之中。在這樣的惡劣環境下，村裡人還是想讓我們這些年輕人上學，學文化，增知識，以改變命運。

1938年前後，我們村的開明人士張春春請來晉祠鎮南張村的一位親戚，此人姓張，不知名字，我們稱張先生，在村中何仙家空院内開了私墊，我與村裡的其他孩子一樣，進入私塾讀書。每年花多少學費我不知道,那是大人們的事，但我記得隻上了近一個冬天和一個春天。讀的書，從《百家姓》、《三字經》，到《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我的文化基礎知識是從這裡打下的，後來時局有所平定，日本鬼子為鞏固統治，各村村辦的學校開始了，私塾結束了。

1939年至1940年春，我上了村裡辦的學校，讀起了村民們所說的洋書一二三冊。有一年，有人提起去設在北格的太原縣辦第三高等國小上學，後來考證是肖輝(本名崔道明)提起的。此人是我們學校的一個重要人，他推薦我上比村辦學校好的學校，這樣我和肖輝(崔道明)、李如蘭、王殿英、王春生被保送到北格三高校。我們五人開了我村人外出上學的前例。當時像我們這樣一個高國小畢業生，就是我們的驕傲，也是我們村的驕傲，後來一批又一批人跟着我們去北格三高上學去了。

在村裡上學時，除我們同村五人外，還有一個王钰(劉佩璋)，他後來成了大學生，也是學生中的出色者。當時很辛苦，清晨兩三點起床上學念書，八九點給老師背誦課文。和讀私塾一樣，就是讀死書，死讀書，以認字為第一。由于我學習用功，是以每年期末測試,總是名列第二、第三，第一是肖輝，随着歲月增長，我的年歲也在增長。1939年前後，我村建立了共産黨上司的村政權，八路軍的從業人員不斷出現在我村活動，當時還不知道老師郝文彥就是我方地下黨員，他以教員為名，做地下工作，這是後來才知道的。在這期間能讀上解放區的課本，後來組織了地下兒童團，我是成員之一，不斷與李芬來往，和我縣教育科長李悅接觸，已經知道了共産黨組織的政府是抗日的政府，明白了當亡國奴痛苦的道理，這就是我後來參加革命的思想基礎。

在村學校讀書時，李芬給我們傳達解放區的課本,每人一套，當僞軍和日本鬼子來村時，我們就把共産黨的課本藏在秘密地方，就是關公泥像的肚子内，鬼子走後早晚讀此書，當時學校長住着賈廷芳(三賢村人)、立春文(李說科長的兒子，北格人)這些人比我們年歲大，他們也給我們宣傳抗日民主政府的政策，雖說我們在敵占區上學,但确實受的是民主教育，接受的是救國思想。後來才知道不單郝文彥是地下黨員，我村黨支部(地下黨第一任)王春貨也是地下黨員，經常跑我們學校活動。任悟僧縣長、陳華科長、周鳳鳴縣長等從業人員不斷在我村活動，曾在我家居住過。天長日久，我對民主政府有了感情。

我幼年是中等以上的學生,是能在老師面前能說得過的學生，在國小，老師管理學生的手段就是打闆子，念書犯了戒規，不是三個就是五個，這與中國封建幾千年的社會有密切關系，我上初小到高小沒挨過老師的闆子。主要原因是我所遇的老師是地下黨員，他們不用舊方法教學，高小老師們更不喜用那種封建的方法教學。我們六個親密的同學誰也沒受過闆子，做錯了，老師隻是訓斥一頓。

在北格上高小二年,每周禮拜六回家一次,禮拜一背上自己應攤的一份口糧，口糧都是粗糧，如高粱面、玉米面等，北格距我村二十華裡,十多歲的我每周如此，在學校每天早飯是玉米面做的煮疙瘩,午飯是高粱面，外加鹽醋菜自理,晚上是和子飯,一般吃不到白面，周而複始，日日如此，生活條件雖苦，但人人沒有怨言,一心奮發努力求學，為将來找條出路。

到了北格學校盡管仍是個土包子，但比起在村裡上學那就洋氣多了,能在外邊住宿讀書,在穿着上和村裡人也不一樣了,主要是接觸社會，有了交往，就高升一步。在北格學校生活簡樸，學習艱苦。早晨起來跑步,回來上自習，上午四節課休息一小時,下午上四小時課，晚上自習，每日做一篇日記,一周作一篇文章,其他課程當日學習，當日消化。兩年的學校生活受益匪淺，學到了不少知識，師生之間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住校兩年,每當晚上自學前後,總有一段休息時間,學生們成群結隊,集中起來,在宿舍談論風聲,談論的話題，多是革命内容。說西山民主政府好，東山王立崗在潇河上打擊了日本子,北格僞小隊長在張花營村被伏擊打死了。這樣的消息很快傳進學校，主要是老師中有我地下黨員活動。學校有學生會，學生會的同學年齡比我大,學習成績比我好。是學生會主席，我雖學習成績不好,但也算上等生,加上性情直爽、開朗,我也當過學生會副主席、秩序股長，如學生不守規矩,由學生會秩序股長維護，出外整隊也是我的責任，一般下學排隊都是另一個同學張林棟的任務。到現在，老同學們回憶起這段事來，也說我當年的威風,說我後來搞了軍事工作,走上革命道路，都是從小養成的性格決定的。

三高小在太原縣(相當于現在的南郊區)與其他學校相比，是首屈一指的，有人說從三高出來的學生，在社會上都是有模有樣很有出息的，這是教學品質好和教員素質高，決定了學校的聲譽，是以我在這個學校上學,打心眼裡十分驕傲。後來才知道日寇統治時期，我縣在河東建立了三個共産黨支部,其中三高就有一個,在我縣知識分子集中地早有共産黨員在學校活動,共産黨員是秘密的,單線聯系,即使在同一桌吃飯，同一炕睡覺，同一房間辦公，互相不知誰是共産黨員。校長崔立忠(張花人，曾任太原市第五中學副校長)是東山系黨員，他不知老師牛樂道(支部書記)、蔔駿是西山系共産黨員，是以校長還限制我們的活動，而牛樂道、蔔駿二老師開展革命工作時還防着他，怕暴露黨的秘密，解放後這些秘密揭曉，才知道原本都是自家人。學校雖辦在敵占區,但同情革命參與共産黨活動者陸續不斷，學校常表現出革命氣息，從學校培養的學生，後來大部分參加了革命工作，沒有一個給日寇效命。1984年搞校慶時，學生大聚會，大家都是革命者或平民，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三高校是個革命人才的搖籃,雖辦在敵占區，但培養了好多革命者，我們也是從這裡走上革命道路的。在日寇投降前後，三高學生參加革命者更多，像我們這批十四五歲者,離家出走投身于革命工作者更是不勝枚舉。女同學離家出走，走上革命道路者，也是尋常事。最後牛樂道、蔔駿、馬負圖等老師都走出學校上山搞革命工作。

1942年我從北格高小畢業。畢業即面臨失業,隻有考中學有條出路,但這條路不好走。那時升到北格高小者，全村才去了五個人,從高小去太原考國中時又減一半以上。記得當時畢業班三十餘人，考上國中的有十幾個，我們村隻有肖輝和我。父親給了幾塊錢，我和同學們從北格出發，徒步走到太原,已經晚間了。有親者投親,無親者住店,那時的私人小店很多,但到晚間臭蟲咬人無法形容,白天啃個燒餅喝碗豆腐,當時吃這些苦無所謂,重要的是怕榜上無名，那時的太原隻有幾個中學,一個是技校即第一太中(現上馬街七中校址)，第二個是太師(現解放路十中的校址)，還有一個是侯家巷的太技(即太原技校，校址在現在的師專)。我願考太技，因為畢業後可當勞工,當勞工在當時被認為是很有出息的。是出人頭地的。是以我報考了太師。

那時的太原，街道都是泥濘土道,下雨後臭氣熏人,泥濘難行。富人坐黃包車,窮人靠徒步。我們夜晚駐在小店中，挨臭蟲咬,白天啃燒餅等候張榜公布考試成績。十來天的日子真難熬,等到結果出來卻是榜上無名。帶着沉重的腳步和悲觀情緒回到村裡。這是我第一次來太原和第一次考試落榜。回村後沒有勇氣進家門,準備吃大人的訓。果然如此,進了家門，就像縣太爺審犯人，遭到大人一通臭罵,真是無奈。

後來父親托人讓我到太原大北門街東頭道巷市第一國小補課。期間還有張花營的何師賢,北雲之的馬鍛葉,南門外隻有我們三人住校。上課還算不錯,在這學了近一年,第二年報考太師,終于考上了。但不順心的是，學校硬性規定學生們上午說中國話,下午不準說中國話,一律學日語，并派有日本人督學,如下午有人說中國話,就手打腳踢,更為糟糕的是生活沒有保障，高粱窩窩頭每人兩個，每頓飯都限量供應，根本吃不飽，餓的慌。因為副食不好，吃不到足量的菜，以緻拉不下屎來,甚至出現屙血。對這樣的奴化教育和艱苦的生活條件，學生們很不滿，是以紛紛退學回家，我也是其中之一，大約過了半年這樣的生活，這是我中學生的一段難忘的心酸經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