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柳街｜吳佳燕：沖突的反構與奇妙的混合

沖突的反構與奇妙的混合

□吳佳燕

“我渴望以自己的方式講述故鄉的故事，一個更真實的被風刮過的故鄉”，萬瑪才旦短篇小說集《烏金的牙齒》扉頁上的這句話，可以視作一位藏族作家的寫作自白。他給我們講述一個個真實殊異的故事，又竭力避免藏地被景觀化書寫和獵奇觀賞的命運。有風從藏地刮過，那是充滿濃烈藏族文化風情的高原之上吹拂的現代之風，撬動着我們對于本土與外來、傳統與現代、邊地與族群的慣性思維和固有認知，也給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帶來沖擊與困惑。萬瑪才旦以融合了現代視野的本土化内部視角，描述藏民生活的日常與變化，尊重個體的真實感受與體驗，并試圖在這種個體化書寫中去保留一個族群的特色與文化，呈現具有超越性的精神力量和人性人情之美。

萬瑪才旦的小說叙事簡約深刻、筋骨畢現，可以窺見卡佛極簡主義的影子，抑或符合藏族性格表達方式和民間口頭叙事傳統。文本内部有密度和力度，叙事節奏把控到位，作品完成度高，有“一句頂一萬句”甚至“瘦骨嶙峋”的叙事風格。大量的獨句成段，大段的人物對話，近乎白描的動作巨細，叙事高潮的戛然而止，以及電影般的場面感和鏡頭感，都讓萬瑪才旦的小說富有叙事和思考的力量。發于本期的《猜猜我在想什麼》全文不到六千字，卻緊湊有力、異質鮮明，就像一台意味深長的獨幕劇。主要情景就是失蹤99天的洛藏從外地回來，跟發小在空蕩蕩的院子裡喝酒。故事通過人物的對話和周圍場景的變化進行推進：洛藏家為何家徒四壁？為什麼圍觀的村人陸陸續續地把拿走的東西又送了回來？這其中，昂貴的青稞酒是一個重要的助推器，寓示着欠債人洛藏由窮困潦倒到衣錦還鄉重建個人榮耀的身份轉變，讓大夥由追債的如願以償到對榮華富貴和外面世界的向往。金錢帶來的魔力以及對人際權力關系的改變可見一斑。然而微醺膨脹的洛藏讓人嘗酒的前提卻是猜猜他在想什麼，折射的是對人為物役的反思以及對生命本身的了解和珍視。

一如産于本地又被商業包裝成各種等次的青稞酒，萬瑪才旦擅長抽取日常生活中司空見慣的物什進行意義的發掘和重組，把這種寓意豐富又充滿沖突的意象作為叙事的道具和推動。如“氣球”這一普通玩具在藏地卻是稀罕之物，避孕套這一現代文明的産物在藏民生活中也成了令人無知和羞恥的禁忌。當孩子突發奇想把大人藏着的避孕套吹成氣球玩兒，“氣球”這一意象便凝結為遊戲與生殖的雙重意義，由此引申出女性的生育困境。“水果硬糖”不僅是懷舊之物，還是活佛對女孩的贈與。這讓女孩此後的生活既結下佛緣，又充滿苦難，兩個兒子都不能留在身邊，最後隻能因為病重才一家團聚，在水果硬糖的重溫中深味生活與命運的滋味。“烏金的牙齒”是神聖與世俗的混合，因為活佛烏金曾經是“我”的國小同學，他圓寂後佛塔裝藏的牙齒裡混有“我”小時候扔到他家房頂上的乳牙。牧羊人塔洛的“小辮子”是個性與身份的象征，卻在入城辦身份證的過程中被人剪去小辮子、騙走賣羊錢，不但泯滅了個性，還迷失了自我，陷入現代社會的各種旋渦。這些意象是具象與抽象的結合、本意與他意的混合，還有本土和外來、現實與信仰的各種沖撞。

萬瑪才旦特别擅長反構沖突，即在最應該發生沖突的時刻被他溫和處理或一筆帶過，在最不起眼或習慣性的地方卻蘊藏巨大的反差或反轉。這背後有地域的差別、文化風俗的差異、思想觀念的碰撞，也有複雜的人性情感，更與他開闊多元的視野有關。這些沖突涉及兩性、代際、同代人之間，還關涉傳統與現代、世俗與神性，是現代化程序中藏地人民必然要遭逢的現實變化、内心疼痛以及困惑。愛情在萬瑪才旦的小說裡不再是獨占排他的，而變得博大慈悲。《水果硬糖》裡情敵相見的兩個女人竟然沒有發生什麼沖突，而是等割麥的男人回來自己決定，彼此隐忍的情感中充滿痛苦與悲憫；《特邀演員》裡老人的第一個老婆因為生病獨自在縣城住着，還說服老家的一個姑娘嫁給了老人。更大的沖突來自于在本民族文化傳統和現代化語境夾擊下的藏民對女性生育、孩子去留、身份認同、物質與精神、生活與信仰等方面如何認識處理的問題。《氣球》和《水果硬糖》都關切女性的自身處境。當已經生下三個孩子、生活困難的女人意外懷孕并被認定為親人轉世，“生不生”成為擺在她面前的巨大難題。當女人因為丈夫早逝、一直想留個兒子在身邊，沒想到大兒子是讀書的天才、小兒子被指認為活佛轉世，“留不留”成為她内心孤苦又無從選擇的煎熬。萬瑪才旦說因果輪回是認識藏地最重要的意象，并為其注入現代視野。是以，藏族的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既融為一體，又有沖突沖突的時候。是以生活與生育重壓之下的女人會有對親人轉世到自家的懷疑，當了活佛的孩子也有天真膽小的一面和對母愛的渴求，而轉世活佛的哥哥或同學也會對其産生又熟悉又别扭、又親近又敬畏的複雜感受。還有《藝術家》裡磕長頭去拉薩的師徒倆被外面的人當作行為藝術家透出的隔膜與荒誕；《誘惑》和《牧羊少年之死》都涉及世俗的愚昧無知和活佛不被識别及了解的痛苦。這些層層沖突，是萬瑪才旦關注故鄉的困惑和疼痛，也是關切人之為人的生存之苦與精神困境。

萬瑪才旦的小說更彰顯出具有超越性的人性人情之美。超越自我超越世俗超越禁忌，打通生與死、天與地、凡俗與神聖。《嘛呢石，靜靜地敲》裡的刻石老人受人之托終人之事，死後也要在月光下刻完未竟的六字真言才去往生。萬瑪才旦借喝酒、夢境讓人物陰陽對話、生死相通，既是對托付的交代，也是積德行善彰顯大愛。《八隻羊》裡兩個語言文化不通、根本無法交流的陌生人，是人性人情讓他們越過表達的藩籬，心意相通地抱頭痛哭。《特邀演員》裡的老人打破禁忌去當群衆演員為現實解難，是對信仰的超越和人性的升華。《水果硬糖》裡的女人讓麥客跟着來找他的老婆孩子回家，獨自撫養小兒子，可是後來的每一年麥客夫婦都跑來幫女人割麥子，麥客死後他妻子又帶着兩個女兒來幫忙。這樣一種具有超越性的情義接力，閃爍着人性人情的溫暖美好。

萬瑪才旦的小說用獨特的筆調講述現代目光審思下的藏地生活，真實蒼涼而又魔幻奇異。每一個細節都潛藏着民族的文化記憶和精神意象，每一個故事都像亦真亦幻的現實寓言。這與他闊大豐富的各種混合有關：身份的雙重性，視野的開闊多元，意象的雜糅，本土與外來的碰撞，傳統與現代的搖擺，民族語言文化的傳承與融合，物質與精神的抵牾相依。多重的混合帶來奇妙的化學反應，讓萬瑪才旦的小說新鮮、異質，别具一格又發人深思。萬瑪才旦的故鄉叙事是敞開的、多元的，有各種進入和闡釋的路徑，但另一方面，他一直以藏地為精神故鄉，從内部向外打開，奇妙的混合和沖突的反構都是出于對族群文化的保留與超越。由此想到藏族作家的漢語寫作，除了萬瑪才旦，還有阿來、紮西達娃、次仁羅布、央珍、江洋才讓等不斷湧現的優秀作家，為什麼藏族作家的漢語寫作在整個少數民族創作中卓然而立，為什麼藏族作家的作品比一些漢族作家更為出色更有質感和沖擊力？這是一個饒有意味、值得深思的話題。除了藏地生活、寫作題材的獨異性，因為有本民族語言文化托底，藏族作家對漢語的敏感、思維方式的不同、語言表述的轉化，對他者事物的獨特感受和了解，都可能成為他們文學的寶藏，為其寫作助力。以此為鑒，對照的是漢族作家自身寫作上面臨的各種慣性和疲沓。進而言之，在這個世界一體化背景下，如何保持對自身語言和生活乃至民族文化的敏感性，既能保留特色增加辨識度，又能在更大的範圍内被認可和接受，是每一位寫作者都可能遭受的境遇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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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文藝》2022年第2期

▲吳佳燕