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連科｜我常常在某種沖突和悖論中寫作

本文節選自《感念》閻連科 著

我常常在某種沖突和悖論中寫作。因為害怕和逃避死亡才要寫作，而又在寫作中反複地、重複地去書寫死亡。

生命與時間

生命與時間是人生最為糾結的事情，一如藤和樹的纏繞，總是讓人難以分出主幹和蔓葉的混淆。當然，秋天到來之後，樹葉飄零，幹枯與死亡相繼報到，我們便可輕易認出樹之枝幹、藤之纏繞的遮掩。我就到了這個午過秋黃的年齡，不假思索，便可看到生命從曾經旺茂的枝葉中裸露出的敗謝與枯幹。甚至以為，悅然讓我寫點有關作家與死亡、與時間的文字，對我都是一種生命的冷涼。但之是以要寫，是因為我對她與寫作的敬重。還有一個原因，是朋友田原從日本回來，告訴我了一個平緩而令人震顫的資訊，他說谷川俊太郎先生最近在談到生命與年歲時說道：“生命于我，剩下的時間就是笑着等待死亡的到來。”

富有朝氣、卓有才華的詩人兼翻譯家田原，年年回來總是給我帶些禮物。我以為他這次傳遞的資訊，是他所有禮物中最為值得我收藏的一件。在日本的亞洲文學，或說世界文學，大江健三郎、谷川俊太郎和村上春樹，約是最為醒目的鍊環。他們3個人中，詩人谷川俊太郎年齡最長，能說出上邊的話，一是因為他的年歲，二是因為他的作品，三是他對自己作品生命的自省和自信。由此我就想到，于一個作家而言，關于時間、關于死亡、關于生命，可從三個方面去說：一是他自然的生命時間，二是他作品存世的生命時間，三是他作品中虛設的生命時間。

自然的生命時間，人人都有，無非長短而已。正因為長短不等，有人百歲還可街頭漫步，有人早早夭折，如流星閃逝。這就讓活在中間的絕大多數，看到了上蒼對人的生命之無奈的不公，滋生的人類生命本能最大的敗腐，莫過于對活着的貪求與渴念，是以膨脹、産生出活着的無邊欲望和對死亡莫名的恐慌。

我就屬于這絕大多數中最為典型的一個。在北京，最怕去八寶山那個方向。回老家最害怕看見癱坐在村口曬陽的老人和病人。十幾年前，我的同學因為腦瘤去世，幾乎所有在京的同學，都去八寶山為他送行，唯獨我不敢去那兒和他最後見上一面。可是結果，大家去了，在傷感之後，依然照舊地工作和生活，而我卻每天感到隐隐的頭痛頭漲，嚴重起來如撕如裂，于是懷疑自己也有腦瘤，整整有半年時間，不寫作，不上班，專門地托親求友，去醫院，找專家，看腦神經、腦血管和大腦相關的各個部位。單各種CT和核磁共振的片子拍得有一寸厚薄。醫院和專家，也都不惜你的錢，看見小草就說可能會是一株毒樹，不斷地引領你從感冒的日常遙望癌症的未來，直到最後在北京醫院求見了一位80多歲的腦瘤專家，他在比對中看完各種片子，淡淡問我：“你看病自費還是報帳？”我說：“全是自費。”他才朝我一笑，說你的頭痛頭漲，還是頸椎增生所緻，回家按頸椎病按摩去吧。

實話說，我常常為死亡所困，不願去想人的自然生命在現實中以什麼方式存在才算有些意義。躲避這個問題，如史鐵生一定要把這個問題想清弄明的執著一樣。比如寫作，起初是為了通過寫作進城，能夠逃離土地，讓自己的日子過得好些，讓自己的生命過程和父母的不太一樣。後來，通過寫作進城之後，又想成名成家，讓自己的生命過程和周圍的人有所差别。可到了中年之後，又發現這些欲望追求，與死亡比較，都是那麼不值一提，如同我們要用一滴水的晶瑩與大海的枯幹去較真兒。

誠實坦言，直到今天，我都無法超越對死亡的恐慌，每每想到“死亡”二字，心裡就有種灰暗的疼痛。會有種大腦供血不足的心慌。就是兩三年前，北京作協的老作家林斤瀾先生因病謝世，我找不到理由不去八寶山為他送行，回來後還連續3個晚上失眠煩惱，後悔不該去那個到處都是“祭”字、“奠”字和黑花、白花的地方。現在，弄不明白我為什麼要繼續寫作，我就對人說：“寫作是為了證明我還健康地活着。”我不知道這句話裡有多少幽默，有多少準确，隻是覺得很願意這樣去說。因為我不能說：“我寫作是為了逃避和抵抗死亡。”那樣會覺得太過正經，未免多有秀演。可把死亡和寫作，把一個人的自然生命和文學聯系在一起時，我實在找不到令我和他人都感更為貼切、更為準确，又可信實的某種說辭。

我常常在某種沖突和悖論中寫作。因為害怕和逃避死亡才要寫作，而又在寫作中反複地、重複地去書寫死亡。我說《日光流年》是為對抗死亡而作，其實也可以說是因恐懼死亡而悠長的歎息。《我與父輩》中有大段對死亡淺白簡單的議論，那也其實是自己對死亡恐懼而裝腔作勢的呐喊。我不知道我什麼時間、什麼年歲可以超越對死亡的恐慌，但我熟悉的谷川俊太郎先生，在年近80歲時說了“生命于我，剩下的時間就是笑着等待死亡的到來”那樣的話，讓我感到溫暖的震撼。

這句對自然生命與未來死亡的感慨之言，我希望它會像一粒螢火或一線燭光，在今後的日子裡，照亮我之生命與死亡那最灰暗的地段和角落，讓我敢于正視死亡，如正視我家窗前一棵樹木的歲月枯榮。

如果把人的自然生命視為一條某一天開始流淌、某一天必然消失的河流，于作家、詩人、畫家、藝術家等等相類似的人而言，從這條河流會派生出另外的一條河流來。 那就是你活着時創作出的作品的生命時間。 曹雪芹活了大約40幾歲，而《紅樓夢》寫就約近250年，似乎今天則剛入生命盛期。 沒有人能讓曹雪芹重新活來，腐骨重生，可也沒有人有能力讓《紅樓夢》消失死去，成為廢紙灰燼。 卡夫卡41歲時生命消失，而《城堡》《變形記》卻生命蔓延不衰，歲月久長久長。

他們在活着時并不知自己的作品會生命久遠，宛若托爾斯泰活着時，不對自己的寫作和作品充滿信心。 一個畫家不相信自己的作品可以長命百歲，并不等于他不理想着自己的作品生命不息。 一個作家之是以要繼續寫作，源源不斷，除了生存的需求，從根本去說，他還是相信，或者僥幸自己可以寫出好的乃至偉大的作品來。 如果不怕招人謾罵，我就坦然我總是存有這樣僥幸的莽撞野願。 但我也知道，事情常常是事與願違，倍力無功，如一個一生長跑的運動員，到死你的腳步都在衆人之後。 你的沖刺隻是證明你的雙腳還有力量的存在，證明你在長跑中掉隊但沒有選擇放棄和退出。 如此而已，至多也就是魯迅歌頌的“最後一個跑者”罷了。

在中國作家中，我不是寫得最多的，也不是最少的； 不是寫得最好的，也不是最差的。 我是擠在跑道上沒有停腳者的一個。 跑到最前的，他在年老之後，可以坦然地站在高處，面對夕陽，平靜而緩慢地自語： “生命于我，剩下的時間就是笑着等待死亡的到來。 ”因為他們在時間中證明并可以看到自己作品蔓延旺茂的生命，而我于這些證明和看到的，卻是不可能的一個未來。 何況現在已經不是一個閱讀的時代。 何況已經有人斷言宣布： “小說已經死亡！ ”在我來說，我不奢望自己的作品有多長的生命力，隻希望上一部能給下一部帶來寫作的力量，讓我活着時，感到寫作對自然生命可以生增存在的意義。

今天，不是文學與讀書的時代，更不是詩歌的時代，可谷川俊太郎的詩在日本卻可以每部印至3萬餘冊，一部詩選集印刷50餘版，80多萬冊，且從他20歲到79歲，60年來，歲歲暢賣常賣。 這樣我們對詩人已經不可多說什麼，就是聶魯達和艾青還活着，對今天日本人癡情于某位詩人的閱讀，也隻能是默默敬仰。 這位詩人太可以以“笑着等待死亡的到來”的姿态面向未來。 而我們一生對寫作的付出，可能隻能換回當年濫俗的保爾·柯察金的那句名言：當他回首往事時，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如此虛胖的豪言，也是寫作的一種無奈。

作品的存世，隻能說明我們活着的方式。 希望自己寫出傳世之作，實在是一種虛胖的努力，如希望用空氣的磚瓦，去砌蓋未來的樓廈。 但盡管明白如此，我還是要讓自己像堂吉诃德一樣戰鬥下去，寫作下去，以此證明我自然生命存在的某種方式。 “決然不求寫出傳世之作。 一切的努力，隻希望給下一部的寫作不帶來氣餒的傷害。 ”這是我今天對寫作、對自己作品生命的唯一條約。

努力做一個不退場的跑者，這是我在戰勝死亡恐懼之前的一個卑微的寫作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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